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我们选择了关塔那摩基地，这是美国的一小块领地，与古巴之间只隔了一道篱笆和几个岗哨，距离中东非常遥远，因此非常安全。在关塔那摩基地筹备设施期间，我们在坎大哈和巴格兰附近建了几座监狱，将每个战俘营的人数控制在100以内。但是有的囚犯极度危险，或者影响力很大，我们希望立即把他们押送到国外。于是我们决定采取一个短期的、暂时的措施。该措施可是前所未闻。我们把一些“特别危险”的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一个流动监狱里——一架直升运输机内。这种关押的时间不长，因为运输机在别处还要派上用场，此外，值得庆幸的是，关塔那摩基地很快就向我们开放了。
我们终于把这些囚犯押送到关塔那摩基地，让他们接受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了大量宝贵的情报，我们和盟国分享了这些情报，断然阻止了基地组织的多次恐怖袭击行动。
我们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囚犯不是战犯。他们是恐怖分子——非法的武装人员。战犯可以享受《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权利，而恐怖分子则不能。关塔那摩基地属于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所以此事由他们协同中央情报局来负责处理。
2001年12月22日，由卡尔扎伊将军统领的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了，但是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部落军阀的手中。我们必须统一这个国家，制定国家策略，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让他们彼此依存。我们的第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成立阿富汗国民军。我们需要25，000美元来为它训练出第一批军队。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竟然拿不到这笔钱。我们先后找到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他们都很尴尬，却又不得不说没有办法。从法律上讲，我们不可以向阿富汗提供资助。和许多前9．11时期的法律一样，这条法律早该修改了，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修改。当我们必须发动战争的时候，可以轻易从美国政府那里筹集到数十亿美金，但是我们战后如此迫切地需要25，000美元，却根本不可能申请到这笔重要的资金。
于是我来到了中央司令部盟国村中的法国联络处，问他们是不是可以提供这笔资金。他们二话没说就划拨了资金。法国人在成立新的阿富汗军队上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不仅提供资金，甚至还负责操练了三分之一的军队。不过，他们可是指望我们知恩图报的。在那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有人公开批评法国，我就能接到法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的电话。
他会说：“你们还记得我们曾经在阿富汗战争中给你们提供的帮助吧？”
我会答道：“是的，先生，我记得。我们非常爱你们。”
他听了就会哈哈大笑。
为了帮助阿富汗重建，我们给盟友分别指派了管辖的地段，让他们对分派的地区拥有绝对的管制权，此外我们还派遣了临时的重建小组，满足各地的需要。每个小组都由专家组成——医生、律师、工程师——负责我们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此外，数十个人道主义组织还向中央司令部派遣了代表，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重建项目展开合作了。
重建工程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医院的设立。我们一清理出一片地方，就立即派一个工作组成立一所医院，通常都是将一栋原有的建筑改建为医疗机构。我们在马扎里沙里夫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很快就在当地建立了全面的医疗队伍，包括从约旦引进了20名外科医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让阿拉伯人来管理这些医院，并成立一支阿拉伯人的医疗队伍。）阿富汗人急需医疗服务，他们甚至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徒步赶来就医。妇女和儿童多年来一直没有接受过医疗服务，他们迫切需要救治。我们不得不额外搭建帐篷，为他们提供过夜的住宿。我们前后共接待了数万名前来就医的民众。
而且，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也终于满足了法国人请求派遣地面部队的愿望。他们为这些医院提供安全保障。当然，他们派来的部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请求，但是他们得到了上镜的机会。俄罗斯人也不断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派兵的机会，我们不得不同意他们在喀布尔附近成立了一座医院。我们在阿富汗重建上大获成功，其中一个有力的见证就是到12月22日为止，已经有将近750，000名阿富汗难民重返家园。这么多人当初迅速逃离家园，如今又同样迅速地跑了回来，这样的情形实不多见，这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弗兰克斯亲临了阿富汗，他发现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但同时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屉也深感高兴。他刚回到美国，就被召往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Crawford，Texas）。布什总统想和他面谈。那是2001年12月，总统想全面了解一下我们的伊拉克作战计划。
第四章 走向进攻时刻
“一个星期后得出来的作战计划无论如何精妙，也难以和眼下就实施大举进攻的计划相媲美。”
——小乔治·S．巴顿将军
《我所认识的战争》，1947
“我被召到农场去了，”弗兰克斯从阿富汗回来后不久对我说，“我们需要把以前制定的伊拉克作战计划拿出来看看。”
