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他扭头便走。
归根结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个成员都希望为自己的军种争得最大的利益，同时他们也确实希望按照他们的理解来保障国家的利益。而弗兰克斯想要的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国家的利益，根本不顾及哪个军种能从中得到好处，哪个军种得不到好处。弗兰克斯是我所见到的最能从“大局出发”的司令官之一；他从来没对自己的陆军给于特殊的照顾。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之所以如此直言不讳，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他们的新上司拉姆斯菲尔德留下一个好印象，让他注意到都有谁出席了这次会议，或者是为了在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保全自己。不过，拉姆斯菲尔德喜欢弗兰克斯提出的这个很特别、很刻薄的作战计划。他信任弗兰克斯。布什信任弗兰克斯。我们的计划不成问题。
当我们坐下来仔细查看地图的时候，首先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其他国家提供大量的帮助。我们需要借用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空；我们的海军航空母舰需要借用巴基斯坦的领海；我们需要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北方战线的地面军事基地，在巴基斯坦设立南方战线的军事基地；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这些周边国家驻扎空军及营救部队。而且我们还要封锁阿富汗边境，以防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出逃。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我们攻打阿富汗或者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介入会导致哪些国家的不满。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这一周边地区。中国和印度在周边国家中也有很大的军事影响力。我们必须让这几个国家的领导层确信，我们对他们的领土没有任何企图。
我们列出了一个需要与之沟通的大国名单，同时也列出了他们的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大使的名单。接着我们与国务院以及国防部密切合作，决定由谁来和谁沟通，具体该如何措辞。我们按照对方的级别决定哪些电话联络需要布什负责，哪些由切尼负责，哪些由鲍威尔负责，哪些由拉姆斯菲尔德负责，哪些由弗兰克斯负责，还有哪些由我来负责。
我的工作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内容就是负责在外交战线上赢得这些国家的合作。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和驻各国的大使以及使馆副馆长打交道。总的来说，我发觉美国的驻外大使都非常机智，略带自由主义倾向，而且都比较倾向于选择外交武器来解决问题。他们本质上就是做政治和外交工作的，因此在处理问题上武力解决永远不是他们的首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处理方式，有自己的职业规则。你要首先与他们电话联系，然后他们会与外国政府取得恰当的联系，安排恰当的时机让你与对方进行电话联络。恰当永远是关键。必须通过恰当的渠道，必须尊重外国政府的风俗习惯。而且他们总是要事先告诉你该如何与某些人打交道，告诉你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
9．11之后，美国上下都急于报复；许多人都觉得我们进攻阿富汗的步伐太慢了。我们在策划战争时的确是非常谨慎，但是面对进程缓慢、政治气息浓厚的外交事宜，我们决不能浪费时间。我们要立即提出请求，不能通过上百万正常的外交渠道，坐等对方的答复。我们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和我们要找的人直接沟通，立即得到对方的答复。对我们的大部分大使来说，这样的做事风格非常另类，让人吃惊。我会向他们致电，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和某一个外国部长、总统、酋长或恰当的首脑通话。我会让他们直接去找那个首脑，告诉对方两个小时之内他将与副总统切尼或者国务卿鲍咸尔通话，并准备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如使用飞机跑道、飞越领空、出入港口和借用公路、在机场加油、在机场和海港进行安全护卫以及协助空中防御等具体事务。
我们与需要进行通话的人通了话，得到了我们需要得到的答复，并完成了任务。我们的请求都得到了外国首脑的许可，尽管他们也都提出了交换条件：我们用金钱买到了我们在那些国家所需要的一切，有时候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此前一直没有的武器设备，而且往往要削减他们的部分债务。从金钱上看，这笔交易对他们非常有利，尽管有的国家因此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比如，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支持阿富汗战争的过程中就一直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我们还开始意识到，除了我们“责任区”内的国际合作之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我们此次在战争中面对的敌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中的敌人都有所不同；我们的敌人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小规模的秘密巢穴遍布世界各地。要很好地打击基地组织，我们就必须在世界各地同时向他们开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国际上的合作，帮助我们冻结其银行账户、没收其财产、封锁边境、共享情报，并与世界各地的警力展开合作。事实上，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一场战争，我们需要共同作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盟。
我们的许多盟友几乎同时纷纷向国务院致电，要为我们提供支援。最终，国务院的人把球踢给了我们：“有那么多人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该如何应付啊？”
