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人生- 第26部分

其他监室里的人也有和他们一样的，相约到食堂一块吃饭。那一天，几个食堂的生意都特别的好。

“八·一八”平反以后，“八·一八”战斗队便在大通饭店设立了大通县“八·一八”司令部。农副公司原来没有资格参加“捍卫队”的李道坤、崔茂生、蔡丰五、苏群远、赵国才，包括薛廷臣六个人都想参加“八·一八”战斗队。大家在一起讨论时都说：“我们也要革命。”汪国贞竟然也要参加，并提出了申请。虽然大家都不想要他，但却没有人推却。

因为薛廷臣和李道坤是以不带袖章的“八·一八”和“八·一八”黑后台的名义被抓的送到公安局坐了十六天监狱，大伙便推选他们两个到“八·一八”司令部去联系。

受大家的委托，薛廷臣和李道坤找到大通饭店“八、一八”的司令部。

副司令李克西接见了他们。

薛廷臣将农副公司有七个人要求参加“八·一八”战斗队的情况给李副司令说了以后，李副司令便问道：“你们把那几个人的申请带来了没有？”

“没有带来。”薛廷臣回答说。

李副司令便拿了几份“八、一八”战斗队员的审批表对他们说道：“你们把每个人的审批表填好和申请一块交来。”

一切都说好以后，他们便离开了大通饭店。

他们两个回去以后，就让大家每人写了一个申请，把审批表填好。汪国贞也写了要求参加“八·一八”的申请，要了一分审批表，填好后交给了李道坤。

李道坤拿着汪国贞的申请表问薛廷臣道：“汪国贞的表怎么办？”

“你把他的申请和审批表先拿着。”薛廷臣回答道。

第二天，薛廷臣和李道坤俩人带上那几个人的填好的审批表和申请，到大通饭店去找李副司令。

交了申请书以后，薛廷臣对李副司令说道：“汪国贞原来想参加‘捍卫队’，‘捍卫队’没有批准，他现在又写了参加‘八·一八’的申请，要求参加‘八·一八’，并且也填了表。这个人我们也不想要，你看我们把汪国贞的申请和审批表放到你这里还是拿回去退给他？”　李副司令说：“像这样的人我们也不能要，你还是把申请退给他吧。”

李副司令拿着其他六个人的申请书和表格对薛廷臣说道：“这几个人我们开会研究一下，过两天你们再来听信。”

过了几天，薛廷臣和李道坤再去了一趟大通饭店，“八·一八”司令部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他们办了六个申请人的相关手续，领回了六个“八·一八”战斗队的袖章。

回去以后，他们给队员们发了袖章。汪国贞也在场，薛廷臣便对他说道：“‘八·一八’司令部没有批准你。”说完就将他的申请书退给了他。

汪国贞接过申请表后，脸上的表情很不好看，垂头丧气，很不高兴。但他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农副公司的为人处世，天造孽有可为，自造孽……

大家都不想要汪国贞的原因，主要是他这个人立场不稳，太不合群。人们一般都把立场不坚定的人比作墙头上的草、随风倒。农副公司的人根据汪国贞的一贯表现，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转珠”。意思是他的脖子上好像是安了个“转珠”似的，一圈都能转，并且转的相当快，附炎趋势，表现的特别露骨。他的这种性格人们都不喜欢，所以，农副公司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来往。因为他的为人不好，这么多年了，公司的同事竟然没有一个人到他的家里去过。即便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要找他，也只是在门口喊一声。汪国贞听到喊声就会出来，找他的人和他站在门口说些要说的话，说完就走了。当然，他也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在批判薛廷臣的时候，汪国贞很认真的对他进行批判，批判结束后仍和以往一样，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对于汪国贞的这种处境和情况，薛廷臣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国贞本人却根本不当一回事，他该找你说的话还是照样说。

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正式成立了。薛廷臣和李道坤被大家推举为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的正、副组长。

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成立以后，这几个对连纯见不满的人与农副公司的“捍卫队”就明显的形成了两派，成了两个矛盾很深的对立面，相互之间不可协调，互相排斥、斗争。

农副公司的“八·一八”人数很少，一共才有六个人。但这些人，还有几个什么组织都不参加的人，都是农副公司的业务骨干，对工作都非常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业务熟练程度等各方面都要比“捍卫队”的人强的多。“捍卫队”只有两三个老职工，这几个老职工，虽然参加了农副公司的“捍卫队”小组，也是当时随形势赶潮流。他们对“捍卫队”的连纯见和那几个骨干分子不懂得业务，也根本不重视抓业务工作的行为一直就不满意，真正的思想还是倾向“八·一八”小组。

