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了共和国卫队的麦地那师与巴格达师。
4月3日，陆军第三步兵师迎着枪林弹雨，冲过了卡尔巴拉隘口。同一天，海军陆战队来到了距离巴格达南部40英里、位于底格里斯河上的军事重镇库特，占领了那里的一个共和国卫队营地和一个伊拉克空军基地。101空降师同时进入并控制了纳杰夫，并且非常有效地维护了该城的秩序。特种部队占领了巴格达以北60英里、位于塞尔萨尔湖的一处萨达姆总统官邸。也是在4月3日，我们在对巴格达西南部的萨达姆国际机场进行了连续多日的大规模轰炸后，开始对其发动地面进攻。这是一个关键的战略目标，只要能占领该机场，我们的军队距离巴格达城就只有10英里的距离了。
到了4月4日，机场已被我们控制；伊拉克人进行了还击，但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非常关键，它使我们在首都附近拥有了一个营地和机场。在东南部，海军陆战队已经安全占领库特，继续向巴格达进军。在行军途中，他们接受了共和国卫队2，500名士兵的投降。我们同时还加强了对巴格达的空中打击。经过了14天的轰炸后，巴格达共和国卫队的战斗能力已经被削弱到最低程度，无数个重要的领导人被清除，伊拉克军队的通讯也陷入混乱。
数百名平民逃离该城。我们后来才发现，这些“平民”当中有许多都是伊拉克士兵，他们穿着平民的服装，试图逃往约旦或叙利亚。大多数真正的平民都留在城里。其实，约旦早在战前就搭建了难民营，他们原以为会有数以千计的难民穿过边界，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来，结果他们只好关闭了这些难民营。伊拉克人相信我们在进攻中的准确性，很少有人逃离家园。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我们投下了数千枚炸弹，巴格达城内的灯光却从来没有彻底熄灭过。我们的激光制导炸弹以及全球定位系统制导炸弹就是这么精确。这次战役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役都不同。
4月5日，我们开始发起了进攻巴格达的第一轮战斗。陆军第五军团从南部向首都进军，而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则从西南部进军。海军陆战队第七师第一营从东部向其郊区进发。我们遇到了抵抗；战斗是近距离的，非常艰苦，有的战斗更是发展到白刃战的程度。我们摸索着向前，从不同的位置对该城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我们还展开了大量的“奔雷行动”，把我们从其他城市的战斗中学来的经验运用到巴格达的战斗中。结果，我们增强了信心，认为巴格达很快就能攻破，人人畏惧的持久战不会出现。不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确定了敌人不会使用化学武器，看不见的“红色警戒线”确实是看不见的。巴格达不会出现持久的城市巷战。
4月6日，我们开始收紧绳索，将巴格达彻底包围起来，切断了它与外部往来的所有高速公路。所有被困在城内的伊拉克军队都已孤立无援。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的第一架飞机——一架满载士兵和装备的C130运输机——飞抵巴格达机场。巴格达破城之时指日可待。
伊拉克的情报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Mohammed Saeed AlSahaf，我们把他称为“巴格达吹牛大王”）却不这么看。就在我们的军队在他背后不断开枪之际，他还出现在电视和广播中（他在战争中始终如此），声称在巴格达5英里以内根本没有美国的军队，说伊拉克仍然控制着机场，而巴格达很快就会成为联军的“坟墓”。他说：“美国军队正在巴格达的城墙上自寻死路。萨达姆·侯赛因的士兵将给他们一次毕生难忘的教训。我们实际上会鼓励他们继续自取灭亡。我们给了他们死亡和毒药。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这些惟利是图的人，还有那些仍然坐在华盛顿的人，他们派来的军队将被活活烧死。”
有记者问他背后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伊拉克士兵在歼灭美国士兵。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家伙说：他的牛皮吹破了天。他是放肆的代名词。他是一个满嘴谎言的部长，是萨达姆政权的象征。他实在是滑稽可笑，我们能做的就是大笑不已。他给中央司令部那些灰暗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和轻松的气氛，其实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已经来到了巴格达的门口。
我们确实敲响了巴格达的大门。4月17日，我们的坦克再次冲入巴格达，采取了又一次的“奔雷行动”，并攻占了两个萨达姆官邸。到4月9日为止，我们已经占据了巴格达大部，伊拉克平民都意识到了战争已经结束（至少在我们占领的地区），他们已经开始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愉快地庆祝胜利。他们撕掉了政府的宣传海报，并在海军陆战队员的协助下推翻了一座巨大的萨达姆雕像，这一幕还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在世界各地播出。
巴格达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这座雕像轰然倒下的时候，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最佳时刻的最佳一幕，堪称“柯达精彩一刻”，也是我们在开展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后迎来的巅峰时刻。对于饱受萨达姆政权欺压的伊拉克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壮举。但就在这时，雕像上一时竟出现了美国国旗，从华盛顿到坦帕到位于卡塔尔的弗兰克斯办公室，都出现了小小的不安。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有人做出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准则明确规定：我们不是在占领伊拉克。美国国旗不能出现在任何一座已被攻占的伊拉克城市上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国旗没有在那里停留太长的时间。
