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人生- 第36部分

为了待遇公道，老干部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争取，薛廷臣始终参与其中，后来，他觉得自己是不是错了，是不是有点人心不足？于是，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反思。

对于满足，他是这样认识和理解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各有不同的满足要求，各有不同的满足标准。婴儿饿了，本能的就是哭，让他吃饱了他就再不哭了，这也就是说，他己经得到了满足。母亲在病中曾给他说过，她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母亲当时满足的标准是把分家时先人们留下的那份家业守住了，院子里也盖了几间房子，也把他们兄弟、姐妹几个拉扯大成人了，她就觉得满足了。至于她吃的苦、受的累、遭遇到的不幸和各种打击，她一直认为那是一个人命里注定的，是自己有罪孽，所以，受苦受累是应该的。所以他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吃苦受劳累，不受苦受累，活着也没意思”。又一次回老家探亲时，他到上源头村去看望薛金廷，薛金廷曾说：“不要说每月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我每月能有二十块钱就够我花的了。”也就是说，薛金廷当时满足的标准，就是每月能有二十块钱的收入就够花了，他也就满足了。自己每月两千零两块钱的工资，是薛金廷满足标准的一百倍，自己还觉得不满足，还要去找县委书记讨说法。这是不是自己贪心不知足呢？

再联系到大的方面，薛廷臣想：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在中国，他已爬到了一人之下、十几亿人之上的位置了，他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都写进党章里面了，但他对这个副主席职务还觉得不满足，还想要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他对这个全国一人之下，十几亿人之上的位置竟然还觉得不满足！真不知道他还想要怎么样呢？！

其实自己并不是不知足。像自己这样的文化程度不高，既没有学历又没有特长和专业知识，也没有职称的“万金油”干部，小的时候在农村拾柴、放羊的农民的儿子，现在每月能拿两千多块钱的工资就已经很不错了。按照母亲曾经给说过的，做人要知道有个够的话（是指满足），完全应该满足了。但是，自己到企业部门去工作，不是自己要求去的，是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把干部从行政事业单位分配到企业单位去工作的，他们是听党的话，不讲价钱，服从组织安排才到企业单位去工作的，而现在，他们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同级离休干部的待遇却相差这么大，总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很不合理的。他不是不知足，是心里觉得很不平衡，转不过弯子，就有点想不通。

对于满足，薛廷臣还有另一种想法：对于有欲望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坑，他永远也满足不了。这才真正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填哩。反过来他又想，一个人活着，要是没有一点想法和欲望的话，那也就和傻子、呆子、植物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像傻子、呆子、植物人一样的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人有欲望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只要要求合理，不越辙，就应该视为正常。所以他也就不再责怪自己了。

落实政策以后，工资的确增加了不少，但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手头还是不宽裕，但总算把借别人的钱还清了。虽然现在不欠外债了，但还是没有多余的钱给会忍。他就想把会忍的儿子薛重凯叫来在青海做生意，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也没有给会忍和淑云两口子商量过。后来又想，会忍只有一个儿子，他们可能也不会答应，也就没说起此事。后来薛重凯和村里的几个青年一块在兰州一个永济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薛廷臣知道以后便专门去了一趟兰州，他便让重凯在兰州学习修摩托车的技术，按他的想法，孩子手里有一门手艺总比在家里做庄稼好些。

重凯在兰州学习修摩托车没有学成，后来又在陕西渭南学了一段时间，总算出师了。以后就可以开一个摩托修理部来维持生活了，这个时候他才在心里多少觉得有了一点安慰。

退休以后闲来无事，总是有许多回忆。薛廷臣经常思念家里的几位老人，老人们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在跟前尽过孝道。他这个当儿子的根本没行过孝，没有尽到做儿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一想起来就觉得有些羞愧不安和难过。

叔父一生是个什么事都不管的人，光知道下地干活的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从来就没有管过家里的事只是埋头出力气下苦。以前是母亲管着家里的经济收支，母亲去世以后便由相哥管理家里的经济收支。不管谁管家务，叔父从来没有向母亲或廷相要过钱。他靠自己的勤劳，身上的零花钱也从来没有断过。雷首山一带有一种叫远志和枸杞子根的中药材，叔父下地干活时，遇见了这些草药总要一根两根的收集起来。有时候也专门到地里去挖药材，积攒上一段时间有个几斤十几斤，卖了就够他的零花钱了。

叔父以后不能下地劳动了，也不能再挖药材了，也就没了另花钱的来源。一次，他回家时给了叔父十块钱，叔父不要。对他说：“我手里还有十几块钱哩，我又不买啥，不需要钱。”临走的时候薛廷臣还是给叔父放下了十块钱，并说：“如果你钱花完了，想吃什么没有钱的时候，你就到顺治那里去取。”叔父只是答应说：“行！行！”

