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汇报情况的时间长达40分钟。
“好吧，”拉姆斯菲尔德说，“你现在有两分钟的时间。”
“先生，两分钟绝对不够，”我说。
“你正在浪费时间。”
我开始忙不迭地背诵前一天发生的主要情况。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通常不这么汇报情况。”
“这是我得到的情报，先生。”
“好吧，接着说。”
我又接着汇报起来。
“说快点，”他说。
我加快了速度。
“慢点，”他说。
十分钟过后，我已经开始出汗了，我说：“先生，我记得你说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需要掌握更多的情况。”
我继续汇报。
“你的动词哪去了？”他问道。
“什么？”
“我听你上句话里根本没有动词。你和我说话的时候，要说完整。”
就这样我不断继续。汇报刚一结束，我的电话就响了。是佩斯。
“汇报不太顺利啊。”他说，很显然他觉得刚才那一幕很滑稽。
“该死，是不顺利。”
“我告诉你部长喜欢什么样的汇报方式。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向他做汇报，说得要再慢点，只向他汇报备忘录里没有的东西就行了——他自己已经读过备忘录了。只汇报你认为有必要告诉总统的情况，而且在他询问某些问题的时候，只汇报细节问题。如果你是在早上7点前向他汇报，而他表现得不太耐烦，就说明他在赶时间，因为总统让他做一次早汇报。他要根据你的汇报向总统做汇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感觉糟糕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刚开始做事的时候如此不得心应手。但是我从最初的糟糕状态中走了出来，并且和拉姆斯菲尔德建立了稳固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此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至少要通一次电话。
到11月初，我们的部队才刚刚抵达阿富汗。攻占马扎里沙里夫的时间到了。我们派往马扎里沙里夫的特种部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是为高原作战精选出来的，他们都能在海拔10，000米的地带作战。在这样的纬度上，人很快就会缺氧。空气比较稀薄。我们的直升机在这个纬度几乎无法运转，而且飞机在降落时非常容易坠毁。此外该地区像冰窖一样寒冷。不出几个星期，山区的气温就会降到华氏零下50度。
我们派出去的都是5人或12人的行动小组，身着御寒制服——把我们自己的制服和阿富汗部落制服结合起来。我们希望他们看上去和北方联盟的兄弟部队没什么两样，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一起骑马作战——我们甚至让自己的士兵也留起了大胡子。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分彼此了。
我们进入阿富汗作战最害怕的问题之一就是遭遇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袭击。我们认为塔利班很可能拥有化学武器（事后我们找到了他们试图制造这些武器的证据）。我们还认为他们拥有生物武器，而且不排除他们拥有“脏弹”的可能。我们所有的士兵都携带着防化制服与防毒面具，以备不时之需。
惟独马这个问题让人头疼。
最初我们的特种部队在那里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不是崎岖的山地，不是化学武器，也不是过高的海拔——而是学习如何骑马。我们没有特意挑选马术精英来参加特种部队，这个条件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我们只能从现有的人员中进行选拔，另外我们也没有时间对我们的小伙子们进行马术训练。他们只能自学，同时向阿富汗人学习。
可是不行。阿富汗的马鞍太差劲了，我们特别需要能走远道的马鞍。后来我们在澳大利亚找到了这种马鞍，从那里搜集到100个，通过船只运到了阿富汗。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骑了一两天的马后，我们的士兵得了严重的肌肉酸痛症，几乎无法正常行走。
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运去了100瓶凡士林。但是在阿富汗，地面上都是细沙，而且被吹得到处都是；这些细沙一直飘在空中，弄得你从头到脚都是沙子。这种细沙会粘到凡士林上，越积越多；结果涂抹凡士林不仅于事无补，而且由于吸附着沙子，凡士林几乎变成了砂纸。士兵的腿都被擦伤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皮裤，像西部牛仔那样的装束。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为他们量身定做。于是我们决定使用连裤袜。既然它在69届超级杯赛上能助乔·拿马斯（Joe Namath）一臂之力，那它为什么就不能帮我们的队伍解决问题呢？
看啊，它的确发挥了奇效。连裤袜让我们扭转了败局。
在高科技方面，特种部队的装备有定制的无线电接收装置、雷达指示器以及全球定位系统，能够给出六到八位数的坐标数来确定轰炸的地点，我们的战斗机要想精确地描述目标就必须以此为参照。没有这些全球定位系统，我们的杰达姆联合制导炸弹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该炸弹是北方联盟的主要火力。我们的特种部队还扮演着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为我们提供“地而的真实情况”，他们的情报要比我们从北方联盟那里得到的情报好得多，而且他们在指挥并训练阿富汗军队上也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马扎里沙里夫后面的城墙内，敌人动用了大量的坦克和防空导弹，这些火力部署得非常周密，很难发现。攻打该城的问题就在于这些隐藏的火力——我们一旦进入该城方圆1，000码的范围内就会被炸飞。特种部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全球定位系统明确所有的塔利班主要武器的所在地，将这些大炮和装甲车—举摧毁。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样我们就可以指挥空中打击，冲破僵局。