一个问题刚结束，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们事前也估计到了，巴格达会像战争开始的时候一样出现一些抢劫事件，可是伊拉克平民对自己的首都竟然大肆破坏，着实让我们吃惊。他们洗劫了萨达姆的官邸、政府建筑、医院、银行和博物馆。从油画到现金、长椅和医院的病床，他们见什么拿什么。我们因没能阻止他们的行径而遭到了大量的、强烈的指责。
大部分人不明白的是，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实在有限。我们在巴格达城内的兵力相对较少，而他们还要保持力量进行战斗和巡逻，并保卫一些主要的公共设施。巴格达是在我们手里，但是城内的局势还不稳定，我们需要动用所有力量来和平占领这座城市，同时与萨达姆的支持者以及城里的恐怖分子作战。我们还需要调动所有力量继续进攻提克里特、摩苏尔、基尔库克、希拉和加伊姆。和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情形不同，自由伊拉克行动其实还没有结束。
另外，我们只能在科威特开辟一个很小的前线，以供我们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由于前线太小，我们一次就只能调动这么多地面部队。我们不得不区分优先的次序。只有最重要的作战部队才能首先开拔——这就是步兵和后勤部队。维和部队——军警（MPs）——只能在条件允许时才能进入伊拉克。我们不得不首先作战；我们不能让所有的军警都冲在最前线。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攻占巴格达之后要等上一段时间，我们的维和部队才能赶上来。
我们从未想到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抢劫。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破坏我们为恢复秩序面做出的努力，而任何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都会导致我们意料之外的混乱程度。这三个因素是：
1．萨达姆在三月底打开了伊拉克监狱的大门，让监狱里的犯人随意逃跑。我们发现这些犯人并不是政治犯；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都并没有被关进监狱——他们已经死了，被萨达姆的秘密警察杀害了。这些犯人都是恶人，是渣滓中的渣滓。大约有三万到五万人就这样被放出来肆意进行破坏。
2．伊拉克警察的集体“辞职”。这可能是最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对我们的事业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最大的。我们需要巴格达市保持秩序，而当警察消失在人群当中时，所有表面上的秩序也随着他们一道消失了。非常痛苦的是，我们真的不敢保证我们自己对此完全没有责任。我们的情报战开展得不错，也许是太好了。我们让伊拉克的士兵缴械投降，可警察却更进一步，干脆连制服也脱下了。
3．伊拉克军队也决定脱掉制服，融入普通的民众当中。如果他们继续身穿制服，他们有的人就可以站出来，填补警察留下的空缺；他们本可以转变成一支维和部队，帮助恢复国家的秩序。但是，他们显然害怕自己逃脱不了和萨达姆及其原政权的干系。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在那里帮助我们，而且还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面，数千名士兵如今成了手持武器的无业青年，在街头上四处游荡，让局势更加混乱。更糟糕的是解散伊拉克武装的政治决定，该决定使他们彻底无法回来帮助我们恢复秩序了。
艾哈迈德·沙拉比带领下的几百人的“自由战士”兵团曾被政府中的某些人看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像自己宣称的那样为我们提供任何帮助。我们很早便把他们带入了伊拉克境内，因为沙拉比承诺，他们可以当警察、维持秩序，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帮助。他们确实帮了一定的忙，但是都是在一些地方的小冲突当中，而且他们和眼下的伊拉克警察一样，许多人变回了平民，还有的人干脆就混在了普通抢劫犯的行列当中。
我们也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这些消息和媒体报道颇有出入，而我们从来没去纠正媒体的错误。比如，媒体谴责我们要为巴格达博物馆无数件无法替代的伊拉克宝物的流失负责，但是大部分人并不清楚，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早有准备，他们在我们到达巴格达之前就已经将大部分珍宝藏了起来，因此那天到最后，大部分珍宝都得到了挽救。
我们的部队还发现了大量藏匿的现金、黄金和其他总统收集的财宝。在一次名为“沙漠蝎子”的行动中，我们的部队拦截了1．000名效忠萨达姆的士兵，查抄了9，463，000美元，1，557，000，000伊拉克第纳尔，以及1，071块金条——同时还有数百挺AK47步枪、大量的手榴弹、火箭推动榴弹、机关枪、手枪、来复枪和大约10，000打子弹。我们派往伊拉克地区的美军和联军士兵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在共计290，000名士兵中，只有极少数士兵试图趁火打劫。这些士兵被抓获并接受了处理。伊拉克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来这里不是要掠夺他们的国家。
