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抓紧时间，第23师团所属的藤田步兵大队便率先过河，辻政信也随这支部队到达了河西。
在日军的登陆点上，驻有一支蒙军的小型警戒部队，他们没想到日本兵会突然冲到眼前，由于缺乏准备且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很快就被日军击溃。
自从塔木斯克基地遭到日军空袭后，苏联空军忙于增补新的飞机，空中侦察不足，所以小松原的这次大规模兵力调动，事前并没有为苏军所察觉，即便日军已经过河，蒙古高台上的炮兵阵地也未作出及时反应。
上午10点，河西兵团的一线主力大半得以过河。小松原驻足向上游远眺，他所站的位置，距离苏军连接两岸的渡口和高台炮兵阵地不足13公里，距离朱可夫的指挥部不到15公里，迂回包抄行动即将宣告成功。
不过在此之前，小松原还得跨过一道坎。
组合拳
相比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折戟的沙日布，朱可夫在排兵布阵上要显得成熟老练许多。沙日布没有为侧翼设置警戒兵力，朱可夫则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了一个骑兵团。
这个骑兵团就是小松原曾经宣布已被他“全歼”的蒙军骑兵15团。虽然没到被“全歼”的程度，但骑15团的损失确实比较严重，部队减员很大，朱可夫便将它调回二线，一边进行休整补充，一边担任侧翼警戒。
骑15团据守于西岸的巴英查岗山。藤田大队刚刚靠近阵地，就被蒙军哨兵发现，原先的偷袭只能改为强攻。
在战斗还没完全打响时，一名苏联高官正在巴英查岗山检查防御。他是苏联驻蒙军的总顾问阿布宁上校，见情况危急，阿布宁立即驱车赶往前沿指挥所，向朱可夫汇报了情况。
朱可夫同样吃惊不小，他赶紧下令骑6师主力赶去堵截。
日本人根据相关情报，认定在肃反的影响下，蒙古军队与苏军早已是面和心不和，出工不出力，但他们忽视了蒙古捍卫其国境的决心。
诺门罕战役是蒙古宣布独立后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在这一战中，蒙军伤亡很大，除沙日布外，还战死了一个国境警备队政委、一个炮兵政委。蒙古由此受到极大刺激，苏蒙之间的隔阂自动退至次席，为保卫蒙古国土而战成为蒙军官兵新的精神动力。
肃反之后，苏联任命乔巴布为蒙古统帅，在与苏军的密切合作方面，乔巴布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他首先移植了苏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开始向前线立功官兵颁发红旗勋章和立功勋章，并发展了一千多名士兵火线入党入团。紧接着，为弥补前线伤亡，又宣布全国进入总动员，19到35岁的蒙古男子必须应征，所有军校的三四年级学生一律提前毕业，以开赴前线作战。
乔巴布对朱可夫全力支持，早在6月下旬，他便亲临哈拉哈河前线，视察并慰问一线官兵，从而大振了蒙军士气。
巴英查岗山并不是一座高山，只是一座60多米高的大沙丘，但骑15团阻击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日军预料。
藤田大队一鼓作气，潮水般涌上了沙丘，随即按照步兵操典，准备将子弹退膛后进行白刃战。白刃肉搏时，子弹必须退膛，只是日军操典的说法，不是蒙军的，蒙军根本不理这套武士规矩，机枪手端着机枪平扫过来，其他士兵也全在拼刺中“耍了赖”，让日军大吃苦头，大队长藤田干也少佐就在这种“不公平”的拼剌对决中饮弹丧命。
拼刺毕竟是日军的强项，一旦他们站稳阵脚，蒙军并不是对手，经过两个小时的苦战，骑15团很快伤亡殆尽。
可是两个小时也不是白折腾的，利用这段时间，骑6师主力奉命赶到，迅速拉起第二道防线，在暂时挡住日军攻势的同时，也为朱可夫用兵筹策创造了更为充裕的空间。
朱可夫早已设计出了一套组合拳，但他必须得到一个人的同意。