杜斯塔姆将军和他的北方联盟部队缓慢地移到了该城的外围地区。马扎里沙里夫四面环山。杜斯塔姆正在这些小山的一个山顶上与我们的特种部队开会磋商。他身后有数千名士兵骑在马背上列成三队。他们都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看上去就像成吉思汗的兵马。这简直是11世纪与13世纪的一个汇合。攻城日终于来到了。
“我希望在我们冲下山的时候，那些坦克和大炮已经被消灭干净了，”杜斯塔姆将军对我们的特种部队说道。
我们的人站在一旁，准备就绪。
指定的时间一到，杜斯塔姆就发动了进攻。他那上千名士兵大声吼叫着跟随在他身后，冲下山去。我们的特种部队开始调集火力支援。杜斯塔姆的人骑着战马，勇敢地向城墙冲去，他们暴露在空地上，完全依赖我们的空中支援。
可是空中支援并没出现。
迎接他们的是马扎里沙里夫城墙背后发出来的猛烈攻击：坦克和大炮纷纷开火。杜斯塔姆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了。转眼之间，他的士兵中就有100个人非死即伤。杜斯塔姆意识到情况不妙，把自己的人重新集结起来。最终他成功地指挥着自己的人马掉过头来，回到了山地的安全地带。
他不禁暴跳如雷，大步来到我们特种部队的军士和上尉跟前。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先生，”特种部队的人说，“我们叫了空中支援了。”
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战斗机接到信号了，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时间搞混了；他们还以为要晚些时候再赶来呢。
“再叫一次。”杜斯塔姆说。
“什么时候？”
“现在！”
我们的特种部队人员又开始准备呼叫了。
“好的，将军，”他说。“等会儿看这些坏蛋怎么消——”
他那句“消失”还没说完，空中就炸开了花。马扎里沙里夫城就像雷区一样被炸成一片火海。
杜斯塔姆将军转身对他的人说：
“进攻！”
北方联盟的部队再次拼尽全力发起了进攻。几分钟后，他们就穿过城墙，冲进了城内。
塔利班被惊呆了，不到一个小时，8，500名塔利班士兵就向仅有900人的杜斯塔姆部队缴械投降。但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却拒绝投降。他们又顽抗了几个小时，直到最后我们把他们全部击毙或俘获。
按照阿富汗的传统，战败的8，500名塔利班士兵现在被编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攻打马扎里沙里夫城的时候队伍只有900人，而当我们从该城出来的时候，队伍已经扩大到了9，400人。
在那一刻，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我们赢定了。
在后方的中央司令部，我们激动不已。对我们来说，这是这场战争的高潮之一。多年来，马扎里沙里夫第一次掌握在了北方联盟的手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落荒而逃。现在我们在阿富汗有了一个落脚点，而且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包括通往东部、西部和南部的要道。这对我们自己的部队以及北方联盟的部队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胜利。更不要说，我们的部队还增添了8，500人。
甚至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都非常高兴。马扎里沙里夫刚一攻陷，他们就打来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正确的。他们非常欣赏这种新的策略。拉姆斯菲尔德也特别兴奋。弗兰克斯没有辜负他的信任。从那时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直线上升，再也没有出现过波折。
但是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来庆祝。阿富汗其余的广大地区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我每天至少要和拉姆斯菲尔德进行两次通话，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办公厅主任（我的好朋友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联系，要和中央司令部几位主要的（驻卡塔尔）空军司令、（驻科威特）陆军司令以及（驻巴林）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司令们沟通。后来，当我们占领了巴格兰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后，我还要和我们驻扎在阿富汗境内的将军巴斯特·海根伯格（Buster Hagenbeck）与丹·麦克尼尔（Dan McNeil）联系，每天听取他们的汇报。而且每次我和拉姆斯菲尔德通话，他都要给我布置一份家庭作业：“我希望你能和弗兰克斯谈谈”——弗兰克斯一般都在中东——“看看我们的监狱设置进展得怎么样”，或者“卡尔扎伊该如何当选”，或者“该如何支付阿富汗国民军的军饷”，所有这些都不是容易办的事情。而且当他在早上提出一个问题后，他就希望在下午4点以前得到一个全面而明确的回答。一贯如此。他让我们忙个不停。
我要工作一整天，在夜里11点左右回家（离办公室只有几百码远），然后在我家里的办公室里再工作几个小时。军方真是非常聪明，他们在副司令的家里又复制了一个副司令办公室，这样我回到家的时候感觉就像又回到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加班就更方便了。我一回到家，电话就响了起来，而且每隔几分钟就要响一次。当我终于在凌晨1点左右上床休息的时候，它还在响个不停。它就从来没有停过。我们的人在世界各地时时刻刻进行着重大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我整晚都要工作。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工作就是接他们的电话。我整个晚上都是翻来覆去地接电话。要是能睡上两个小时的觉，我就很高兴了。
