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
显然，我们需要召集更多的人来施行蟒蛇行动。我们派出了更多的部队，要将基地组织沿着山脊向下赶，进入我们封锁部队的火力范围，此时参与封锁的兵力已经增加到了5，000人。我们有情报显示，本·拉登或者穆拉·奥玛尔可能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不想疏忽大意。基地组织分子负隅顽抗，但是我们还是把他们逼向了山谷。在这些基地组织分子当中有一部分乌兹别克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是在这片山区里生活战斗了一辈子的人。而对我们来说，这是迄今为止遭遇的最艰难、最残酷的战斗，第一个星期就有八名美国士兵和三名联军士兵阵亡。但是，同样在这一周，我们也歼灭了数百名敌人。那些没有被歼灭的人消失在村子里，或者找到了其他的逃跑路线。到3月8日，蟒蛇行动经历了六天的时间后宣告结束。这次行动非常成功，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本·拉登。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悬赏2，500万美元给任何提供重要信息、有助于我们抓捕本·拉登的人。2，500万美元几乎可以把整个阿富汗买下来。但是没有任何人前来领赏。
联军的地面部队曾经问阿富汗人：“你们知道2，500万美元到底是多少钱吗？”
阿富汗人说自己知道。他们说，用2，500万美元“可以买20个气球”送给孩子做生日礼物，“还可以买来很多吃的，足够一家人吃一年的”。
“副部长要去密歇根州的迪尔本（Dearborn），”沃尔福威茨的助手说，“去会见一群流亡国外的伊拉克人。您愿意一同前往吗？”
这个邀请有点奇怪。我给弗兰克斯打了个电话。
“你觉得要去吗？”
“总之没有什么坏处。”
我挺喜欢沃尔福威茨的，因为他待人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他和你说话的时候总是注视着你的眼睛——而且他是我所认识的、干起工作来最不分昼夜的人。他很有教授学者的气质，他喜欢与人长谈，而且在谈话期间提出的问题会多得让人难以想像。弗兰克斯和我出于礼貌都叫他“部长先生”。他喜欢我们这样称呼他。
我们乘坐一架C9飞机，共同来到了迪尔本。一路上，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把这500名左右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召集到一起的，他认为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伊拉克以及伊拉克政府的情况。他们从前在伊拉克都是专业人才——包括医生、律师、银行家和离任的将军。他们在迪尔本的一家老福特剧院内的“金色巷道俱乐部”内等待迎接我们。
我们一走进房间不禁吃了一惊，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伊拉克。在密歇根州迪尔本的市中心，站在我们面前的却是500名身着民族服装的伊拉克人。
沃尔福威茨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后，迅速走上了前台。
“如果萨达姆不做出任何让步的话，”他对这些人说，“我们就不得不对他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所有不同的部落和所有不同的宗教振别会不会和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他们异口同声说会的。
“我请来了中央司令部的德龙将军，”他接着说道，“你们要是有人认为自己对战后的伊拉克有所了解，自愿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提供帮助，就请和他好好谈谈。”
大概有一百多个人来到我面前，向我通报了他们的姓名和头衔。他们说如果要发动战争，他们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列出了一个名单，战争爆发后，我们也确实和这些人取得了联系，让他们为我们做翻译。可是大多数人表示拒绝；他们想要的只是在新的伊拉克政府中掌权或担当要职。今天伊拉克新政府的总统、总理、副总理都曾经流亡国外。
我想沃尔福威茨一定是太相信伊拉克流亡人员所做的承诺了，尤其是艾哈迈德·沙拉比（Ahmad Chalabi）。很少有人知道沙拉比曾经是沃尔福威茨在就读研究生院时的同窗。不幸的是，沃尔福威茨很信任他，而我们发现沙拉比提供给我们的大部分情报非常可疑，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也从来没有看好他。另外，沙拉比还怂恿沃尔福威茨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而事实最终证明，该建议纯粹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与精力：这就是让伊拉克“自由战士”参与作战。
我们中央司令部很清楚，伊拉克人不会像阿富汗人那样与我们并肩作战，因为在伊拉克不存在像北方联盟这样我们比较了解的组织，而且这场战争的规模更大、更接近常规战争。不过，对我们所能得到的任何来自于当地人的援助，我们还是表示欢迎。沙拉比声称自己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流亡在外的伊拉克战士愿意参与我们的行动；有的流亡在欧洲，另有一大部分人在伊拉克。他促使国防部同意将这些人纳入我们的战斗编队中。
于是我们在东欧开展了一次演练，参加演练的都是所谓的伊拉克“自由战士”。在大概五千多人当中，只有500人能通过最初的安全检查。他们被派到一个海军新兵训练营，然后被分派到各个分队做翻译，或者做顾问，告诉我们该如何帮助伊拉克人民。
