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坚定的说：“薛主任，我现在对你只能说实话，要说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说真的，我连一分钱的经济问题都没有。要说多吃多占的问题确实有，但顶多超不过一百块钱。就是和你去过一次牧场连吃带拿就是个十来斤羊肉。他们当时给我定的贪污问题只有一笔，就是牧场的银行存款折子，牧场的存款折子一直在我那里放着，你知道到银行取钱，必须要取钱人填写取款条，马福奎根本不会写字。开头他取钱时叫我给他写。我说，你的存折放在我这里，我写不合适，你还是叫别人写吧。从此以后，他一直再没有让我写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的存折上曾经有一笔一千块钱的取款，马福奎说他根本没取过这一千块钱，到银行查是谁写的条子，也没查出结果。“四清”工作组和城关供销社主任周华却硬说是我取出来贪污了。我没有贪污，我就不承认。他们说：‘存折在你这里放着，马福奎不会写字根本没有取这一千块钱，你说那钱到哪里去了？’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说不清楚。就为这事，前后二十多天时间，每天都是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四清”工作组和周主任硬逼着要我承认，把我斗的实在受不了，我就承认是我取出来贪污了，就写了交待材料，给我定了案。”
穆均华很激动，接着说道：“还有一个政治问题，周华是秋天到城关供销社当主任的，到了冬天生炉子的时候，由于麻雀夏天在烟筒里做了窝，烟筒堵住了。因为周华对我有些意见，‘四清’时他硬说是我故意把烟筒堵住的，企图用煤烟熏死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周华给我扣帽子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是阶级报复行为（穆均华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因为不是事实，我就不承认。于是，又是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硬逼着要我承认，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斗争，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承认了说：‘因为我和周主任有些意见，就故意堵死烟筒，想用煤烟熏死党支部书记’。并写了交待材料，签了字。就是这两个问题，还有些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就这么给我定了案。”
“到了后来，他们就逼着要我退赃。我哪里有钱？我是行政二十三级，每月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工资！没有办法，只退出了一百多块钱。他们不肯罢休，一直在逼我要钱。不管他逼得再紧，我还是没有钱退。因为这和逼着要我承认问题不一样，逼着让我承认问题，逼得没法我就承认贪污了，至于后果是什么，当时也顾不上多想。现在逼着叫我拿出钱来，倒真的把我难住了，有钱了当然好办，我就退。可我确实没有钱！向家里要吧，我也知道家里没有钱，我也不敢向家里要。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他们也都年纪大了，没有收入，还等着我给他们汇钱呢！”
“因为我确实拿不出来钱，他们只能一方面紧逼，一方面吓唬我说：‘你不退赃，只能加重对你的处理了。’当时我想，反正我没有钱，加重就加重，我也没有办法。”
“工作组觉得实在逼不出钱来了，就给我定了案。定案材料上写的是贪污和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是一千多块钱。政治问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有阶级报复行为，企图陷害党支部书记，再加上我的家庭成份不好，处理的意见是：开除团籍、开除公职。”
“定案材料写好后，他们让我看了，并让我签上字。当时我的思想非常矛盾，签字吧，不是事实，不签吧？又不行，工作组站在跟前逼。我也曾经想到过推翻，觉得推翻也不行，怕推翻以后再挨批斗。当时我就想，开除就开除，开除回家总比在这里挨批斗要好受些。那时确实把我批判斗争的害怕了，于是，我便一横心就把字签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开除了。”
说到委屈时，穆均华一肚子话想对人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听了穆均华的诉说以后，薛廷臣觉得穆均华说的应该是真实情况。联系到“四清”运动中，工作组对自己的一些不真实的批斗和处理，他就认为：“四清”运动对穆均华的处理，完全是一起人为的冤、假、错案。
“这纯粹就是一起冤案！”薛廷臣愤怒地脱口而出。
“哎！没有办法，咱人太软，弄不过人家。” 穆均华叹了一口气说道。
“现在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大通县也在搞，还搞得不错，你应该写一个申诉，把你的问题找一下。”薛廷臣建议道。
“能行吗？有人给咱说理吗？” 穆均华没有信心地问了一句。
；“肯定能行，你是真正的被冤枉了的，中央已经下决心平反冤假错案，现在正是时候，你抓紧时间把家里安排一下，赶紧找一找，机会耽搁了就难办了。”薛廷臣鼓励道。
