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率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在冀晋交界区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抗根据地。在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发扬井冈山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扩展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带领群众抗日的工作和斗争。他把队伍带到哪里，就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以此扩大了部队，开创并扩大了根据地，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不断胜利。
在领导山东军民坚持抗日期间，罗荣桓以敏锐的政治头脑和灵活的斗争措施对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在东北军遭到日军攻击处于危险境地时，罗荣桓知道这支队伍本质上是抗日的，因此允许其进入我根据地避敌。而国民党顽固派李仙洲部从皖入鲁抢占地盘时，则坚决给予打击，一举消灭李部万余人，李吓得缩回皖北。对待打着国民党旗帜暗中勾结日皖残害山东人民的刘黑七，罗荣桓命令部队坚决予以消灭。待击毙刘黑七后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时，罗荣桓立即向周恩来提供了刘黑七的种种罪状，将这些材料公布之后，舆论立即平息。罗荣桓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英明，巧妙处理着山东各种势力间的关系，使我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军队不断壮大。到抗战胜利前夕，山东解放区。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人，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万人，民兵和人民自卫武装已达百万之众。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荣桓奉命率部出关，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不久改任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副政委。在主持东北我军的政治工作期间，罗荣桓及时发现并推广了“诉苦”教育，撰写了《部队教育的方向》一文，推广诉苦教育经验。我军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这一教育形式成功地激发出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官兵对国民党的仇恨和歼灭国民党军队的热情。
新中国成立之后，决定成立总政治部，罗荣桓首任总政主任。部队开始向正规化方向迈进，他带领机关的干部，起草并发出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工作指示》，保证了一百五十万武装人民复员工作的顺利进行。组织领导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建起了“政治学院”等。
3．正直敢言的将领
罗荣桓元帅虽然长期处在政治工作岗位上，但他在处理问题、发表意见、坚持真理等事情上却如同军事干部那样坦率、痛快和直截了当。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能够快刀斩乱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实事求是，即使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也敢于坚持真理、公正无私。多年来，我党我军的“左”倾错误多起于政治斗争，然而，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同志却始终坚持反对“左”倾，坚持实事求是，他为我党我军所有的政治工作干部作出了表率。
在1930年，受“左”倾路线控制的党中央向苏区红军发出了打AB团的指示，肃清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红四军中任政委的罗荣桓正在前线各部队检查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起初对打AB团的事并没引起特别的注意，但当他听说政治部的几个部长和一个年纪小小的勤务员也被抓甚至准备杀头时，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返回军部，一下马便听取政治部的汇报，然后去看被关押的犯人，当他见到蹲在墙角抽泣的一名未成年的小战士便问他是怎么回事，小战士告诉罗荣桓，他因替几个被称为是AB团的红军战士买过花生米和酒就被说成也是AB团的人。罗荣桓气愤地责问保卫干部：“这是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他命令立即放人。罗荣桓冒着被打成AB团成员的危险，在“左”倾分子的屠刀下救出了几十个同志。为此他被某些领导说成是“右倾”。
抗日战争期间，康生把苏联“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带到中国，硬是在中国制造一个“托陈取消派”，还为此散发了小册子。一些怀有种种目的的干部受小册子的影响，搞起了“肃托”斗争。在山东范围内出现了苏鲁豫区的“肃托”斗争，抓了很多人，并且开始杀人。正在鲁西布置反扫荡斗争的罗荣桓接到杨得志等人关于苏鲁豫“肃托”斗争的电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立即电告该区党委，不准杀一人。然后马不停蹄地赶赴苏鲁委所在的湖南地区。他带上一支警卫部队和一一五师保卫部的全部干部骑马赶路，一路顾不上休息。在他到达之前，已有三百人被无辜杀害，还有数百名党员、干部被关。湖西区掀起一股狂风恶浪，严重伤害了人民的抗日热情。
罗荣桓赶到之后，马上找制造“肃托”事件的王仁和王凤鸣谈话，问他们被打成托派的人证据何在？用没用刑？罗荣桓气愤地质问：“你们抓了这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也会把我抓起来的”。罗荣桓随后找已经定罪的“托派”重要人物谈话，一了解，全是搞逼供和骗供弄出来的。罗荣桓完全清楚了，这是一次人为的冤假错案，、他与其他干部简单商议之后，当即宣布把被关押的人全部释放，回原岗位工作。一下子救出了几百名党员、干部。罗荣桓含着泪对受害的同志们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被冤屈的同志听到此言禁不住失声痛哭。制止“肃托”事件后，罗荣桓又请示中央对湖西“肃托”事件制造者进行了处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于1957年开展了反右斗争。运动一来，“左”倾之风又起，很快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罗荣桓在多次讲话中都坚持，划右派一定要慎重，不能因说了一两句话就打成右派。在总政治部的划右派斗争中，文化部长陈沂被定为右派，此时罗荣桓已辞去总政主任之职，干预未产生效果，但在陈沂被打成右派后，他照样称他为同志，关心他的生活和写作。在他的帮助下，陈沂的右派帽子得以摘掉并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象这种“无所顾忌”地关心“右派”同志的领导干部，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
林彪当上党的副主席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是很少有人敢碰他的。虽然意见不少，但能够当面交锋的并不多。罗荣桓就是敢于与林彪当面交锋者之一。他对林彪倡导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持不同意见，认为只学语录、“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是把毛泽东著作庸俗化。于是，1961年4月30日在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罗荣桓当面向林彪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不妥，引起林彪的不满。但罗荣桓仍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学习毛泽东著作。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顾私利，对于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有切身政治利益的高级干部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罗荣桓却做到了，而且一生如此。这一光辉的形象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罗荣桓年表
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衡山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
1924年入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预科毕业后赴广州， 不久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被中共派往通城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
1924年8月20日，参与领导通城起义，任通城和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随即率部队至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三湾改编时是人民军队第一批七个连党代表之一。上井冈山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