“八·一八”小组的成员都是“捍卫队”看着很不顺眼的，尤其是薛廷臣和李道坤，更是他们的硬对头。两派形成了势不两立之势。

“捍卫队”　的人在农副公司占绝对优势，人多势众，又是掌权者，“捍卫队”的头头和骨干，把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给“八·一八”小组设障碍，出难题。由于人少势单，“八·一八”小组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办法活动。因为人少，势力也小，也不擅长“斗争”，所以，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就斗不过农副公司的“捍卫队”。

　　
　专政对象　＇本章字数：58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7　08：52：34。0＇
040　专政对象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掌权者，连纯见始终围绕阶级斗争这个纲，为贯彻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他始终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农副公司的阶级敌人在连纯见看来，就是薛廷臣和李道坤。因此，他一直把他们两个当做阶级敌人看待，千方百计地整他们，和他们作斗争。

连纯见不知道从那里听说了薛廷臣是解放前来青海的，曾当过马步芳的伪军官，历史上有问题，母亲和胞兄都是反革命。李道坤的家庭又是地主成分，他认为这一下总算是抓到了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的把柄了。把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彻底整垮的机会来了。于是，连纯见亲自找到“八·一八”司令部，说明他是农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来这里是反映薛廷臣的问题的，他对“八·一八”的领导说明：“说薛廷臣是个“四清”下台干部，并且历史上还有问题没弄清楚；李道坤家庭是地主。这两个人都不适合参加“八·一八”组织，建议“八·一八”对这两个人进行调查处理。”

“八·一八”司令部和“捍卫队”两派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八·一八”司令部对农副公司党支部书记反映的问题也非常重视。经过调查了解，薛廷臣的确是“四清”下台干部；李道坤家庭成分的确是地主，农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反映的问题全都是事实。为了纯洁“八·一八”的组织，不授“捍卫队”以把柄，　“八·一八”司令部，便收回了薛廷臣和李道坤的“八·　一八”袖章，把这两个人从“八·一八”组织中清除出去了。

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不能没有组长，“八·一八”司令部便让赵发荣的儿子赵国才当了组长。因为赵国才能力有限，加之本来就很少的人数又少了两个，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更不是“捍卫队”的对手了，基本上就处于瘫痪状态了。农副公司的“捍卫队”终于达到了整垮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的目的。

对于薛廷臣、李道坤两个人，连纯见是要将他们彻底打垮的。只是因为李道坤仅仅就是家庭成份是地主，连纯见他们不好动手。他们便把重点目标放在薛廷臣身上。

连纯见觉得，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干部，又有历史问题，联系到他的家庭情况，就又把“四清”运动中批判了的那两个政治问题拉了出来，开始召开批判会收拾薛廷臣。

“你是什么时候来青海的，是怎么来的？”　批斗会上，连纯见质问薛廷臣。

“我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从山西运城西北盐务干部学校来青海的，一共三十七个人，带队的是现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王德凯。”　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薛廷臣随口就回答说。

连纯见也不加分析，四九年薛廷臣来青海时只有二十一岁，怎么能是马步芳的下属军官呢？他想也没想，就派人到王德凯那里去调查。

有些事也是非常巧合的。这个时候，省委也分成了两派，王德凯属于整过王昭那一派的领导。王昭是青海省的省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在监狱里，听说当时周总理正在追查王昭死亡的原因，王德凯非常被动。还有一件事惰，当时连王德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公安厅敌伪档案里发现了由王德凯带队的盐干校的三十七个盐干校学员名单。

盐干校的这批学员由王德凯于一九四九年带队来青海这是真实的事，不只是省上的一些老的领导都知道，运城方面也有档案可查，虽是这么说，但总是给王德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连纯见派人去调查的时候，省委的“捍卫队”因为这两件事情正在批斗王德凯。也不知道王德凯写了证明材料没有、证明材料又是怎么写的，那些人调查回来之后，“捍卫队”对薛廷臣的批判斗争变得更加厉害了，专门成立了一个“群众专政小组”，对薛廷臣实行全面“专政”。

“专政”小组由刘增林、索充心、权作廉三人组成，刘增林任组长。

突然之间变本加厉地进行专政让薛廷臣莫名其妙，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这帮人又掌握了什么新“材料”。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薛廷臣非常明白，自己除了那个“四清”下台干部之外，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所以，他什么也不害怕。当专政组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斗争的时候，他总是和那些人顶碰、反抗。

斗争会上，连纯见逼着要薛廷臣交待他是怎么来到青海的。薛廷臣大声说道：“这个问题我早已经交待过了……”还没有等他说完，有好几个人都一齐举起手来要求发言，同时，有几个人挥臂高呼起口号来：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薛廷臣！”