对此，弗兰克斯毫不犹豫地说：“让他们直接来找中央司令部。把所有复杂的中间环节都免了。我们来接待他们。”
说完，弗兰克斯转身对我说，“你来处理吧。”
联盟就这样诞生了。
不出几个时辰，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的几位两星级及三星级将军就带着他们的随从人员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居住的房车，没过多久，中央司令部的停车场上就停了20辆房车。我们尽可能多地将手中的情报解密，这样他们就可以每天早上参加我们的汇报会了。
在阿富汗战争中，我们的盟国希望扮演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想让自己的军队参加地面战斗。这会为他们在国内赢得很好的支持；每个大国的政治家都想让自己的士兵参与一场民心所向的战争，以此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但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地面上布满了联军的部队。可他们却再三坚持。法国人尤其直言不讳，一再声称他们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较早地参与一场阿富汗地面战役。
“希拉克需要这些军队现在就出现在那里。”法国的军事联络官说。
“我们不想让任何不需要出现在那里的人出现在那里，”我回答道。“我们不想让任何人成为遭受攻击的目标。”
“我们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
“会满足你们的，但是要遵循我们的时间安排。我可以再看看，看看我们能不能在政治上助你们一臂之力，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你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俄罗斯很早就表示愿意支援我们；他们表示可以提供空中的军事侦察并派遣营救小组，还可以在阿富汗境内设立医院。我们对此很感激，但也很犹豫。我们知道俄罗斯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可能会引起阿富汗人对我们的反感，而且我们自己有高水平的侦察和营救行动小组，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工作。
每个人都想来帮忙，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企图。为了安抚他们，我们向他们保证，在战争后期，在我们实现了某些目标之后，一定让他们参与地面行动。有的国家已经把航空母舰派遣到巴基斯坦海岸，严阵以待。有意大利入的航空母舰加里波的号；法国人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还有英国人的航空母舰。巴基斯坦沿海海域成了一个专门停放航空母舰的大海港。而这一切给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增添了额外的压力，他不得不竭力压制本国国内同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
在我们急需帮助的时候，我们也都得到了帮助。阿富汗经历了23年的战争，先是与俄罗斯人作战，而后又是接连不断的内战，因此不管你走在阿富汗的什么地方，都不得不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被地雷炸飞。我们有排雷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大部分都安装在我们的坦克前沿上，由于我们无法将坦克运入阿富汗境内，所以不得不另想办法。波兰、挪威、英国和意大利立即给我们送来了排雷设施，还派来了步兵团。而且当我们要求盟国帮助我们封锁基地组织的财政来源时，他们也都照做了。
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盟国的表现都证明了，它们对我们不仅仅是有用，而且是太关键了。盟国时刻准备着为我们提供帮助，在许多关键的时候，他们都挺身而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帮助我们跨越了种种障碍。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召开会议，我会告诉他们，我们都需要什么，而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我们的需要总是能马上得到满足。反过来，我也必须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我提出每天至少拿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给他们。每个国家在中央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一个国家日，用来庆祝并颂扬该国的传统。有时候，他们会在自己的国家日里拿来一种特别的啤酒；有时候会拿来本国的糖果。我们会就这个国家的简史以及它所做出的贡献发表一次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一大半的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会按照传统庆祝自己从大英帝国的统治中赢得了独立。我转过身对英国的代表说：“要不是有你们，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值得庆祝的日子了！”
在推动联军合作的同时．我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来组织另一个联合行动：明星演习（Beight Star）。代号“明星”的军事演习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地演习，从20世纪80年代起每两年举行一次，由来自35个国家的65，000名士兵参加演习。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训练演习，它是盟国对外展示军事力量和凝聚精神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行动。来自欧洲、中东和中亚的外交官以及士兵都要参加该项演习。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在备战阿富汗期间，若是漏掉了明星演习，后果将非常严重。拉姆斯菲尔德很直接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恢复开展具有实战意味的军事演习行动——而明星演习正是实战的典范。
放下拉姆斯菲尔德的电话，弗兰克斯对我说：“我希望你来主管这件事情。”
