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确实与他们进行了一番交谈，他们非常喜欢他——甚至全体起立为他的话鼓掌。
他走出来的时候，来到我跟前，微笑着，用胳膊肘朝我胸前来了一下子。
他说：“我表现得怎么样？”
我说：“非常出色。”
他的确是非常出色。
战争迫在眉睫，我们则忙于确认是否一切事务都已准备到位。一年半的战争计划就要走到最后时刻了。我们已经秘密地将10万人的军队连同设备、武器和补给都通过船只运送到了该地区。我们还对我们认为有可能会用到的机场、港口和基地进行了改进。在最后战争日益临近的30天期间，我们开始公开将部队和航空母舰派遣到该地区。兵力集结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不断升级。
2003年1月，我们的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终于也准备就绪了。我们从2000年秋天就开始对此运筹帷幄，从2002年1月起就在不断建设前方的总部。弗兰克斯希望在适当的地方开展一些工作，就在我们的“责任区”里，成立一个机动的前方指挥总部，可以随时根据事件的发展，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要建立一个能在战争时期容纳1，500名中央司令部士兵及工作人员并为其提供生活与工作场所的大库房。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坦帕指挥伊拉克战争，但是这两者不可相提并论。与前线部队处于同一个时区，更加接近行动地点非常关键，这会让部队在心理上感觉你也是此次行动的部分参与者。
2003年2月，验收的时间到了。我携带一小批工作人员前往卡塔尔，去进行首次实地演练。当时，最终要容纳1，500名中央司令部工作人员的这个前方总部里已经来了150个人，总部里面已经装备了大量的纯平监视器、电脑以及作战及情报中心。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检验了所有的设备，通过与坦帕接通的演练以及模拟战斗检验了指挥台的性能。我们确认了一切运作正常，把所有的环节都疏通了一遍。我们不希望届时出现任何意外情况。凑巧的是，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翰·阿比扎伊德如今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卡塔尔基地度过的。
我于1月底回到坦帕，当时弗兰克斯正准备前往卡塔尔。如果我能自由选择的话，我宁愿在战争期间驻守在卡塔尔。弗兰克斯明白我的心思。但是，他也很清楚伊拉克战争联盟需要我。这个联盟是我一手建立的，是我将这些国家组织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将联盟的作战人员带到卡塔尔．但是大部分人仍将留守在坦帕。如果我去了卡塔尔，将对联盟不利，而我们绝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在弗兰克斯和阿比扎伊德都不在的时候，需要有人来负责管理留守坦帕的两千多人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每天下午向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国防部汇报。坦帕需要我，我很清楚这一点。于是，我再一次履行了一名优秀士兵应该履行的责任。
弗兰克斯离开之前，将我拉到一边。
“我很遗憾你不能和我一同去那边，”他说，“因为我们一起为此准备了两年的时间。”
“我也是这样想的。”
“如果遭到袭击，我们保留向伊拉克宣战的权利。”这是以色列官方对我们说的原话。
以色列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曾经遭到飞毛腿导弹的袭击，当时在美国的坚持下，他们没有进行还击。这一次，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伊拉克向他们开火，他们就要还以痛击。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以色列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英勇善战的人之一，但是一旦他们卷入进来，这场战争看上去就成了一场美国与以色列联合起来攻打伊拉克的战争。这会孤立我们所有的阿拉伯盟国，让我们失去该地区全部的基地。并将严重破坏我们此前付出的种种努力。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我们派一名欧洲司令部的三里级将军前往以色列，专门向他们强调了我们的这一立场。但是，会谈当天结束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还是要保留攻打他们的权利。”这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担心，也是我们必须尽早消灭部署在伊拉克西部的飞毛腿导弹的又一个原因。
为此，我们派遣了特种部队行动小组穿过了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之间无明显防御带的、漫长的、可渗透的边境线。他们一行共300人左右，全部装扮成伊拉克当地人。我们将他们又分成了更小的小分队，然后让他们分散到整个地区，这样就不可能有人识破他们是一支统一的地面攻击力量。我们知道飞毛腿导弹的大概位置，而且已经有一半的特种部队小分队进入了战斗位置，可以在时机到来时摧毁这些导弹。—枚飞毛腿导弹一旦接到命令，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发射，所以我们的部队届时必须采取迅速的行动。
另一半特种部队的小分队部署在伊拉克边境的岗哨附近。这里有一百多个哨所塔台，是萨达姆在西部的耳目。时间一到，特种部队就会将它们统统炸掉。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还在考虑应付所有的“万一”情况。我们确认了万一需要拦截飞毛腿导弹，那适当的空中防御系统是否全部准备就绪。我们还确认了自己是否在正确的基地上配备了足够的、适当的武器装置，以便和我们即将使用的飞机配套。另外还确认了所有的战斧式导弹发射器是否都部署在正确的位置上，是否可以按预期进行导弹发射。