苏军早期实行的是单一首长制，即部队的所有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在军事主官一人手中，但在肃反进入极盛时期后，苏联以双重指挥制度代替了单一首长制。双重指挥制度也叫“政委最终决定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的规定，部队长的所有战术计划和决定，都得提交同级政委同意，军事主官的一切指令和作战命令，都必须两人共同签字才行。
朱可夫的境遇不错，或许因为是“钦命”的原因，他与军政委尼基舍夫的关系处得不错，尼基舍夫对朱可夫的整套方案完全同意。
朱可夫决定将位于东岸的装甲兵团抽回，集中主力消灭西岸之敌，在此之前，他采用的手段是轰炸浮桥。
正从浮桥上通过的是河西兵团的二线部队，松本及其卫生队也在其中。在苏军炮兵阵地发威后，浮桥周围被炸到水柱冲天，烟雾加上水雾，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落到浮桥上的炮弹直接制造出炸穿炸塌的效果，这时候就需要工兵冒死下水修补。刚刚修好，轰炸机又来进行俯冲投弹，把在河边等待渡河的士兵吓得一愣一愣的。
为了对付轰炸机，日军在岸边架起了高射机关炮，这才减少了轰炸机的威胁，使得二线部队得以陆续过河。
苏军的这次轰炸虽然未能把日军二线部队拦在东岸，但已成功地使河西兵团前后脱节，一线和二线部队的间隔达到了6公里左右。
与此同时，苏军装甲兵团奉命加快向西岸移动。
1939年7月2日下午3点，小松原向战车团长安冈正臣传达了一个重要情报：河东苏军正陆陆续续地向河西撤退。
安冈负责指挥河东攻击兵团，该兵团除战车团外，还包括第23师团所属的山县联队以及一个野炮兵大队。按照计划，河东兵团应在7月3日拂晓发起正面攻击，但小松原建议安冈，可以派山县联队提前追击，否则将失去战机。
安冈与小松原在陆军大学时是同班同学。他听后怀疑苏军不会这么快就撤往河西，以为一定是老同学求功心切，犯了急躁病，因此起初没敢轻举妄动。
过了一会儿，一架日军侦察机飞临诺门罕上空，给安冈投下了一个通讯筒，这份通讯件终于让安冈坐不住了。
通讯件上写着：“已发现苏蒙军向河西撤退。”
侦察飞机在上空观察得明明白白，绝不会随便忽悠，看来苏蒙军撤退这件事千真万确。
安冈立即下定决心，当天晚上就展开夜袭，以配合河西兵团的军事行动。
下午7点40分，又一架侦察机投下通讯筒。打开一看，内容是：“东岸的苏蒙军正在向西岸撤退，应从速追击。”
安冈掐指一算，距离发现苏军西撤，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苏军得撤过去多少部队？
夏天的呼伦贝尔草原昼长夜短，时近黄昏，天色仍未有昏暗的迹象，照这个趋势来看，要是再不进攻，东岸的苏军就可能要跑得一个不剩了。
安冈按捺不住，下令不等夜袭，就“昼袭”好了。
在野炮大队实施三十分钟的压制性炮击后，第3战车联队率先从北面进发，坦克和重型装甲车纷纷冲出掩体，向苏军阵地攻去。
朱可夫将装甲兵团调回西岸，仅在东岸留置包括两个团的第36摩托化步兵师（摩步师）。因兵力缩小，摩步师在象征性抵挡一阵后，便主动放弃了两道前沿警戒阵地。
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一看，那个乐：我已经很努力地约束我的魅力了，没想到老毛子还是这么不经揍，冲啊！
吉丸命令各坦克中队放下包袱，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日军实行的是步车协同战术，战车联队后面跟着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呢，坦克这么一发飙不要紧，可两条腿的步兵如何跟得上。