在巴格达城外以及伊拉克其他地区，战斗仍在继续。在距离巴格达南部50英里远的城市希拉，我们与固守在那里、效忠于萨达姆的伊拉克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北部，我们的特种部队也在进行战斗，与敌人争夺一条连接摩苏尔与基尔库克的高速公路。我们想在攻打这些城市之前切断它们与外界的联系。在南部城市巴士拉，英国军队也在攻打该城仍由敌军控制的20％的区域。在西部，我们的部队在攻打加伊姆，这是一个位于叙利亚边境的小城，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它是地对地导弹发射最为集中的地点（该地点如今可能已经成了一个核武器实验地）。当然最重要的是巴格达北部的小城提克里特。这里是萨达姆的出生地，是多数萨达姆支持者的家乡，很可能萨达姆本人就藏在这里。
我们对提克里特发动了夜以继日的轰炸。4月12日，我们将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调离了巴格达，4月13日，他们便向留在该城内的2，500名萨达姆支持者发动了进攻。
在北部，第173空降师进入基尔库克，该城市已经向库尔德人宣布投降。和巴格达一样，那里也随即出现了严重的抢劫现象，普通的平民砸碎橱窗，把自己能拿到的东西，从家具到用品，统统搬到自己的汽车和货车里。（他们还彻底破坏了萨达姆之子乌代名下的一家沙发厂。）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赢得了解放，这使土耳其非常不安，而我们对基尔库克的军事介入有助于安抚他们的焦躁心态。
4月13日，摩苏尔被胜利攻破。第101空降师从南部进入希拉，击败了最后的抵抗者。在东南，库特的民间领导人制定了一套协议，海军陆战队和平占领了该城市。我们在提克里特的近郊又发现了7名战俘。其中五个人是与杰西卡·林奇同时在车祸中遇袭的士兵，其他两个人是被击落的直升机飞行员。我们的飞机在巴格达来来往往飞行了一天，在这之后，我们在伊拉克上空的飞行便不再面临任何威胁了。
4月14日，我们在萨达姆的家乡、伊拉克最后一个据点提克里特打响了最后一次重大战役。该城很快就被攻占下来，其速度实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至此，主要战斗宣告结束。可是仍没有萨达姆的踪迹。但是我们收到了一份报告。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报告称有人看到他的儿子乌代正在巴格达的一家夜总会里举办聚会。我们迅速召集了行动小组，但是在最后一秒钟又取消了行动，因为我们又收到了与前一个报告有出入的消息，因此该报告的可信度令人怀疑。我们不想冒险伤害无辜的平民。
在南部的库特附近，海军陆战队又占领了一个恐怖分子的营地，该营地属于圣耶路撒冷，一个激进的反美、反以色列的组织。英国士兵在路过这里的一个仓库时发现了第一个万人坑，我们随后发现仓库里堆满了箱子，箱子里装的都是尸体。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了刑讯室。伊拉克情报部门的记录以及档案馆内的记录中都有一本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有关的记录本，该记录显示出了明显的挪用痕迹。萨达姆一直在窃取伊拉克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所获得的利润，并把这些钱用来修建更多的官邸，以及送给他的儿子和亲信们任意挥霍。弗兰克斯曾经前去参观了萨达姆的官邸，当他看到那里镀金的水管时，不禁开玩笑说这个计划被萨达姆给腐化了，变成了“石油换官邸计划”。
在加伊姆，我们对一处房屋发动了突袭，突袭中我们发现这里藏匿着一个俄制全球定位的干扰发射台。根据这台机器上的地址标签可以看出，它是2003年1月在莫斯科投递给伊拉克大使馆的。换句话说，俄罗斯在战争开始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为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表示了不满，俄罗斯政府答复说，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一定是某个公司的独立行为。同时，我们还发现叙利亚也一直在通过海上运输向伊拉克提供军事物资，其中包括夜视镜。拉姆斯菲尔德对媒体说：“我们把这种偷运视为敌对行为。”
4月14日，弗兰克斯突然视察了驻巴格达的军队。他事前没有通知任何人，而媒体对此更是一无所知，直到他离开了，他们才得到消息。他此行并不是要制造舆论，而是要来向士兵们表示感谢，并给予鼓励。这对士兵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2003年5月1日，也就是在我们宣布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第53天，布什总统发表了全国讲话，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他是在林肯号的甲板上发表此番讲话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件事竟引起了一番争议：媒体指责布什总统在宣布这一军事消息时结论下得太草率．而选择在海外的航空母舰上宣布此事也过于炫耀和卖弄了。
说句公道话，如果说，就这次宣告的安排有人应该受到谴责，那理该受到谴责的是我们中央司令部。是我和弗兰克斯做出的安排。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安排自有一番道理：有许多国家希望参与我们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但是他们的政府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除非“主要战斗”已经停止，因为从技术上说，“维和”必须在主要战斗结束后才能开始。我们敦促拉姆斯菲尔德，让他催促布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