薛顺治和薛廷臣小的时候一块玩耍大的，他们两个即是同学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又一块在席家凹和板上教过学，两个村相隔只有两里远，经常一块回家，两个人的关系很要好，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铁哥们。薛顺治是教员，每月都能领到工资，手里经常不缺钱。薛廷臣也曾想过，叔父可能不会到顺治那里去取钱，他便给顺治打了个招呼，叫他过一段时间主动去问问叔父，给他些钱。因为顺治和薛廷臣的关系特别铁，他也有能力帮这个忙，便很痛快的答应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也按薛廷臣给他说的照办了。

有一次，薛廷臣准备和顺治算账，顺治对他说：“一年多了才用了几块钱。”就没有算帐。他六叔去世以后，他和顺治算账的时候才知道，前后三年多的时间，叔父才从顺治那里只用过二十六块钱。顺治给他说：“叔父都是几毛一块的花钱，从来就不多要钱，有一次我给他三块钱的一张票子他不要，他说有一块钱就行了。”

薛廷臣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叔父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也设见过世面，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称汉，老实纯朴、艰苦创业、勤俭节约、勤劳本分的渡过了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也没享过福，想到这，他心里特别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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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薛廷臣在家里呆了半年多。上班时忙忙碌碌的习惯了，突然坐在家里没事可做，还真的不能适应，总想做点什么，但却找不到事做。越是闲着没事做，心理就越容易出现障碍，失落的感觉便开始衍生。就在这个时候，郑均保领着农牧局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张秀杰来到了他家。

郑均保当时在农牧局知识青年办公室当会计，他们两个是来叫薛廷臣到农牧局知青办公室去帮忙的。薛廷臣本来在家里就闲着没有事，整天着急，听到他们的邀请，当下就很痛快的答应了。

去了农牧局知青办公室以后，张秀杰主任非常敬重这位老前辈，重要事情都会和他商量。过了一段时间后，张秀杰就知情安置问题征求了薛廷臣的意见。他提议开一个酒馆，这样就能安置几个知识青年。

张秀杰采纳了薛廷臣的建议，很快酒馆就办起来了。

酒馆由薛廷臣负责经营和管理，在酒馆里，经常能来几个熟人说说话，薛廷臣觉得比闷在家里要好得多。

酒馆开了几个月之后，张秀杰要把酒馆承包给薛廷臣。条件是，除了安置几个知识青年，再交一定数额的承包费。

老家长旺村郑建康的儿子郑重稳在太原学过厨师，薛廷臣和郑均保商量以后，就把郑建康和他儿子叫来了，将酒馆改成了“山西刀削面馆”。　“山西刀削面馆”开了一年多，除了完成上交任务和各项费用开支外，每人还分了一千块钱。

一九八八年七月间，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城关医院的外科大夫孙家骏，大通一中的数学老师龙甲元，从兰州来信叫薛廷臣过去一趟。因为都是老朋友，薛廷臣就抽空去了一趟兰州。

到了兰州之后，薛廷臣才知道，这两个人准备承包兰州的一个大型酒店，想征求薛廷臣的意见。孙家骏对他说：“如果你愿意参加，咱们三个人共同投资，由你来负责经营管理。你不愿投资，就由我们两个投资承包。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上班，还得由你负责经营，我们给你开工资，请你能帮我们这个忙。”

“不是我不帮你们的忙，我没有资金，不能参加投资入股。让我来经营，可我这个老脑筋早就跟不上形势了，根本就拿不出现代化的管理方案来，的确没有这个本事。”薛廷臣回答道。

孙家骏和龙甲元两个都是大学生，都是薛廷臣在城关供销社和党校工作的时候，经常在一块喝酒的酒朋友。他们都知道薛廷臣这个人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是看上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实干精神才把他叫去的。但薛廷臣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把大酒店经营好，怎么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儿。这件事也就算了。薛廷臣在兰州呆了两天之后便回到了大通。

桥头镇政府、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计财处、门源种马场，三家联合在大通县投资成立了一个大通制革厂，由门源种马场承包经营。门源种马场聘请了陕西华县一个搞过牛羊皮加工的农民当厂长。那个人叫高多文。

这个厂的项目、方向和发展前途都很好，因为青海有牛羊皮的资源优势，如果好好搞的话，发展前途和经济效益肯定是非常可观的。门源种马场又聘请了大通县乡镇企业局退了休的局长马进财当副厂长。一天，马进财找到薛廷臣家，请薛廷臣到制革厂帮忙搞供销。因为暂时没事做，薛廷臣便同意了。

马进财把薛廷臣领到制革厂见了厂长高多文。

制革厂原来的供销只有两个保管员和两个牛、羊皮收购员。薛廷臣去了以后便与两个厂长研究成立了供销经理部，由薛廷臣担任供销经理。

薛廷臣上任以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两个厂长研究成立了一个销售门市部，门市部安排了三个营业员。

薛廷臣到这个厂的时候，厂子已经搞了一年多基建，搞基建时已经从银行贷了二百多万元的贷款，流动资金是那三家的投资款。厂子采取了边基建边生产的办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在大通县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股分制企业。