政府高层提及伊拉克，我们丝毫不觉得惊讶。自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中央司令部就一直在严密监视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举一动，并制定了一套书面作战计划，确定了如果他在科威特附近集结军队，如果他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这是一个防御计划，知情人非常少。其实，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他的《进攻计划》（Plan of Attack）一书中，错误地推断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书面作战计划。伍德沃德在书中说，弗兰克斯否认布什曾经在12月份让他制定一份伊拉克战争计划，指责弗兰克斯说的全是谎言。其实弗兰克斯没有说谎。拉姆斯菲尔德曾经让所有的地区司令部司令对自己原有的应急作战计划进行更新——让一个地区司令部司令更新一份作战计划并不等于命令他为攻打某个国家做好准备。我们的计划需要不断更新。其实弗兰克斯在被召到克劳福德之前就曾经和拉姆斯菲尔德讨论过关于伊拉克的作战计划。
当弗兰克斯再次抵达克劳德福的时候，布什让他坐下，很快他就发现了这次会谈意义非凡。
“请让我们看看，你们针对今天的伊拉克都制定过怎样的作战计划，”拉姆斯菲尔德通过新墨西哥家中的电视电话会议装置对弗兰克斯说道。
弗兰克斯拿出了此前准备的作战计划——该计划需要派遣30到50万人的地面作战部队。
他们把计划浏览了一遍。最后，拉姆斯菲尔德说道：“这些想法太落伍了。”
“我同意，”弗兰克斯说。
“我们需要更灵活些的计划。更少的地面部队。我们必须能够迅速发起进攻。”
“灵活性和较少的地面部队，这些都没问题。迅速进攻不可能。战前筹备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把这些计划更新一下，”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希望一旦形势需要，能够立即准备就绪。”
虽然我们对开战的时间有所保留，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政坛的正确性。作为职业军人，弗兰克斯和我都坚信萨达姆必须下台。我们的理由是：
*有迹象显示伊拉克正在积极备战。它在公然进行L29无人驾驶战斗机的测试，该战斗机可以装载化学喷雾器，伊拉克人很多年都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武器试验了。他们还在公开测试一种新型的飞毛腿导弹，其攻击范围在所有的飞毛腿导弹中是最大的，已经超出了联合国的限制，能够抵达以色列、约旦、土耳其和科威特。这些飞毛腿导弹上都配置了生化剂。
*伊拉克正在利用光导纤维电缆建筑一个空中防御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等上一两年再和伊拉克交战的话，战争的难度将更大。有国家与伊拉克正在合作建设一个地下电缆系统，并将其和所有的空中防御系统连接起来。一旦这项工程结束，伊拉克人就能通过地下线路通话（而不是通过空中电波），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再也无法截获他们的通讯信息了。
*萨达姆有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科，包括1995年用化学武器杀死了数千名库尔德人。（他在北方仍然驻守着两支军队，随时准备攻击库尔德人。）
*伊拉克越来越具挑衅性，他们几乎每天都向我们在伊拉克南部及北部的禁飞区内巡逻的战机开火。
*伊拉克军队仍然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当中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军队。虽然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enate Select mittee on Intelligence）2004年7月发现的情况与此有出入，但伊拉克的军队并不是在“土崩瓦解”，而只是比从前的力量有所削弱（正是我们削弱了它），但即便如此，伊拉克的陆军和空军依然非常善战。
*我们从多方来源获得了大量可靠的情报，称萨达姆政权中的高级官员与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保持了长达10年的往来。
*另据可靠情报，伊拉克境内有一个基地组织的营地，就在伊朗边境附近，而且伊拉克很可能在为基地组织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证据表明，萨达姆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恐怖组织。一个人尽皆知的例证就是，每当巴勒斯坦的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以色列发动了爆炸袭击，萨达姆就会给“牺牲者”的家属送去25，000美元。）
*有情报称在伊拉克境内接近伊朗边境的地方有一个生化武器的封闭实验基地。这是他们与基地组织的合作项目，同时也用来藏匿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
*我们百分之百地确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通过情报人员获取的消息以及在技术上获取的情报都称伊拉克仍然拥有化学武器，而且有报告称，伊拉克将一部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组件提前藏匿到了叙利亚或者黎巴嫩境内。另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又在开展核武器的开发计划，包括购买尺寸相当的铝管，用它们充当制造核武器时所必须的离心管。我们很清楚，只要萨达姆愿意，他就可以在一年之内拥有一枚核脏弹，而有证据表明，他的确有这个野心。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问题上，伊拉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同在于，伊拉克正在积极地测试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射系统：导弹、喷雾器与炸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回事；公然测试这些武器的发射系统（企图像对付库尔德人那样使用这些武器）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美军基地，都有可能遭到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盟友使用这些武器来袭击我们，或者把这些武器交到恐怖分子手中，让他们用这些武器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弗兰克斯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情报虽然不是十分精确，但其指向却是不容怀疑的。”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情报不精确的时候远远多于精确的时候……＇我们的情报分析对象包括＇上一次海湾战争中发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的女婿＇已经叛离了萨达姆＇在＇证词中＇为我们提供的情报，＇以及＇我们截获下来的、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鉴于所有这些信息以及中央情报局基于这些信息所做出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如果布什总统不采取任伺措施的话，未免也太玩忽职守了。