三年来一贯如此。白天的时候，我非常疲劳，要是我看到自己的电脑屏幕上难得没有什么事情等着我处理，我坐在那里就睡着了。就在椅子上睡。有时候我能抓到10分钟（暂时打个盹），要是特别幸运的话，能有15分钟的时间。中央司令部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的“责任区”是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危险性总是很高。许多国家之间彼此仇视。虽然那都是他们的事，但我们很可能会被夹在中间。如果我们想让其中的一个国家做我们的代理，那我们就会一下子被拖入地方冲突的泥潭之中。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冲突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们之间的冲突源于很小的摩擦，可最终却发展成了极有可能一触即发的大灾难。
问题出在印控喀什米尔地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巴基斯坦—直声称喀什米尔的600万穆斯林应该加入巴基斯坦。结果造成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并导致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长期存在。2002年1月，印度觉得忍无可忍了。两国都在印巴边境囤积重兵，并威胁使用核武器。
对我们来说，在阿富汗战争中期发生这样的事情太糟糕了。除了要阻止一场核战争之外，我们肯定也不想让巴基斯坦军队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撤兵，该边界已经漏走了许多恐怖分子。我不断地和巴基斯坦军方的高官进行电话联系。我主要负责和一名巴基斯坦官员进行沟通，他在巴基斯坦国内的职务相当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我们知道，你们很清楚印度的兵力部署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希望你们能告诉我们。”
“我不能那么做，”我说。“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们正派人做印度方面的工作，努力平息此次事件。”
“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们，那我可能就不得不从阿富汗边境撤军了。”
“这么做对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我说。“这会增加与印度发生战争冲突的危险。而我们会尽全力阻止你们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尤其是核战争。为了反恐战争，你们的边境不能没有军队守卫。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更不能使用核武器。”
“一旦与印度发生战争，我们会被迫采取一切行动。”他说。
印度属于太平洋司令部的“责任区”，这样很好，因为印巴双方会觉得他们在美国政府内部都有为自己说话的人，在努力解决这场纷争。
“如果你们能阻止巴基斯坦宣战，”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对我说，“我们认为我们也可以阻止印度宣战。”
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一天接一天，一周接一周，我们才做到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最终，巴基斯坦总统帕瓦兹·穆沙拉夫前往印度，拜见了他们的国会议员，让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和平意图。在相互理解下，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几天之内撤回了各自的军队。又一次危机得到了化解。
攻占了马扎里沙里夫以后，我们原以为攻打其余的城市还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恶战。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想错了。攻占马扎里沙里夫产生了多米诺效应：阿富汗的城市紧随其后一个接一个地迅速陷落。大部分城市只用了一天或者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攻打下来了。北方联盟往往只需大步走进一个城市，塔利班的人就会马上做好投降的准备。这些城市几乎是在双方握手言和之下被一一占领的。
城市中发生的战斗总是由固守阵地的基地组织挑起的。为了巩固我们的有利局势，我们仍然一刻不停地进行轰炸，四处驱赶基地组织。自越南战争之后，我们首次在舍哈山谷（Shir Har）投下了一枚BLU82（一枚15，000磅的炸弹），这对他们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在西部，北方联盟的伊斯梅尔·汗将军在对赫拉特城进行了30天的围困后于11月11日攻占了该城。赫拉特是阿富汗的西部重镇，也是通往伊朗的大门。伊斯梅尔·汗将军曾经被塔利班关押了近五年，因此他把这场战争看成了一次复仇。他是塔吉克人，而赫拉特城内大部分是普什图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大部分成员也都是普什图人）。伊斯梅尔·汗将军对普什图人毫不心软。我们接到了大量的投诉，说他统治该城的时候没有做到一视同仁。但是我们需要伊斯梅尔·汗将军。他是西部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反塔利班领导人，拥有忠诚的追随者，对西部施以铁血统治。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才智过人的将军。攻打赫拉特城并不轻松；他在这场战役中耗费的时间不亚于杜斯塔姆将军攻打马扎里沙里夫。但是他取得了胜利，这场胜利加上我们在马扎里沙里夫的胜利以及北方联盟在南部战场上取得的一些小胜利，为我们从四面围歼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南部的据点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1月13日，杜斯塔姆将军与南部的将军会师——他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