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枪战，就很可能意外地引燃油井。即使我们将完好的油井攻占下来了，士兵们也要按照正确的程序将复杂的油井操作系统逐个关闭；只要转错了一个高压系统上的阀门，就有可能导致所有的油井发生爆炸。一旦油井被毁，就将造成一场环境灾害，而美国的纳税人就要再拿出数亿美元来收拾这片残局，重建油井。
伊拉克在科威特边境线上用沙子修筑了上千个大规模的防御障碍，从沙漠的一端绵延至另一端。我们的地面部队在真正开始行进之前，必须炸开这些路障。伊拉克人在这些路障后面都设立了岗哨，并用大炮瞄准前来的部队。他们认为美国和联军的坦克不得不从这些路障上穿过，这样一来，他们就很容易用大炮来对付这些坦克。
但是我们早有准备。在战争打响之前，我们就派战事工程师（拆除障碍的专家）赶到那里，准备用炸药将它们炸开。地面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把它们炸开了一个个大洞，然后长驱直入。与此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来到空中，对所有的伊拉克岗哨以及大炮所在地进行轰炸。
海军陆战队赢得了时间，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就赶到了油井所在地。我们原以为他们一路上会遇到顽强的抵抗，但他们只遇到了零星的抵抗。我们原以为油井周围会有重兵把守，但是它们几乎没有设防。我们打了伊拉克人一个措手不及。我们的士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按照正确程序将油井保护起来并逐一关闭。到战争第一天结束时，我们已经控制了油井。这让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3月19日，我们的空中部队和特种部队在伊拉克全境发起了进攻。在北部，我们开始实施空中打击。我们重创了他们的防空体系，重创了伊拉克常规军的11个师以及共和国卫队的两个师，并狠狠打击了其他几个主要目标。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土耳其不允许我们从其境内发动地面进攻，这样一来我们的地面部队要想进入北部就只有空中这一条路线了。我们不能在伊拉克防空体系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将他们空运到那里，而且我们需要他们尽快到达目的地，去抢救那里的1，000口油井，去阻止库尔德人卷入武装冲突，不然的话，土耳其就很可能要向他们宣战。
我们在北部不停的轰炸也更加有助于迷惑伊拉克政府。正如我们所期望的，伊拉克13个师都按兵不动，认为我们会在北方发动进攻。我们持续进行轰炸，并将搭载美国陆军第四步兵师的船只驶寓了土耳其海岸，同时我们还一连数月有意向伊拉克传达错误情报，这一切都蒙蔽了萨达姆。
库尔德人保持了克制，与媒体所做的报道相反，土耳其当时没有向库尔德人的居住区派兵。事实是，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一直驻扎着一部分军队，而这些军队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在西部，我们的特种部队不断发动快速突袭，摧毁了所有的伊拉克岗哨和飞毛腿导弹。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由于他们的努力，萨达姆始终都没能向以色列或者约旦发射一枚导弹。后来我们发现，萨达姆在伊拉克的西南部还藏匿了一些飞毛腿导弹，并且向科威特发射了其中的20枚导弹。我们的爱国者导弹轻而易举地就把大部分导弹拦截了下来。我们没有进行拦截的导弹最终都落入了科威特的沙漠中或者落入了海湾，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科威特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我们的特种部队还成功地摧毁了伊拉克西部所有的岗哨。失去了这些岗哨，伊拉克在西部就完全失去了耳目，而我们的部队就可以自由出入了。在南部，萨达姆没有用大水淹没平原，这又让我们如释重负。他也没有使用任何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总之，在战争打响的第一天，我们减少了大量的压力。由于策划出色、行军神速、出其不意、执行有力，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都得以避免了。萨达姆本可以开展大量的破坏行动，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其原因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被我们俘虏的伊拉克士兵在审讯中坚持说是我们打得萨达姆措手不及。尽管布什总统发出了48小时的最后通牒，萨达姆还是不相信美国会发动攻击——他认为我们顶多会对伊拉克进行连续几天的空袭。他认为美国没有发动全面进攻的欲望，尤其是我们没能在土耳其建设起进攻的前沿。他就要看到他犯下了怎样的一个大错误。
在“自由伊拉克”行动开始不出两天的时间里，我们的部队就已经向伊拉克境内推进了150英里，几乎跨越了前往巴格达的一半路途。如此庞大的军队以如此快的速度行进简直是史无前例。巴格达是我们的行动目标，我们的军队沿不同的路线向那里进发。
我们派遣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MEF）和位于东北方向的一支英国军队共同朝着乌姆卡斯尔和巴士拉的方向推进。他们不仅要占领那里的油田，而且还要保护第三陆军师的右翼，击败企图对我们发动侧面进攻的伊拉克军队，保证第三陆军师能够快速从中路直奔巴格达。我们将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和英国军队部署在乌姆卡斯尔地区还有另外几种考虑：萨达姆已经在巴士拉部署了好几个师的兵力，我们必须与他们交战。否则的话，我们的侧翼就会洞开，极易遭到攻击。另外，乌姆卡斯尔是一个港口城市；如果我们能将它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就可以打开水域，我们的海运补给，尤其是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就可以直达伊拉克。