我们还对目标清单进行了更新。和阿富汗不同，伊拉克存在大量的攻击目标。在清单的最上面有潜在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藏匿地点。我们不想对这些地点进行轰炸，因为这样容易导致毒气泄露，所以要按计划派遣地面部队来占领这些地点。我们还将目标瞄准了一切能够为武力系统提供能源的地方，比如向空中防御系统提供电力的发电厂。我们也不能将这些地方炸掉——我们必须用特殊的武器将它们击垮，确保它们只是暂时无法运转。我们的目标还包括情报和军事部门的总部、共和国卫队领导层所在地以及其他战略地点。“外科手术”是此次战役的关键词——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枚炸弹都能投到一栋特定建筑的一个特定的窗口里，丝毫不伤及该建筑的其余部分。
2003年2月27日，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宣布“伊拉克仍然没有致力于裁减军备”。此时，我们的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了伊拉克，而且我们也已经在该地区集结了大规模的部队——这样大规模的部队集结总是要授人以柄。每等待一天都是冒险。
2003年3月17日，布什向萨达姆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他48小时内和他的儿子离开伊拉克，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但有一个情况并不为世人所知，布什在发布了最后期限大约18个小时后，就召集了他所有的陆军、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的司令官以及弗兰克斯和我本人，召开了最后一次电视电话会议。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总统对我们每个人都逐个提出了同一个问题：
“你同意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吗？”
每个人的回答都是，“同意。”
总统在询问弗兰克斯之前，先问了我。“我同意，”我说。“我最感欣慰的是我们并没有丢掉阿富汗这个重心，也没有忘记反恐战争。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进入伊拉克了，但是我们也时刻准备着进入阿富汗。要是有人问起，我们可以说自己没有做任何有悖于阿富汗反恐战争的事情。”
这些都是事实，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媒体一直在谴责我们，称备战伊拉克等于是将本该用于反恐战争的资源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属实。阿富汗战争和反恐联盟丝毫没有受到妨碍。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我们攻打伊拉克的当天，我们还在阿富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时间上的安排纯属巧合。）
在电视电话会议即将结束时，布什总统神情非常抑郁。在那一刻，他作为总统表现得恰如其分，你可以看得出他在做出开战的决定时也并不轻松。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一向如此。但是我必须说，在我与布什总统打交道期间，他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果敢、坚强的人；有人声称他完全依赖于强大的内阁及顾问团，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我眼中所看到的他是一个处理事情庄重、果断的人，他能让每个人都产生亲和感，同时又能让所有人都明确一点：他是真正的统帅。一个对与会人员一无所知的人只要看一眼当时的情形就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给你指出“那个人就是总统”。
他在会议最后总结道：“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军队目前要去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你们获得了执行权。可以在指定时刻开战。”
可最终，开战时刻比我们预料的来得还要快。
48小时的最后通牒过去了40个小时，这时我接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从白宫局势研究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打来的紧急电话。同时在线的还有拉姆斯菲尔德、特纳特和弗兰克斯（他当时已经在卡塔尔的前方基地了）。特纳特那边有情报掌握了萨达姆及其儿子眼下就寝的地点。特纳特、拉姆斯菲尔德和迈尔斯向总统简要地汇报了情况，告诉总统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不行，”布什说。“我给了萨达姆48小时，我是个遵守诺言的人。我说给他48小时，他就有48小时的时间。”
其他人听了他的话都很震惊。难道布什要看着萨达姆及其儿子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放弃一次避免全面开战的大好机会，仅仅因为他要坚持言出必行的原则吗？这是一个人格面临考验的时刻。
特纳特、拉姆斯菲尔德和迈尔斯想知道，我们在48小时的界限过后是否仍然能对躲藏在那个掩体中的萨达姆及其儿子发起攻击。
“不能在白天发动打击，”弗兰克斯说。“风险太大了。我们也不能使用战斧式导弹——它们已经预先对准了其他目标。在最后时刻改变它们的瞄准位置会搅乱我们的防御计划。我们可以发动打击，但是需要使用F117隐形轰炸机。只有这种飞机才能携带穿透力如此巨大的钻地炸弹。”
“这会影响到整个作战计划吗？”拉姆斯菲尔德问。