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失望。指挥明星演习意味着我要在10月7日前往埃及——而这正是我们在阿富汗正式开战的日子。这意味着我要在战争开始的前三个星期一直呆在埃及，而此时，我更愿意留在中央司令部处理大量的战事行动，或者最好能亲自前往阿富汗。
但是我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从不违抗命令。
“迈克，明星演习和阿富汗一样重要，”弗兰克斯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这你是明白的。”
我确实明白。指挥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演习在一开始是很困难的——在“封闭”状态中完成演习——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而要放弃演习就等于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在演习的前几天，每个参加演习的国家首脑都曾来电话询问我们是否真的准备进行明星演习。我们真的能应付得过来吗？
明星演习之所以如此重要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原因，这一秘密至今还从未公开过：我们其实是利用此次演习做掩护，把部队和补给运往中东地区。
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开始明星演习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将数千人的军队带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埃及非常担心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频繁地与埃及国防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Mohamed Hussein Tantawi）进行电话联系。他向我保证埃及会提供额外的兵力确保演习的安全，包括提供空中防御和港口防御。埃及特别希望演习能如期举行。这不仅能给他们带来一大笔收入，而且能承办这次演习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荣誉，所以他们提供的兵力在参与演习的全部兵力中几乎占了一半。
与此同时，阿富汗的战争准备—刻也没有停歇。我们向海湾地区派遣了一名中央司令部的三星级空军将军以及随行的50名工作人员，由他们负责在该地区成立一个24小时的指挥与控制中心，负责指挥空中作战。他们将负责选择目标和委派任务，建设飞机加油跑道，安排我们所需要的空中运输，寻找飞行基地，并处理我们自己的部队与联军部队之间的空中管制问题，确保我们的喷气机、直升机和轰炸机不会发生相互碰撞的事故。
随着战争的临近，我们也开始考虑战争将会导致的间接破坏。在制定战争计划的过程中，你首先必须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规定可接受的间接破坏的水平：高水平、中等水平还是低水平。这一决定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包括该地区的平民数量、宗教设施数量（例如清真寺）、医院数量、邻近地区的妇女儿童数量、红十字会机构数量以及该地区的人口数量。你究竟选择高等的、中等的还是低等的间接破坏水平，对你整个的战争计划、策略和具体作战方式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我们针对阿富汗所做出的决定是，这场战争必须保证低水平的间接破坏。这意味着每当我们想要打击一个会造成中等水平间接破坏或高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时，就必须征得国防部长的亲自批准。这是极其耗费时间的。
这迫使我们要对所有的目标进行“减痛”处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目标清单浏览一遍，考虑如何把一个可能造成中等水平间接破坏或高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转化成一个只能造成低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化，我们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时间里打击该目标，选择目标内人数较少的时候实施打击；用不同的武器或者选择不同的角度来打击目标，这样就会迫使爆炸方向发生改变，将损失以及民居受到的破坏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再或者可以采用更加精确的武器。设法对每个目标进行“减痛”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随着日期不断逼近，我们争分夺秒地在克服这些困难。
当然，我们必须首先制定一份需要打击的目标清单。对大多数目标国家来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拥有明显的打击目标：重要的政府建筑及军事建筑物、能源与公共设施厂房、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水坝、隧道、飞机跑道。可是阿富汗比较特殊。那里没有主要的政府或军事建筑物，没有主要的交通体系——甚至不存在一个组织机构比较集中的敌人。那里的桥梁、水坝、隧道或者铁路都非常少；没有港口或船只；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或能源中心；没有平整的公路，没有主要的高速公路；也没有油库，因为阿富汗人大部分时间都是骑马的。那里90％的建筑物都是土制的。基地组织的成员非常分散，居住在山洞里，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本·拉登身在何处。
列出打击目标的清单着实让我们挠头。我们惟一可以设定的打击目标就是塔利班的装甲部队（尽管都是些老式坦克，而且为数不多）：几个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几栋领导层所在的建筑物，几架战术飞机和一些高射枪炮以及地对空导弹。就只有这些了。我们想通过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宣布开战，但是那里却没有足够的目标。这让我们大为恼火。
拉姆斯菲尔德也不例外。“你们需要更多的目标。”他说。
“可我们没有目标。”
“那就去找。”
我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随机目标”上，在敌人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战争早期，当他们逃离空袭时，对他们实施打击。拉姆斯菲尔德还是不满意．可我们也只能如此了。最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