山县急忙派人跑上去与吉丸联系。坦克车封得严严实实，步兵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只好举起枪托猛敲装甲车的外壳。吉丸打开舱盖，问明事由，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你们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吧。”
说完之后，他把舱盖啪地一关，坦克一溜烟开走了。
没有坦克时，山县盼坦克，有了这耍大牌的铁壳子车后，惹来的却是一肚子闷气。
难道我们非得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步兵们干脆不跑了，反正就是跑到腿抽筋也追不上。
第3战车联队放开缰绳，一路狂奔，当距离河岸只有4公里时，他们停了下来。
弱智和聪明
不是吉丸想停，实在是不得不停。
朱可夫用半个多月时间，在东岸修筑了纵深达3公里的防线，其中包括多个高地。挡住第3联队的是733高地，高地上的苏军早就严阵以待，在日军发动进攻后，他们集中一百多门轻、中、重迫击炮，向坦克群进行百炮齐射。
迫击炮发射的是霰弹，霰弹凌空爆炸，对步兵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可在坦克身上的“疗效”一般。吉丸真是想不通对手为什么要用霰弹：你们的弱智还有没有底限了？
在吉丸的指挥下，战车联队冲过霰弹雨，逼近防线前沿。一进入防线，坦克兵们开始暗暗叫苦。
朱可夫花那么多时间和工夫打造的防线，自然有它的玄妙之处。防线内密布十几道蛇腹铁丝网，这些铁丝网的铁丝呈螺旋形，坦克只要一压上去，履带就会被其死死缠住，然后坦克便进退不得，只能原地打转。
无奈之下，坦克兵钻出坦克，想把铁丝从履带上拔出，忽然临头又浇下了霰弹雨。
坦克兵们被炸得哭爹喊娘。吉丸这才恍然大悟，苏联人不是弱智，是绝顶聪明，霰弹打的不是坦克，是他的坦克兵。
第3战车联队自中队长木之本守之助少佐以下，三十多名坦克兵死于霰弹之下，坦克也被击毁击破多辆。
吉丸急忙撤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一低洼处躲了起来。面对着丧魂落魄的部下和弹痕累累的坦克，他不由悔恨交加：早知道就应该带着步兵和工兵一道玩，弄得危急时刻都没有人帮着抽铁丝。
正这么自怨自艾，步兵和工兵却奇迹般地出现在了眼前。原来在被坦克甩开后，山县联队扛着个膀子慢悠悠地往前行军，拖到天黑后迷了路，只能一个劲地在原地转圈，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战车联队所躲藏的地方。两下一见面，脸都红到了耳朵根。
第4战车联队出发得较晚，路线是沿南面进攻，以便切断苏军向河西撤退的另一道路。在整个进攻过程中，他们被755高地所阻，接下来的遭遇便与第3战车联队十分相似，不仅挨了揍，还在退却中与山县联队一样迷路，一群坦克像苍蝇一样，在黑暗中嗡嗡乱叫，来回打转。
安冈只能等待天亮再继续发起进攻，同样处于焦急等待中的还有他的同学小松原。
虽然占领了巴英查岗山，但第23师团损失不小，共有包括两个大队长在内的六百多人伤亡。唯一让小松原感到欣慰的是，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直接指挥的第23师团一线部队（小林部队），已经沿着巴英查岗山，形成了向南迂回攻击的有利态势。
第23师团的编制和老的常设师团不同，常设师团一般为两旅团四联队制，第23师团采用三单位制，即师团下辖一个步兵团，步兵团再辖三个步兵联队。除西岸的山县联队外，其余两个联队都在小林部队之列，天一亮，他们就可以继续深入，直至完全切断西岸苏军的退路。
1939年7月3日晨，小林部队向南急进。这次进攻果然异常顺畅，似乎连对面的骑6师都撤走了，部队长驱直入，一口气赶了10公里。
一看地图，离苏军渡口还有3到4公里路程，胜利在望。
突然，让日军为之瞠目结舌的情景出现了：一批炮弹倾泻而下，把士兵们炸得鬼哭狼嚎，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日军阵地成为一片火海。