薛廷臣担任供销经理以后，到上海、北京、山东、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等地出过几次差。后来从烟台用三十二万元买回了一台国产的片皮机，能把牛皮片成两层。

厂长虽是农民出身，却是个贪大求洋，好大喜功，不求实际，非常爱讲排场的人。他能吹牛，胆子也大，建厂和生产全靠大量的贷款。薛廷臣总觉得这事有点悬乎，曾向厂长建议道：“应少贷点款，用滚雪球的办法，脚踏实地的稳步向前发展比较稳妥。”厂长听不进去薛廷臣的建议，他说：“你的胆子太小了，我明年计划再贷三百万块钱，买一台进口的片皮机，把牛皮能片成五层，那才真的叫挣钱哩。”薛廷臣觉得这个人太忽闪，听不进意见，就再没有说什么。

从外表看，大通制革厂轰轰烈烈，有点气派，多数人都感觉到这个厂长有能力，很了不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薛廷臣觉得这个厂长好大喜功、爱搞华架子，事业心并不强，缺乏实干精神，是个难成大事的人。工作那么忙，他还有心思和几个老师傅打麻将，这怎么能经营好一个投资规模很大的企业？总觉得和这样的人如果长期共事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心里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一九**年年终总结，当时厂子的效益很好，完成了原来订的承包指标，兑现承包颁奖的大会上，门源种马场派李副场长来颁奖，会上给厂长高多文奖了两千块钱现金。会餐的时候，厂长给大家敬酒。高厂长给薛廷臣敬酒的时候，薛廷臣说道：“好！喝厂长最后一杯酒。”

薛廷臣说的是心里话，他是准备离开了。可厂长没有理解他话里的意思，大声说道：“不行，你得喝八杯！”

“我的年龄大了，现在不能喝酒了，喝上两杯就代表了吧。”在场的人数薛廷臣的年龄最大，他就托辞少喝了一点酒。，

总结会后，薛廷臣便向厂长提出了辞职。高多文很惊讶，问薛廷臣道：“为什么不干了？”

“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了！”薛廷臣推辞了一句。

“那你以后再不要出去了，就在家里当供销经理，管供销那一摊子就行了”。　高多文不知道薛廷臣的真正想法，当即安排道。

“我是辞职不干了，不是不出差了。”薛廷臣回答道。

高多文挽留了一会儿，薛廷臣仍然没有答应。高多文看薛廷臣一定要走，才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辞职。

薛廷臣前后一共在大通制革厂干了十个月。在他离开之后，这个厂还兴隆了一段时间，也贷了许多款，但却始终没有能买到能把牛皮片成五层的片皮机。第二年，大通制革厂就因为贷款利息负担太重，加上经营管理不善，收不抵支倒闭了。后来，这个厂子卖给了一个叫黎富震的私人，仍然是搞牛羊皮加工，生产的“高原猫”牌皮衣。搞的很有成效，规模也比较大，直到现在，“高原猫”牌皮衣成为青海省的著名商标，经济效益也很好，黎富震也成了青海省的著名私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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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　经商赔本

在大通制革厂期间，一次薛廷臣到北京出差，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个叫孙明哲的人住在一个房间里。姓孙的是专门搞汽车固体电瓶的，薛廷臣以前在汽车队搞采购、供销的时候，汽车队有个电瓶修理车间，阴、阳极板、木隔板以及硫酸都是他给采购的，所以他对汽车电瓶的原理知道一些。看到孙明哲的汽车固体电瓶及资料以后，薛廷臣便对固体电瓶产生了兴趣。

共同的兴趣使他们聊得很投机，以后到牡丹江市出差时，薛廷臣还到孙明哲家去做客，参观了他的固体电瓶厂。

从牡丹江回来以后，薛廷臣便把固体电瓶的技术、性能等情况以及孙明哲给他的资料和宣传材料，给当时在桥头卖汽车电瓶的个体户马明珠作了介绍，马明珠当时是桥头唯一一家卖汽车电瓶的个体户。经薛廷臣介绍和看了孙明哲的资料，马明珠也对固体电瓶的新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协商，他们两个边准备把姓孙的请来，让孙明哲传授他的固体电瓶灌装技术。

马明珠和薛廷臣、郑均保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便确定搞这个项目。商量好后，薛廷臣便给孙明哲发了电报，请孙明哲到青海来一趟。

孙明哲如约来到青海，在大通呆了一个星期，给他们介绍讲解了固体电瓶的性能以及灌装等工序。

孙明哲在大通期间，他们管吃管住，走的时候还给了一千块钱的工资，并给他买了西宁到北京的卧铺票。

固体电瓶的凝固剂是一个叫巫廷生的转业军人发明的，是经中国科学院成果处批准推广的新科技产品。

巫廷生是广东人，疑固剂只适用于北方寒冷地区，巫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