薛廷臣走后，穆均华赶紧把家里的事安排了一下，按照薛廷臣的建议来到了大通，要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
穆均华先到县供销联社，县联社叫他到城关供销社去。当时城关供销社主任是余得成。余得成是城关人，一九五五年他在城关供销社参加工作的时候，穆均华就是城关供销社的出纳，余得成和穆均华一块在城关供销社工作过几年，他对穆均华的为人和工作也比较了解。“四清”运动时，余得成是县供销联的业务科的科长，也听说过穆均华在“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公职，事情有点不太真实。余得成主任便根据穆均华写的申诉材料，召集城关供销社有关知情的人，开了个座谈会，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四清”运动对穆均华的处理，主要是当时的主任周华假公济私，打击报复造成的。城关供销社的职工们曾把周华利用麻雀在烟筒做窝的事作为对穆均华的打击报复当作笑话传说过很久。余主任便把穆均华的申诉材料和召开座谈会的详细情况，如实向县联社作了汇报。
县联社有些老同志也曾听说过“四清”运动对穆均华的处理，确实是周华个人的打击报复行为。于是，县联社便组织了一个复查组，任命刘增林为组长，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经过复查，调查组认为，当时只有本人写的交待材料，缺乏有力的旁证材料，所有的证明材料，都是周华一个人写的，是周华一个人一手造成的一起冤假错案。
县联社对穆均华的申诉复查核实以后，向县上作了专题报告。
经过县上有关部门研究，穆均华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分配到东峡供销社当会计，后来又调到县肉食品公司当会计，直至退休。
为民解忧 ＇本章字数：2014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5 08：11：25。0＇
049 为民解忧
大通县物资站有正、副站长两个。仲生太是物资站的站长兼党支部书记；柴兆芳是副站长。两个站长有矛盾，几个月都不说话。为了调整矛盾，两个人尽管不说话却用行动达成了默契。那就是，仲生太在家呆一个星期，然后来上班。柴兆芳见仲生太来了，他也回家呆一个星期。两个站长就这么“轮流值班” ，这种班子状态工作怎么可能搞好！职工们对两个站长这样的情况意见很大，就反映到县计委，计委主任赵恒伦便找主管物资站的顾庆池副主任，请顾副主任解决物资站的问题。县上根据物资站的实际情况，就把站长仲生太调走了。
薛廷臣到物资站二十多天以后，中共大通县委关于恢复薛廷臣党籍的通知也下来了。薛廷臣恢复党籍以后，经过物资站支部全体党员选举，又被选为物资站党支部书记。
一个多月以后，县上又把副站长柴兆芳也调走了。
薛廷臣调到物资站的时候，物资站刚从史家庄原来的桥头榨油厂搬到大煤洞口的八一农机修造厂。因为所有的物资供应都是按计划分配的，群众要买木材、钢材、建材水泥等物资，得先到公社开上介绍信，凭公社的介绍信，到县计委批了指标，再到物资站开票。然后根据物资站开票的金额，到银行转了款，凭银行的转款单经物资站财务蓋了章，最后才能到物资站的仓库提货。那个时候，老百姓要买一个轴承、一个钻头，都得拿上旧的，交了旧的才能买到新的。当时大通县内还没有公共汽车，大煤洞口到桥头有两公里多路，老百姓感到非常的不方便。
薛廷臣接任以后，很快就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觉得，群众购买物资太不方便了，很不利于生产。为了方便群众，薛廷臣亲自做了调査以后，决定在桥头建国西路百货批发部门口的人行道上，搭几间简易棚，设立了一个物资供应门市部。作出决定以后，他就向计委打了报告。计委批准以后，他便立刻动手，开始实施。
在研究物资站往桥头搬的时候，机关的有些人不愿搬下来，他们嘟囔着说：“你就是把物资站修到老爷山上，同样有人去。”
薛廷臣觉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不为群众利益着想，是缺乏群众观念的表现。于是，他对大家讲：“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我们必须始终保持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有为民解忧的思想。物资工作是为全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应当以方便群众、有利于生产为前提。绝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一点眼前小利益，不能因小利而忘大义。” 经过几天的说服教育，道理讲清了，那些不愿意搬下来的人思想也都想通了。
薛廷臣做事最善调查，他当然知道那些人不愿往桥头搬的原因：农机修造厂的院子很大，住在那里的人这些年一直在院子里种些洋芋和蔬菜，他们不愿往桥头搬是舍不得那点种菜的地方。搬下来以后，薛廷臣便把那里能种菜的地方，分给物资站所有工作人员每人一份，让大家都能种一点菜，职工们都很高兴。
物资供应门市部建成以后，为了便捷服务，薛廷臣干脆把办公室也搬了下来。这样一来，群众就能在桥头一个地方办完一切手续，然后到大煤洞的物资仓库提货就行了，大大的方便了群众。后来，他们又扩大了经营品种，不仅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方便，有利于生产，而且还积累了些资金。