另一个媒体没有披露的事情是，这些“自由战士”并不像他们自己承诺的那样无所不能。他们当中有的人确实在一些小规模战役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接到了许多投诉报告，称他们在巴格达有抢劫和偷盗的行为。该城陷落之后，他们就混到当地的平民当中去了。据说沙拉比把其中一部分人留做了自己的个人保镖。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战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而我们也在马不停蹄地加紧备战。我们继续以军事演习为由悄无声息地把我们的地面部队运送到该地区去，我们成功地将8．000人的地面部队驻扎在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却丝毫不被人察觉。我们还将炸弹、子弹、食品和其他补给存放在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大规模库房中。我们不断地对伊拉克作战计划进行更新、提炼和修改，将每一种“万一”都考虑在内，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偏差都思考了一遍。这份作战计划我们调整了不下60次。
在制定伊拉克战争的作战计划时，我们还要完成一个棘手的任务：走进性情乖戾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内心深处，分析他即将采取的行动，保持先发制人。我们问自己：如果换了是我们的话，我们会采取哪些行动？向以色列和约旦发射带有生化武器的飞毛腿导弹？点燃所有的油田？攻打并屠杀北方的库尔德人？用大水淹没平原地带？让美军近前，然后向他们喷洒生化武器？将共和国卫队驻扎在巴格达内外，迫使美军打一场持久的、短兵相接的市区巷战？答案是所有这些都有可能，而且此外还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萨达姆孤注一掷，他就能进行极其严重的破坏，而一旦战争引起了如此重大的灾难，那他就能挑起全世界的反美呼声，甚至还有可能迫使我们撤军。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一切呢？
答案非常清楚：我们可以抢在他前面，在他有机会采取行动之前就发动进攻。因此，我们的计划一旦施行，那它与现代历来的战争相比，就将在更大的程度上要求我们在开战之前先发制人。我们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特种部队所进行的秘密行动，依赖情报部门（“打心理战的特别部队”）预先完成关键任务，离间伊拉克官员及将军与萨达姆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计划要求在五条战线上同时向萨达姆发起进攻。这五条战线分别是：
1．北方战线。伊拉克北部是战略重点。首先，我们需要保护库尔德人，他们居住在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开战时那样遭到萨达姆的大规模屠杀。我们有义务保护他们。我们还希望能完全控制这片战场。我们需要他们置身事外，这主要是因为土耳其对库尔德武装高度敏感，异常警惕。伊拉克北部这片辽阔的库尔德人居住区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南部。而库尔德人希望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库尔德斯坦——对此，土耳其人强烈反对。首先，我们要说服土耳其允许我们在他们的境内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此外我们还有一份备用的计划方案——当土耳其连续数月摇摆不定的时候——我们决定在意大利驻扎一个空降师，让第四步兵师在土耳其海岸外、地中海东部的舰艇上待命，同时在北方空降了20到50名特种部队“A级战斗队”，让他们与库尔德人会师。如果土耳其拒绝为我们颁发许可，我们就试图蒙蔽伊拉克政府，让他们相信土耳其的拒绝不过是使诈，让他们认定我们虽然表面上否认，但实际上还是要利用土耳其作为我们的进攻阵地。我们将利用萨达姆的偏执。如果这个策略有效的话，我们就能将11个伊拉克陆军师和两个共和国卫队师拴在北方，动弹不得。
2．西部战线。我们考虑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不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要确保以色列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另外我们与约旦（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的关系并不好）、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科威特以及土耳其的关系都比较融洽，我们必须保证萨达姆不对他们发动袭击。这样一来，在伊拉克西端拦截飞毛腿导弹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萨达姆可能转眼之间就把他所有的飞毛腿导弹都发射出来，引发前所未有的一场灾难。另外，西部地区本身也很重要，该地区占伊拉克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我们必须在西部蒙蔽伊拉克的耳目；我们希望在必要的时候能不知不觉地逼近他们。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再空降20到50人的特种部队，与来自其他三个国家的特种部队一道在战争开始之前进入西部。我们可以将他们部署在飞毛腿导弹发射地周围以及边境的瞭望塔附近。这样，我们一下达命令，他们就可以抢占飞毛腿导弹的发射点，同时让伊拉克人无法发现我军已经逼近。
在本书的创作期间，负责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指挥特种部队作战的陆军准将加里·哈勒尔在特种部队司令部的总部内接受了我们两个小时的拜访，向我们介绍了特种部队执行任务的部分情况。以下是他在采访中所说的话：
伊拉克西部非常辽阔：方圆100万平方英里。你也许觉得在这种地方藏身应该会比较容易。但是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真正空无一人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来到一片不毛之地，那是在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我走到这片荒地的正中部位时，不禁停下脚来，说道：“知道吗，这个地方真是什么也没有。一个人影也别想看到。”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音乐声。我转过身来，一个阿拉伯人正骑着骆驼走过来，手里还夹着一台内置扬声器！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我们认为自己的部队是与世隔绝的。可第二天，一个放羊的小孩就赶着羊群出来了，而且他发现地上的土颜色有些不对劲。要想骗过居住在附近的当地人是很困难的。在带领特种部队执行任务的时候，你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会遇到大麻烦。在一个强权统治的国家里，如果这个放羊的孩子知情不报，那他和他的家人就要面临被处死的危险。
