蒙古的肃反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联政府的指使下，蒙古军政官员被逮捕了一万多人，许多人遭到枪决。外交部副部长桑布刚刚还在满洲里会议上跟日本人争得面红耳赤，一回国就人头落地，让他的谈判对手瞠目结舌。
由于肃反的影响，蒙古军民逐渐对扶植他们独立的苏联从亲近变为厌恶，蒙古官兵也暗中转向崇拜自己的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些才从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为了自保，表面上装作亲苏，实际与苏联军官们并不是一条心。
这样的内幕消息被一个接一个叛逃者带入“满洲国”，让关东军听了心花怒放。关东军各师团内部纷纷传说，苏军比张鼓峰时期还要不堪一击，关东军只消出动一个主力师团，就可以轻松拿下苏军的两到三个步兵师。
类似的情绪也被传染给了基层官兵。在第23师团，几乎所有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
现在，他们热切盼望的东西终于来了，有什么理由不开心，有什么理由不亢奋？
张鼓峰一役后，尽管第19师团损兵折将，而且张鼓峰也丢了，但尾高和第19师团却由此名扬军界，要不然尾高也不会那么快就升为军司令官，并离开原来那个无人问津的地方了。
想要哪种名，先表哪种情。小松原气宇轩昂，仿佛他也像尾高一样即将踏上成功的红地毯。
1939年5月21日，小松原决定派山县联队和搜索队一齐去诺门罕会会苏联老毛子。
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看过师团下发的敌情通报，认为使用整个联队都嫌浪费，带上一个主力大队，组成山县支队就够得不能再够了。看到山县如此气壮如牛，搜索队长东八百藏就像竞赛似的，也只带了骑兵和战车各一个中队，组成搜索支队随行。
小松原将作战计划上报关东军总部。得知苏军掺和了进来，关东军总部多少变得小心起来，植田司令官和一群幕僚研究了半天，向小松原提出，部队可以暂不出动，静待时机，等苏军逐渐失去防备，再进行突然袭击。
这条计策摆到小松原的案头时，作战程序已经启动。官兵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个胸脯挺得老高，如果再喊他们回来，难免要疑神疑鬼，因此小松原并未撤销作战令，他让日军到诺门罕后，先别急着攻击，以便符合总部的偷袭意图。
当天晚上，第23师团卫生队接到命令，必须于第二天一早，随主力部队开赴诺门罕。之所以要提卫生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后需要时时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叫松本草平。
不是说松本对于战役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他从头至尾参加了整个战役，并且在战后做了详尽记述，出了一本书。换句话说，他是诺门罕战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松本毕业于九州医学专科学校，熬到三十多岁，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医院。作为一个有家有业的中等收入阶层，他当然不会像一般街头小混混那样热衷于喊打喊杀或浑水摸鱼。
这时陆军省发出了关于“全民总动员”的参军征召令。
第一次接触
中国的正面抗战对日军力量消耗极大，按照日本战史中已有所隐瞒的数字，日军仅在淞沪会战中的死伤就已接近十万，约合八个师团，这些死伤人员均为一线精锐师团里的老兵。以后虽然一次性伤亡再没有如此惨重，但到武汉会战结束，如果把历次战役中的伤亡加起来，也是一个让参谋本部坐立不安的数字。
一批死了，就得另一批上，“全民总动员”即缘于这一背景。松本的医院开业才不久，尚处于初创阶段，可是被“爱国”的宣传口号一鼓动，松本“一颗赤诚之心燃烧起来”，脑子一发热，立即报名加入了军医预备队。
几天以后松本才知道，附近报名的医生寥寥无几，加他一块儿，不过才四个人，而宣传上说“所有医生都有义务报名”，难道“所有医生”就只有四个？
都这个时候了，老实的还是老实，滑头的还是滑头。松本为此后悔不迭，有一种上当受骗后的失眠感觉。
松本被编入第23师团卫生队，并担任见习医官，随后便跟着师团前往海拉尔。因为是秘密行动，出发时连家属都不知道，这些人就匆匆地踏上了行程。
沿途“漫长而无聊”，师团官兵所乘坐的列车全挂着窗帘，基本与外界隔绝。士兵们只有趁带队军官疏忽之际，才能掀起窗帘偷偷地往外瞄上两眼。
当列车经过东北时，即便只能透过窗缝暗瞧，松本仍然被惊得目瞪口呆。车窗外，是一大片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地，如此景观，在国土狭窄的日本难以看到。
其实好多年前，当石原莞尔第一次踏上东北土地时，他的那种惊异与激动，和松本别无二致，当然，除此之外，他的目光中还有更多属于强盗的贪婪。自此以后，就有了“九一八”，有了“七七”，军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难以遏制，连“老前辈”石原最后都落伍了。
可是强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未到达目的地，松本就有了这种体会。
熊本气候温暖，与东北完全不同，第23师团的官兵大多不甚耐寒，但他们开赴东北时，正值寒冬，到处冰天雪地。士兵们靠近窗户呼出的气，马上就会冻成白冰，松本在观看窗外时，都不敢把脸靠车窗太近，唯恐鼻子被冻到玻璃上拔不下来。