为了更好的服务全县百姓的生产、生活，薛廷臣建议：物资站和工商银行大通支行两家联合在一号桥头建国东路修建一座物资站综合楼和工商银行的穆斯林储蓄所。在和工商银行大通支行商量好后，报县计委立项和批准。报告立项批准以后，物资站与工商银行大通支行两家联合，在一号桥头建国东路搬迁了七户居民，开始实施物资大楼的修建。为了省钱，薛廷臣请了时任县城建局副局长的孟庆友设计了图纸。孟庆友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有这方面的设计能力。
图纸是孟庆友利用业余时间设计的，设计完后，他们只给了孟庆友五百块钱的成本钱和辛苦费。这本来是单位个人两利的好事，但却被纪委调查了。县纪委副书记郑怀寿找到薛廷臣，来了解孟庆友给他们设计图纸的情况。薛廷臣回答说：“让孟庆友设计是我的主意，我这样做是为了省钱。如果到省设计院去设计，设计费得六、七千块钱，我们为了省钱，找孟局长利用业余时间给设计一下，他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有这方面的设计能力。设计完后，我们总共只给了孟局长五百块钱的辛苦费和成本钱。”
郑书记根据他所说的情况，让薛廷臣写了一个证明材料。
过了几个月，孟庆友调到西宁当了西宁市的副市长。后来才知道，孟庆友和当时的省长田成平是清华大学的同学。
根据业务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县计委给大通县政府打了报告，把原来的物资综合供应站，改为大通县物资公司。经县政府县长办公会研究，同意了这个报告，一九八三年六月，大通县物资综合供应站正式改为“青海省大通县物资公司”。
薛廷臣很有自知之明，他觉得自己对物资工作不是内行，需要有一个很内行的人来帮助工作。于是，他找了组织部部长蔡国顺，蔡部长征求他的意见，他建议说：“赵玉秀是青海财经学校毕业的，分到物资站当会计，后来又在青海省物资学校进修过两年。对物资工作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由他来担任副经理比较合适。”经过商量研究，组织部门提拔了会计赵玉秀担任了物资公司副经理。
买车受骗 ＇本章字数：42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6 08：14：48。0＇
050 买车受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市场的开放，物资供应工作中的计划分配范围，也逐渐缩小了，由过去单一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种过渡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还出现过三材有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区别。计划内与计外的同一种物资，却执行着两种不同的价格。计划内的物资是根据计划分配的，价格便宜但数量有限。如果你生产建设需要，计划分配的物资不够用，你就得多掏钱再买计划外的物资。
在这种过渡阶段，计划内与计划外同样的物资却执行着两种不同的价格。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给那些善于投机取巧、钻空子的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发财条件，也给物资供应部门带来了操作难度。
省上计划分配的汽车，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经过计委研究，大通县物资公司准备出外采购一些计划外的汽车。经物资公司研究，由经理薛廷臣外出购买计划外汽车，由副经理赵玉秀在家里主持工作。
青海的改革开放与内地相比，各方面都比较滞后一些。改革开放以后，薛廷臣是第一次走出去购买物资的，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情况根本不了解，也没有目标。外出采购其实就是在盲目寻找。
东风汽车是湖北十堰生产的，薛廷臣先到武汉市物资局打听了一下情况。武汉市物资局的人告诉他说：“我们也派人出去，到处寻找购买计划外的汽车。”
薛廷臣听了以后试探着问道：“计划外的汽车那里能买到？”
“我们主要在广东买进口汽车，东风汽车虽然是湖北十堰生产的，但在武汉却很难买到，有时在广州还能买到计划外的东风汽车。” 武汉物资局的人回答道。
听了武汉物资局同志的话，薛廷臣认为，即然在武汉也买不到东风汽车，那就得到广州去寻找。于是，他便南下去了广州。
在广州站下了火车以后，为了省钱，薛廷臣跑了好些小旅馆，最后他选择了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
这是一个三人间，里面已经住着两个人了，是河北保定市物资局一个姓王，一个姓姚的同事。
闲聊期间，薛廷臣知道了他们也是出来寻找、购买计划外汽车的。他们比薛廷臣早到两天，已经打听到武汉市滠口镇二轻公司在广州有个办事处，能买到计划外的东风汽车。这两个人已经把滠口二轻公司在广州的地址都打听好了。薛廷臣听了后非常高兴，觉得有了个伙伴，并且是同行，都是买汽车的，大家相互之间可以有个照应。
第二天，薛廷臣便和保定那个姓王的一起去了广州人民大厦的八楼8012房间。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滠口镇二轻公司驻广州的熊经理。
熊经理叫熊锦元，三十多岁，武汉市人。见面以后，熊经理告诉他们说：“我们和二汽有关系，能买到计划外的东风汽车，但得等一段时间。如果要买汽车，现在可以先订合同。”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晚上他们就回到了旅社。
青海改革开放相对比较晚些，大通县的街道里只有卖酿皮的、钉鞋的和卖菜、卖鸡蛋的，这些做小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