在南方的主要战线上，第三陆军师正往北迅速逼近巴格达。他们行至南部城市纳西里耶（An Nasiriyah）的外围时遭遇了一路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抵抗。我们最初企图包围该城，但遭到了伊拉克军队异常猛烈的反击。后来我们从部队中调出几支分队继续战斗了几天的时间，而大部队则继续向巴格达推进。
我们发现，我们在前往巴格达的行军中遭遇的主要抵抗多是在主要城市的外围以及河流的渡桥处。要到达巴格达，就必须跨过伊拉克境内的两条主要河流——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和所有战争中必经的桥梁一样，这两条河上的桥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好在我们早有准备。在战争打响的几天前，我们就派侦察部队前往，尽可能多地将这些桥梁控制在我们手里。他们攻其不备，将那里的伊拉克士兵全部歼灭，夺取了许多桥梁。在战争开始之前，伊拉克人在大部分桥梁上都安装了地雷和炸药，但是我们的行动很迅速，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炸桥，就这样我们将大部分桥完好无损地夺了过来。由于侦察部队提前采取了行动，第三陆军师在需要过桥的时候就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这样一来就保证了我们的行军速度。
但是部分伊拉克桥梁有重兵把守，侦察部队无法将它们全部攻占。要想夺取这些桥梁，我们就必须等待常规部队来进行强攻。动用如此大量的部队来发动一场战争，问题之一就在于：所有行动都是大范围行动。你不能只夺取一座桥——你必须夺取一百座桥。有时候，我们还要自搭桥梁。我们的军队中有一支工程部队，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在一条较小的河流上搭建出一座桥梁。但是这需要时间、人力和货车。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余地。我们希望尽可能地节省时间。
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里，伊拉克各地爆发了数百场小规模的战斗，其中有大量战斗发生在渡桥处。我们的士兵英勇作战，他们的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为他们赢得了许多枚勋章。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为桥梁附近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但是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以防误炸了桥梁。我们希望大部分桥梁能保存下来，留给我们自己使用。
有批评家说，我们的行军速度太快了，后勤部队无法跟上，很容易出现敌众我寡以及补给、燃料和弹药不足的情况。随军记者抱怨说，我们不得不丢弃一些燃油不足的坦克（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的批评家们都错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就是刻不容缓，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喘息之机，要让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做出反应，没有任何时间调整到更好的防守位置上来，没有任何时间撤退到巴格达或其他主要城市，与我们进行城市巷战。我们准备了军用运输车向前线火速运送燃料和弹药。我们知道这并非易事，事实上确实很不容易。我们知道这会使我们的部队后方兵力不足，尤其是在我们和补给部队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段路上我们的兵力确实空虚。但我们的计划就是要将伊拉克军队打得自顾不暇，无法趁人之危。
不过，萨达姆敢死队出现了，这是一支准军事编制的萨达姆的秘密警察队伍。我们知道有这样一支部队的存在，但是我们还以为他们会守在巴格达。这是我们在此次战争初期遭遇的一个意外情况。萨达姆敢死队并非如媒体刻画的那样，具有恐怖的杀伤力。他们只是行踪诡秘。他们总是从侧面袭击我们的车队，在迅速跑动中主要袭击我们的油罐车和后勤部队。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杀手，残忍地杀害了许多逃往城外或向联军投降的伊拉克平民。但是媒体显然不明白，他们并不是优秀的军人。他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不知道该如何与一支军队作战，其作战能力也不及正规军。他们非常擅长恐吓城市里的平民，但是在战场上，他们的能力还比不上伊拉克的常规军。而且他们既懦弱又愚蠢。他们白天战斗后，就四下散开退回城里——纳西里耶、纳杰夫、卡尔巴拉——把他们的军用车就停在总部外面。我们只要用直升机和固翼战斗机对它们进行轰炸就行了。自那以后，敢死队就开始威风不再了。
早些时候，陆军中将大卫·麦克南就有了“奔雷行动”这个构思。该行动开始于小城市，是让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在一个敌对城市里进行封锁，并全速穿越各个街道。他们必定会遭到小型武器甚至是火箭推动榴弹的袭击。一有人向他们开火，他们就立即予以还击，歼灭袭击者。艾布拉姆斯坦克（Abrams Tank）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即使被火箭推动榴弹击中，仍能毫发无损。这些坦克在行动中不会做片刻停留，甚至绝不会减速。他们一边奔走，一边通过扬声器向敌人喊话，让他们缴械投降。几次行动下来之后，伊拉克人不再还击，我们的军队相对迅速而安全地将这些城市里的敌人全部清剿了。