1929年底，参加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
1930年初，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委。
1930年8月，任红四军政委，与军长林彪率部参加打长沙、打吉安和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
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队伍。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
1934年9月，任新编组的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第八军团撤销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东征战役。
1936年 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委。
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 月，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量部队，在山西、河北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奉命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
1938年9月赴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第一一五师政委。
1939年 3月初，与代师长陈光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指挥樊坝、梁山、白彦等战斗，重创日伪军。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1年11月，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了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扫荡”。
1943年 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
1943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全境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和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城市以外的山东绝大部分地区。
1945年 6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组织和率领山东主力部队六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1945年12 月，面对国民党军对东北的进攻，他强调控制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
1946年 3月，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
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增强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
1948年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东北野战军政委。
在辽沈战役中，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为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委，参与指挥乎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
1949年 6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长。
1950年 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1年领导“向文化大进军”，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准备条件。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兼任院长。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5年11月，任中共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胸怀坦荡贺龙
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血雨腥风，英勇善战；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豁达大度，胸怀坦荡。
贺龙（1896~1969），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16年起义参加护国战争。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南昌起义总指挥。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湘鄂边区根据地的创始人。率部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先后任一二0师师长，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司令，西北军区司令等职。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昌都，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 追求正义始终不渝
贺龙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穷农民之家。曾祖父考取过武举，贺家一门世代有习武之风。贺龙从小喜欢练武，还常与村童玩冲杀打仗之类的游戏。有一次村里有个恶霸想试试贺龙的胆量，就乘贺氏父子与他同桌吃饭之机在桌子底下放了一枪。他满以为这突然的枪响会把贺龙吓个半死，可是年仅七岁的贺龙处之泰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从此，贺龙的豪胆在乡里出了名。
因家境贫寒，贺龙只读了几年书。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之后，贺龙扬长而去，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在世道黑暗，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但贺龙从小生就了不怕困苦和死亡的性格。他在马帮中从少年步入青年。在走南闯北中不仅磨练了意志、锻炼了胆量，而且了解到天下的穷人走到哪里都伴随着贫穷和受人欺压。在艰苦的磨炼中，他是非曲直观念更加明确，追求正义之心更加强烈。他还自发地生长出救国救民的意识。
辛亥革命的涛声影响了贺龙，使他产生出追求真理的思想。191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贺龙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石门县等地组织武装。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当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姓，罪大恶极，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和九千斤盐。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了俘虏。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为鼓励起义军曾举此例，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营的兵力，还怕干不起来吗？”
贺龙砸了盐局，夺了枪枝，有了自己的队伍。他率队返回桑植县除掉了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朱海珊。然后走出桑植县加入了护国军，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营长。1918年，贺龙改任湖南靖国军营长、团长，1922年奉命入川作战，升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贺龙的国民革命军虽比旧军阀进步些，可是本质是仍属于剥削阶级的部队。但贺龙却对部下管理甚严，绝不准自己的部队侵扰百姓。
1926年8月，共产党派周逸群来到贺龙的部队，向他宣传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贺龙以朴素的进步思想为基础，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他决定让周逸群办政治讲习所，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培养合格的干部。不久贺龙通电加入国民革命军。
北伐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加入北伐军。先后任第十五师师长和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因作勇敢，屡战屡胜，贺龙被提拔为第二十军军长。此时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欢迎共产党派干部到自己的军中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