“薛廷臣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

“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口号呼了一阵子之后，汪国贞紧接着作了一阵非常尖锐、深刻的批判。根据会场的安排和气氛，薛廷臣感觉到这帮人在会前是经过认真组织、严格训练并分了工的，呼口号和发言都是事先套好的。从那个严肃认真的气氛来看，完全就是用对付阶级敌人的那一套办法来收拾他的。他不由自主地想到：“难道我真的成了反革命分子了？”从那严肃、认真的气氛和可怕的形势来看，薛廷臣觉得可能是有点什么新的情况出现。他虽然说心里并不害怕，但多少还是有点不安和恐慌的感觉。因为这个年代发生一些让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也太司空见惯了。比如，有的人随便在纸上胡乱写了些字，本来是根本无意识的行为，但丢头去尾的联系以下，就成了一句反动标语了，其结果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事例在大通县出现过不止一次。薛廷臣虽然有时也爱随便胡写乱画，可他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面对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局面，他心里总是不踏实，不知道这些究竟是为什么？于是，薛廷臣又认真的回忆并检点了自己一番，他虽然敢肯定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但思想上的顾虑总是去不掉的。当然，这种顾虑和“四清”运动刚开始时的哪种顾虑则是完全不同的。“四清”时，他是明明知道自己有错误，本身就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他自己就一直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现在则不一样，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根本就弄不明白，强加在自己头上的都是莫须有的所谓“事实”，因此，前后两种顾虑和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个非常时期，专政组作了明确的规定：薛廷臣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家里来了人要向“专政”小组报告、有事外出要请假。他的人身自由已经被限制了！就在这个时候，薛廷臣的外甥郑均保来看舅舅了。薛廷臣不得不硬着头皮向“专政”小组成员权作廉请假说：“我外甥看我来了。”

根据专政组的规定，有重要事只要给“专政”小组的成员说一声就行了，这倒是给了薛廷臣一个好机会。当他给权作廉说了以后，权作廉竟然果断地说道：“以后再来了人或你有什么要紧事要出去你就尽管走。要是有人问，你就说已经给我说了。”　身处逆境的薛廷臣对权作廉非常感激，他觉得权作廉能给他说这样的话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实在是难能可贵！他非常感动，把权作廉的这句话比作是“雪里送炭”。

薛廷臣非常感激权作廉给自己的方便，但他没有道谢，只是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权作廉说的这些话，看起来很平常、很随便，但薛廷臣听了却有很深的体会和感受：这是信任，这是关切，这种明目张胆的照顾在那种情况下几乎很难遇到。

权作廉这个人本来就正直，他对连纯见的所作所为很看不惯，觉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整一个老干部根本没有必要，即便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干部，也没有必要这样整人，总认为他们对薛廷臣实行的“专政”完全是公报私仇。连纯见让他当“群众专政”小组的成员，他也是身在运动中没有办法，只是出于无奈的应付着。

薛廷臣在商业局办公室当主任的时候，权作廉就是农副公司的炊事员，虽地位不同，但经常来往，他对薛廷臣还是了解的，知道他不可能是坏人，所以他就大着胆子放开话给薛廷臣以方便。

薛廷臣很明白，自己在“四清”运动中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公司就把他列为斗争的对象进行批斗。他清楚的知道，在这样的形势下，自己无论如何也是闹不过他们的。身陷泥潭之中，就是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不管再受委屈，他都是一直在自我安慰，自己给自己宽心。抱着这种心态，薛廷臣在每一次的批判会上，对于任何人的发言，他总是抱着不管是对还是错，都要耐心的听下去。不表态，也不反驳！但对连纯见就不同了，因为自从连纯见踏进农副公司门的第一天，薛廷臣就瞧不起他。因为他本身对业务一点也不懂，但他不但不虚心学习，反而经常出些坏主意，更甚者，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胡乱整人。由于从心底里恨透了这个人。所以，只要是连纯见发言，薛廷臣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感情，总是硬碰硬的和他顶起来。

一次，在批斗会将要结束的时候，连纯见作了一个总结发言：“薛廷臣这个家伙，‘四清’运动中干了那么多坏事，现在还不老实……”还没等到他说完，薛廷臣就噎住了他，大声吼道：“薛廷臣在‘四清’运动中就是杀过人，都已经做了结论，早已经处理过了，你现在还要把薛廷臣怎么样？你有本事再来给薛廷臣降两级工资！”　连纯见和薛廷臣当时的工资级别一样，都是行政二十一级。薛廷臣这么一吼，还真的把连纯见弄得下不了台，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了。

连纯见发呆了好一阵子才反应了过来，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