“不会，”弗兰克斯说。“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另外征用了一些飞机，以满足诸如此类的紧急需要。这些飞机专门针对‘随机目标’进行轰炸。完全不会影响作战计划。”
“那么我们可以行动吗？”
“在48小时期满和凌晨破晓之间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很紧张，但是可以行动，它们可以完成任务。可今晚是满月，它们会被发现，而且我们还没有摧毁伊拉克的防空体系——不过我们可以在它们出发时为他们扫清障碍。我们可以做得到。”
“那就这么决定吧。”拉姆斯菲尔德说。
弗兰克斯下达命令，两架隐形轰炸机开始起飞。它们赶在所有人前面，提前几个小时就开始奔赴伊拉克，这两架飞机在一轮圆月下飞行，飞入了一个防空体系密集的敌对国家。一旦成功，它们此次行动就将让战争在开始之前即宣告结束。
第五章 伊拉克
“我们不妨套用苏联人的一种说法，那就是战争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决策周期’。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剥夺了敌人的反应能力。伊拉克军队即将采取的行动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而伊拉克军队要等到48到72小时之后才能反应过来自己在做些什么。”①
①决策周期理论又称“波依德理论”或“OODA周期理论”，是20世纪末的军事战略家约翰·波依德提出的观察、判断、决策和行动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战争中一方能够缩短自己的“OODA周期”，进入敌人的“OODA周期”，就会延长敌人的决策时间，剥夺敌人做出反应的能力，使敌人无法及时地采取新行动，做到始终“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译者
——汤米·弗兰克斯将军
两架F117隐形轰炸机开始起飞，三个小时后它们就能穿过伊拉克边境，但是它们接到指令，除非接到命令，否则不能进入伊拉克领空。它们各自携带着两枚两千磅的钻地炸弹，威力巨大，足以穿透萨达姆最深的地下掩体。如果萨达姆的确藏在那里，那他至少是要大吃苦头了。
在卡塔尔的中央司令部基地内，弗兰克斯身边的所有人都很紧张。尤其是中央司令部的空军将领们对这次任务更是焦虑万分。可是，弗兰克斯一直镇定自若。
“用你的鼻子呼吸。”他说。
这是典型的从弗兰克斯嘴里说出来的话，而这话最终让他们镇定了下来——毕竟这不是什么不情之请。
终于，我们的飞行员接到命令，可以进入伊拉克领空。他们开始向萨达姆的掩体飞去，在他们前方还有两个小时的飞行路途。就在它们行进之时，我们从数百英里以外的海军航空母舰上发射了数枚战斧式导弹，旨在摧毁轰炸机沿途经过的伊拉克防空系统。导弹在极其完美的时间极其准确地击中了伊拉克的防空体系。双方配合得天衣无缝。在隐形轰炸机飞临某地上空前几分钟的时间里，导弹就将该地的防空体系彻底摧毁了。飞行员可以看到一次接着一次的爆炸，仿佛是他们在身后甩下了一连串的炸弹。战斧式导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那天晚上，我们的轰炸机没有遭到一枚伊拉克导弹的袭击。
最后，隐形轰炸机到达了萨达姆·侯赛因当晚选择的就寝地点。这是一个简单的、没有任何标记的民居，在它的下面就是一座德国制造的用水泥加固的掩体。隐形飞机在48小时的最后期限过后、黎明破晓之前的几分钟时间里投下了飞机上所携带的炸弹。炸弹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中央情报局当时有人在场，他目睹了这次袭击。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无法确认萨达姆是否已经死亡。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派人前往此地，搜索废墟，找到DNA样本，但是我们的人无法立即赶到现场，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设想他仍然活着。
一大群爱唱反调的人第二天便跳出来，说这次“斩首行动”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但是他们错了。我们对意外情况是有所准备的，动用隐形轰炸机并没有对整个计划带来任何改变。这种弹性正是弗兰克斯计划中的一个特点。
不过，轰炸该掩体很可能促使伊拉克对南部油田采取行动。我们有情报称，五支伊拉克常规军正在调集。我们知道南部的1，500口油井是伊拉克的攻击目标。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掠夺者显示，有三口油井已经起火了。这很奇怪，因为伊拉克的军队还没有到达那里。据我们所知，它们都被预先埋置了地雷。他们是准备把所有油井都炸掉吗？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坐等24小时，就很可能会失去抢救油井的时机。
我们最终的作战计划要求我军首先进行24小时的轰炸，接着发动地面进攻。这会给地面部队一丝安慰，但仍然会让伊拉克人大吃一惊，因为通常在我们的地面部队到达以前，要持续进行几个星期的空袭。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挽救这些油井——我们别无选择——就必须立即派出地面部队。我们的计划关键在于灵活：一旦地面部队必须首先投入战斗，他们就能立即出发。
“告诉海军陆战队提前24小时采取地面行动。”弗兰克斯向地面战争总司令陆军中将大卫·麦克南（David McKiernan）下达了命令。就这样，地面战争正式打响。
在南部，攻占1，500口油井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任务，英国的一支突击队负责助攻。他们急速行军赶到巴士拉，要在油井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将其攻占。这是一项近乎苛刻的命令；许多地方都有可能出错。如果我们在油井附近展开枪战，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