弗兰克斯与布什面谈后，我们就开始制定作战计划。要准备一份恰当的作战计划，我们必须核算出届时所需的兵力以及将士兵派遣到前线所必需的后勤支援：核实我们必需的设备、战机、战舰和武器；计算出落实上述所有任务所必需的人力；罗列出我们这个计划所基于的全部情报；查实敌方使用的通讯设备，确定我们需要的通讯设备；描述整个行动的概况；制定后期计划；预备撤离计划——即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将自己的部队撤出那个国家；并确定我们在何时需要建议总统征用预备队。此外，我们还必须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并且对这些方针进行战争游戏演练。该演练主要设在中央司令部或华盛顿，大部分都是由电脑来完成的。然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作战计划交给律师过目，以确保它没有违反国际武装冲突法案。最后，计划还要经过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过目，由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或给予批准。在中央司令部，我们共有15个人夜以继日地在对伊拉克作战计划进行更新。即使动用如此多的人员，要更新一份作战计划一般也要花上三年的时间。
我们必须对原有的作战计划进行调整，使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动用更少的地面部队，并且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部署。我们还必须将这份作战计划从根本的防御性计划更改为一份采取主动进攻的作战计划。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什么时候要攻打伊拉克（也不知道究竟是否要攻打），在什么情况下攻打，以及打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桌面上摆出大量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使得整个工作又耗费了更多的时间。
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想让我们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我们可以单纯地袭炸主要目标，比如可疑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在地、飞机跑道、政府部门、政府建筑物，使用战斧式导弹或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或双管齐下。这样的战斗几乎不需要多少地面部队。或者我们可以只攻打油田，这个方案需要更多的地面部队。再或者，我们可以只占领伊拉克的西部地区。
我们还必须考虑投入兵力过少有可能导致哪些缺陷。比如，一旦萨达姆决定摧毁他的油田基础设施，或者摧毁河道的船闸与水坝，淹没整个伊拉克的南部，那么规模如此之小的地面部队该如何应对呢？小规模的兵力能处理这样的大变故吗？
我们也可以推翻萨达姆及其政府，而这需要投入大量的地面部队，6万多的兵力远远不够。伊拉克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口为2，600万。仅凭6万多人的兵力是无法攻占伊拉克的。此外，这样的战争还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第一次海湾战争动用了50万人地面部队，部队集结耗时六个月。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是不可能集结起50万人的地面部队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战争初期派遣不到8万人的地面部队，然后一边作战一边增兵，但那样的话，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队伍很可能一开始就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很可能遭到围攻。
我们不断地与布什以及拉姆斯菲尔德联系，告诉他们，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一个所需地面兵力的确切的数字，除非我们知道他们究竟想让我们实现怎样的目标。在制定该作战计划的早期阶段，我们所能明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弹性较大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要足以应对几种不同的紧急情况，而且所需的兵力要从6万到30万人不等。关键就在于灵活性。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都坚持要求我们做到能迅速地对伊拉克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打击，很显然，不管我们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都必须提前将部队部署完毕。我们必须开始集结部队，尽管战争还没有最终打响。
由于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都坚持认为，不能过早地公开部署兵力，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隐秘的途径将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军事设备、武器和补给派遣到伊拉克附近，并驻守在那里。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该地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