到3月21日，也就是地面战争的第二天，有着8，000名士兵的伊拉克第五十一师便在南部宣布投降。我们一直在关注着第五十一师的一举一动——在战前，我们就通过情报部队接连几周做他们的工作：利用我们的情报人员建立联系，瞄准他们的高层将领，空投传单告诉他们该如何投降（我们在伊拉克全境均开展了类似的行动）。战争进入第十天的时候，已经有九名伊拉克将领投降，向我们寻求安全庇护，这表明我们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
我们的空中打击开始于第二天。我们重创了伊拉克各地的主要目标，包括领导人、军事目标、防空体系以及伊拉克常规军与共和国卫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在过去的12年里一直在禁飞区内向我们的飞机开火，而这却为我们帮了大忙——给了我们12年的时间来研究他的防空体系。我们的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轰炸机在轰炸中准确率非常高。他们能够在几千英尺高的高空中将炸弹投到一个特定建筑的特定窗口里，而全不伤及周边的建筑。一两天过后，伊拉克平民逐渐明白了这一点。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们，所以也就不再害怕了。我们的飞行虽在执行任务时，会看到伊拉克人在外面四处走动，和往常一样去市场买卖，他们相信自己不会遭到我军的攻击。
在北部，我们的特种部队与库尔德人一道控制了北方的上千座油田。我们接连不断地发动空中打击，击中了摩苏尔和基尔库克这两个主要的石油生产城市中的关键目标，为我们等候在意大利的空降部队扫清了障碍。
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里，让记者随军的决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些记者给后方的美国人带来了大量人性化的报道，讲述了士兵中许多儿女与夫妻间发生的亲情故事。他们给这场战争带来了人性化的色彩，而这正是我们想要取得的效果。我们需要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在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上，总统难掩兴奋之情，这种情绪也很快感染了在线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伤亡远远低于我们的预计。至此，一切仍需认真地运筹帷幄。我们不会停歇下来，但可以相对轻松地应战了。巴格达就在我们眼前，局势正在好转。
可随即天气便发生了变化。
在战争开始的第三天，我们遭遇了强烈的沙暴。在伊拉克沙暴随时都会出现，但一般是夏季出现的频率最高，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沙暴袭来之时，我们的直升机无法起飞；它们有全球定位系统，但是却根本不具备能见度。我们的部队无法行进；而我们的坦克，和我们的直升机一样，有全球定位系统却不具备能见度。甚至连我们的飞机也受到了影响：它们携带的炸弹都是激光制导的炸弹，但是激光要通过光线来引导，而沙粒会折射光线，因此当沙暴来临时，激光就会将标点分散打到一个地方的各个点上，准确率大大降低。沙暴持续了几天的时间，我们也只能徐徐前行。
当然，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也立即出现在广播电视上。他们声称我们是被后勤问题绊住了手脚，而不是天气的原因。更糟糕的是，许多已退役的将军和转行做评论员的退役将军（甚至包括少校和上校们）——如后来的总统竞选人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和前“毒品沙皇”巴里·迈卡弗里（Barry McCaffrey）①——提出的观点和做出的推测往往都是错误的。他们不是圈内人，有的人都退出许多年了，他们的话只能成功地对美国的民意造成误导。比如，当说到“震慑行动”时，电视评论员警告观众要做好心理准备，说他们即将看到一次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和军事力量的全面展示。美国人民还以为我们将动用太空时代的高科技来打一场成吉思汗式的战争呢，但我们的意图并非如此。我们是要通过可靠的、准确的轰炸对伊拉克当权者造成震慑，让他们感到随时都会有一枚导弹从他们的窗口飞进来。所以，当“震慑行动”开始时，人们感到极度失望。我们告诉所有听得进去话的人，“震慑行动”是指在我们需要进行打击的时候、在我们需要进行打击的地方进行集中火力的打击。我们可以炸毁一栋建筑，却让隔壁建筑的门窗都丝毫无损。它的准确性让人“震惊”，它的可靠性给人“威慑”。但是你从那些退役的将军那里是无法了解到这些实情的。而一旦公众听信了他们的话，就会突然毫无理由地与我们形成对立。
①曾担任自言美国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ONDCP）主任，“毒品沙皇”是美国“毒品战”的反对者对主要负责政府毒品管制政策者的一种谑称。——译者
有时候，媒体想要节省聘请评论员的费用，或者他们实在缺少专家，甚至不惜把退役的少校和上校都请到演播室来——而同样，这些人当中良莠不齐。他们都是在向美国公众散布一些混乱不清的信息（有时候还做出危言耸听的预测），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难度。我们经常不得不分派一些人员去应对或驳斥这些不实之辞。而一旦他们“猜”中了，情况就更糟糕了：他们无异于在向敌人透露我们的战略，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媒体的评论员们给我造成了着实不小的麻烦，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