特种部队需要对当地的地形做出分析，选择最好的藏身之地。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并进行大量的策划部署。你必须设想附近永远都有人出没。比如，如果你乘吉普车外出，留下了车辙，你读怎样掩盖这些痕迹？你怎么才能一连几天或者几个星期驻扎在那里而不被发现，尤其是你接受的任务要求你埋伏在一个战略地点的附近（而且该地点还有重兵把守，日夜巡逻）？
一旦你提前跨越边境并被人发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你是名常规军队的普通士兵，犯了这样的错误往往后果还不会太严重。但是就我们所承担的任务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出错，就要牵涉到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事件。一旦我们的人在布什给萨达姆公开下达最后通牒之前就被伊拉克抓住了，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特种部队肩负着巨大的政治包袱。这对士兵来说是相当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们为何选择一些年龄偏大的、更有经验的人参加特种部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去做的事情）将直接牵涉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最高层的利益。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一旦他们被放羊的孩子发现了，该怎么办？许多当地人认为我们会杀了他们，以免破坏整个行动。这完全是臆测。事实并非如此。你不能杀死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如果你杀死了一个没有武装的平民，你就触犯了法律。我们不会明知故犯地违背地面战争法。
如果我们的人被发现了，他们就要立即开放。放羊的孩子会跑回去把情况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会跑去通知地方治安官，治安官则会带着一群当地的暴民或者一支小规模的游击队来找你。这会造成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几支小分队遭到了威胁，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撤出来。有一次，我们的一支队伍被发现，一大批武装人员跟在他们后面——他们战斗了三四天才甩掉了对方。当然，如果你遭到了火力攻击，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你就在军事行动准则允许开枪还击的范围内了。放羊的孩于是一回事，端着机械化步枪的连队是另一回事，必须另当别论。
在伊拉克西部，我们不能出任何差错，因为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及其危险。
3．空中战线。我们计划动用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机与战斧式导弹发动一场空中打击。该计划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既能允许我们在战争开始之际就进行空中打击，又可以让我们将空中打击安排在紧随地面战争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要想消灭一个目标要动用3，000架飞机发动空中打击。在海湾战争中，仅需要动用十架飞机。在伊拉克战争中，一架飞机就能消灭十个目标。此次战争将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以及雷达制导炸弹，将是有史以来轰炸最精确、平民伤亡最小的一次空中战争。
4．从科威特发起地面战。我们计划将几乎全部的地面兵力——数十万人的地面部队——都驻扎在科威特境内，并从那里沿不同路线向巴格达进发。进军速度是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尽可能避免长时间的战斗，不断向目标逼近。我们计划要在60天内迅速取得胜利：而且我们认为一旦巴格达被攻占，这场战争就胜券在握了。
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可以从土耳其、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发动地面进攻。但是我们最终不得不接受土耳其不允许我们的部队进驻其领土这一现实，而且我们也不能将地面部队派到沙特阿拉伯或者约旦，因为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对我们持友好态度，但是他们的国民顶多也就是对这场战争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们可以把特种部队驻扎在约旦，但是我们不能继续加强在该国的军事介入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剩下科威特这一个前沿阵地了。这对我们快速向巴格达推进造成了更大的补给上的压力。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动用大量的攻击作战运输车，而且还要动用大量的油罐车。我们需要数百辆油罐车随军前行，跑前跑后地为战车提供足够的汽油，为队伍的不断推进提供保障。我们不是向巴格达行军——而是要飞速冲往巴格达。弗兰克斯的指令很清楚：小伙子们，走快点，因为兵贵神速。
媒体反复提到一条“看不见的红色警戒线”：如果我们跨越了这条线，萨达姆就很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但是我们早已准备就绪。我们已经预备了大量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