到了海拉尔更要命，当地晚间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度，师团的医务室天天“门庭若市”，被冻伤或因寒冷引发其他疾病的伤号络绎不绝。
由于伤号太多，屋外又过于寒冷，第23师团不得不推迟野外训练计划，就在这一时期，松本有了与诺门罕的第一次接触。
别的部队怕冷可以窝在屋子里，只有搜索队不行，外出侦察是他们的本分，哪怕被冻成一条条僵尸也得出行。因为哨所报告蒙古军时常“越界”，小松原便临时从搜索队抽了二十多人，前去诺门罕进行侦察。
松本作为军医随行，那次侦察行动让他遭了大罪。
去的时候是拂晓时分。海拉尔至诺门罕一带，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的气温都低于零下四十度。松本跟侦察兵们挤一块儿，乘的是顶上没篷子的大卡车，这时天上下着大雪，地上刮着寒风，简直是在受酷刑。没过一会儿，松本就感觉全身都被冻僵。
偏偏目的地还不是一会儿就能到。诺门罕除了哈拉哈河东岸那一块湿地外，植被非常稀少，抬眼望去，全是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小沙丘。这些沙丘千篇一律，很难作为自然地标，行军时，要保持一个易于确定的参照物或不迷失方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整整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总算到了哈拉哈河附近。一些侦察兵拿着望远镜前去侦察，松本站在卡车上待命，可怜他已经被冻得迷迷糊糊，手脚麻木，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那些侦察兵大概常年在外，挨冻受累惯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不说，松本也不好意思再说受不了的话，他只好在卡车上一个劲跺脚，活动身体，同时不停地咀嚼冰糖，这才缓过劲来。
那是3月份的事。到了4月，第23师团真正开始进行野外训练，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和恢复，病号减少了三分之二，松本对严寒的承受能力，也比先前要好了许多，可是诺门罕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进军诺门罕的动员令传到卫生队时，松本既紧张又不安，不知道这次诺门罕会给他什么苦头尝。
来者不善
1939年5月22日，卫生队一大早便尾随山县支队出发。这支随军卫生队由卫生兵、担架兵、辎重兵组成，临时队长就是松本本人。
早上的呼伦贝尔草原天气晴朗，气候怡人，似乎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卫生队成员们因此心情轻松，路上笑声不断，犹如小学生郊游一样。
野战部队均由师团汽车队负责运送，而卫生队全是跟着运输马车步行，因此前后很快拉开距离。5月22日午后，搜索支队、山县支队率先到达了诺门罕。
按照小松原的要求，山县没有马上接战，而是一面隐蔽作战企图，一面进行地形和敌情的侦察。
在陆军按兵不动的同时，空战的锣梆已经提前敲响。继日军航空兵击落苏军侦察机后，双方战斗机面对面地展开了首次交锋。
当天，苏军出动了伊…16战斗机群，“燕子”们在诺门罕的上空比翼齐飞，日军应战的是九七式战斗机，代号ki…27。
一场对攻下来，苏军落败，伊…16不是被击落，就是被击伤。意识到对手来者不善，苏军迅速将第22驱逐机团调到蒙古东面的图们机场，以与日军航空队相抗衡。
第22驱逐机团拥有28架伊…16和36架伊…15。伊…15俗称“黄莺”，这是一种老式的双翼机，但其优点是发动机功率很大，能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理论上应该比“燕子”更适合空战。
可是理论只是理论，实战中，“黄莺”显得很是笨拙。在5月23日发生的新一轮空战中，苏军一个战斗机大队全军覆没。
通过空战和对地面机场的侦察，日军航空队发现了苏联空军的大幅度增兵趋向，并由此判断，当时苏联战机的数量已经超出日军。
关东军司令部真有个好婆婆的样，为了帮助第23师团取得制空权，植田第一时间便下令再增派一个飞行战队，在海拉尔组成第12飞行团，其中第10战队为侦察和轻轰炸机战队，第11、12战队为战斗机战队。
5月24日，第12飞行团长东荣治少将奉令从哈尔滨进驻海拉尔，对今后的空中作战进行统一指挥。
东荣治一到海拉尔，便着手建筑野战机场群，部署空、地勤部队，摆出了放手一搏的架势。5月24日这一天，日苏飞行员们再次在诺门罕的空中展开惊心动魄的大血拼。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下载苏联空军预定以战斗机大队的形式，组织“燕子”与“黄莺”联合作战。因伊…15飞行速度较慢，伊…16大队提前到达了集合空域，可是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伊…15大队的踪影。没有同伴联手，伊…16大队也少了底气，于是决定返航。
即便在返航途中，仍没有遇见一架伊…15，飞行员们又惊又疑。直到回到机场，一查询他们才知道，伊…15大队在前往集合的路上，已遭到日机攻击，所有战斗机一架不剩，全部被击落！