炮击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小林部队被摁着脖子，难以再向前迈出一步。
与此同时，朱可夫又调动飞机继续对浮桥展开轰炸。
浮桥关系着至关重要的补给线以及日军的退路，小松原必须进行全力防护。第2飞行集团奉命前去保护浮桥，并掩护河西兵团的进攻。
有了奇袭塔木斯克基地的胜利，日本航空兵在对阵苏联空军时颇有心理优势，他们早早地就在巴英查岗山上空摆开阵势，准备将来袭的苏联飞机一个不剩地击落于地。
可是当苏联飞机出现时，航空兵们肝儿颤了。
那不是一架一架，也不是一群一群，而是一阵一阵，经过源源不断的补充，苏联战机已经是密密麻麻，编队飞来时，犹如乌云压阵。
在悬殊的数量差距面前，日军航空兵越来越显徒劳。有的飞机选择了先去拦截轰炸机群，没想到“戴帽燕”伊…16瞬间从高空呼啸而下，日机惨叫着从空中掉了下去。
趁此机会，多达70多架苏军轰炸机群飞临浮桥上空。由于轰炸机实在太多，浮桥旁边的高射机关炮都忙不过来，弹雨泼洒下，停在岸边等待过河的补给车队一片狼藉，浮桥也不时中招，河西兵团所依赖的补给线已被基本切断。
高射炮兵们越打越急，只要从浮桥上空过的，不由分说就是一炮。一阵排射过后，一架屁股后面冒着黑烟的飞机倒栽了下来，再仔细上去一瞧，众人傻眼了。
飞机上面还画着膏药旗，这不是日本飞机吗？
在不幸被自家人绊倒前的一刹那，从飞机上掉下一只通讯筒，士兵捡起后，送到了河西兵团的临时指挥所。
辻政信正在指挥所里守着，他打开一看，终于弄清楚被误击的是一架日军侦察机，飞行员在侦察过程中看到了一幕不敢想象的画面，所以急惶惶地跑回来报信。
对通讯件所说的内容，辻政信根本不相信，一边看一边骂：“这家伙被打下来真是活该，连数数都不会，怎么飞行集团尽出这号糊涂虫？”
然而很快，他就明白了，这个飞行员尽管很倒霉，但绝非不会数数的糊涂虫。
中午时分，小林部队突然听到巨大的轰鸣声，声音由远及近，连沙丘都为之颤动不已。随后，他们的嘴巴张大，而且再也合不拢了：数不清的坦克和装甲车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就像一股股从堤坝里喷涌而出的怪兽。
继空军之后，由苏联装甲坦克部部长（相当于装甲兵司令员）巴甫洛夫中将亲自率领，苏军的两个坦克旅、一个装甲营早已到达蒙古，但由于补给的限制，能一直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坦克、装甲各一旅。
朱可夫把它们与原有的坦克部队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装甲兵团，总计有186辆坦克、226辆装甲车。
小林部队看到的，正是由河东调来的这支装甲兵团，而这些情况，已经被日军侦察机飞行员提前发现了，在丢下的通讯件里，他说了一个概数：“苏军有400辆坦克正朝我们而来。”
辻政信按照他的“兵站极限论”，认为前线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此多的坦克，他以为飞行员在40辆坦克后面错添了一个零，因此才大骂飞行员是糊涂虫。
事实证明，那个糊涂虫正是辻政信自己。
胡来举动
说起装甲兵团，就得先说说朱可夫与坦克的渊源。
苏联对坦克战车的重视，最早是受到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此后，苏联逐步效法德国，实施骑兵机械化。在朱可夫担任骑兵团长期间，苏军第一批坦克团正处于创建阶段，朱可夫以其出色的练兵才能被选入其中。
从那时候起，坦克作战便引起了朱可夫的极大兴趣和热情。平时他很少待在司令部，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研究坦克，或者带领骑兵团进行野外训练。训练结束，不管时间多晚，他都要求坦克兵们必须把坦克车洗刷干净，然后他会背着手，一声不响地来进行检查，谁不服从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