苏军遭遇到了参战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失败。其实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日本航空兵原先只在关内与苏联志愿空军交过手，但当时的战斗规模很小，也因此对苏联空军的实际作战水平并不掌握。大动干戈的诺门罕空战，迫使双方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航空兵们这才感到苏联空军不好对付。
苏联空军的失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败给对手，而是败给了自己。空军系统中展开的肃反，包括苏联空军主任、副主任、远东地区空军主任在内，苏联空军中四分之三的高级将领遭到清查，最早一批掌握先进空战思想和指挥能力的人被扫荡一空。
到诺门罕空战爆发时，只好由一名少将临时主管空军。由于调配无方，空军上层机构重复而臃肿，指挥体系混乱，很多有经验的老飞行员被分配给各级陆军使用，没有能迅速集中起来。直接在前线作战的多位年轻飞行员，他们受到的飞行训练质量很差，缺乏这种高强度空战应具备的飞行技术和战斗技能。
反观日方参战的第11、12战队，航空兵们均是通过“精兵主义”训练出来的老手，飞行时间多在一千小时以上，同时还具备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
第11战队参加了许多较大规模的侵华战役，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长城抗战、七七事变，由此得以培养出一批以筱原弘道为代表的王牌飞行员。
筱原弘道的飞行和格斗技术熟练刁钻，在前两轮诺门罕空战中，他因一人击落9架伊…15而一举成名，是关东军直至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头号王牌。
第24战队的突出之处则是战队的指挥能力，其战队长原来供职于陆军航空本部，两个中队长也都是飞行教官出身，空中指挥游刃有余，特别善于抓住战机。伊…15大队还未到达集合空域，便遭到日机全歼，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双方在指挥能力和应变上的差距。
短短两天之内，两个战斗机大队先后覆没，给苏联空军造成了沉重打击，飞行员们的士气陷入低迷之中。
土豆坦克
5月24日，松本卫生队前往诺门罕的行程才进展到一半。
在被主力甩开后，已没人给卫生队带路或指引方向，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沿草原上留下的车轱辘印往前挪。
卫生兵不是野战兵，野外长途拉练并不是他们的强项。行军队伍中，笑声渐渐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人人脚上磨出的水疱，以及背包的压力。这个时候，松本倒宁愿坐在卡车上冻一冻，毕竟三个小时的熬煎总好过三天的折磨。
看到运输卡车从身边不停掠过，却不能捎上自己一段，卫生兵们牢骚满腹，有人忍耐不住，朝着卡车的背影破口大骂：“混账王八蛋！”
呼伦贝尔的气候开始显露出它的狰狞：中午气温超过三十度，可是晚上还不到十度，可谓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窖。
白天汗流浃背，犹如在烈日下烤人肉串，卫生兵们所带的水壶摸上去滚烫，连壶里的水也跟烧开了差不多。到了晚上，却又被冻到四肢僵直，早上浑身酸痛，怎么爬也爬不起来。尤其到最后两天，水壶已空空如也，士兵们一边走，一边朝着天大喘气，仿佛一群被冲到岸边脱离水面的鱼。
卫生队22日出发，26日才到达诺门罕，中间整整花了四天时间。在野外宿营地，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条小河，众人也不管水能不能喝，就像牛一样趴在岸边，咕嘟咕嘟地把自己给灌了个饱。
松本感觉是小河挽救了他和整个卫生队，灌下肚子的水“从脑门顶一直甜到脚后跟”。
1939年5月26日，小松原师团长离开海拉尔，前往诺门罕进行检查。
这时关东军高级参谋辻政信已坐镇于海拉尔。在小松原动身出发之前，辻政信亲自越境做了一次侦察，以避免再出现“60人”那样的错误，回来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小松原，经过他的反复侦察，确定河东的苏蒙军只有四百人，而且没有什么重武器。
辻政信看得起中国兵，并不表明他就看得起苏联兵和蒙古兵。他曾说过，假如持相同武器，日本兵排第一，中国兵排第二，苏联兵充其量位居第三。
按照辻政信的计算公式，日军只要派一个一百多人的中队，就能轻松搞定四百人的苏蒙军——老大打老三，那是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事。
听到这话，小松原更加信心满满，他派去打仗的可不止一个中队，如此说来，绝对干得过。
小松原到前线后，先是检查了备战情况，接着又听取了前敌总指挥山县联队队长的汇报。根据部队到达和准备的进程，山县把进攻时间确定在28日拂晓。
见已万事俱备，小松原当晚便放心地返回海拉尔。
1939年5月27日晨，日军继续向被作为集结地域的将军庙前进。这时的日本兵个个精神抖擞，就连向来“胆子小、皮儿薄”的卫生队都端出了“皇军之花”的架势，大家根本就不把苏蒙军放在眼里。
卫生队队长松本也是如此，但当部队到达将军庙时，一幅情景令他大为震撼。
墙壁上有一个大窟窿，能分辨出那是炮弹打出的贯穿洞。显然这颗炮弹不可能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