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长丰和章守严回去以后，将此事加盐调醋地给郝玉珠进行了汇报，郝玉珠就觉得薛廷臣的问题没有交代完。因为薛廷臣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很清楚自己从来就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硬邦邦的说：“除过我已经交待了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倒卖过皮大衣。” “四清”工作组和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当然不肯罢休，他们认为，有人检举的事就一定是真的。所以，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硬逼着薛廷臣承认和交待倒卖过皮大衣的问题。因为他确实没倒卖过皮大衣，也就不会给自己栽赃，致使工作组错误的认为他是有意顽固抵赖、拒不交待，对他很反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斗争。
经过几次大会批斗和小会的追问，工作组看到这个问题实在弄不出什么结果，郝玉珠便又给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还倒卖过自行车，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交代？”
郝玉珠一提自行车，薛廷臣幡然醒悟，还真有两辆自行车没有说清楚。他如实地交代说：“有两辆自行车的事，但这两辆自行车却不是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在思想上就根本没想过自行车的事。”接着，他便把自行车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第一辆自行车，是我哥从老家汇来了二百块钱，要我给他买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我买好以后，写信叫我相哥来取，我只是给我哥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根本就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这样的交代，“四清”工作组几个人和参加小会的两个积极分子都不答应。郝玉珠问道：“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是我哥的脚有点跛，他买车是自己骑的。”薛廷臣回答道。
“当时市场上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能卖多少钱？“郝玉珠又问道。
“六百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这么说你就从中挣了四百多块钱？”
“自行车根本就没卖，我回家的时候还骑过，我从那里去挣四百多块钱？”
“当时自行车好买吗？”
“不好买，钱汇来后等了几个月我才买到的。”
“这就对了，这就像文件上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后。你哥哥有你这个在供销社当主任的弟弟，他才能用一百八十块钱买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你为什么不给别人买？”
经郝玉珠这么一问，倒把薛廷臣问的没话可说了。就是这种莫须有的推论，竟让他一时不知所措，他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利用当供销社主任的有利条件，给了自己家里人的一点方便，这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应该从思想上来检查、认识和检讨。”
说到这里，薛廷臣想了一下又说道：“虽说我的作法是错误的，但这绝对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四清”工作组的几个人和参加小型批斗会的几个积极分子却不这样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双方的理由都说得过去，一时争执不休。
薛廷臣自己说这根本不能算成是经济问题，但他只能说是个人的申辩，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硬要算成他的经济问题，他也没有丝毫办法。薛廷臣也觉得，在买自行车问题上，是自己利用了职权，自己有错误和责任，所以，也不敢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只能听从他们的，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处在任人宰割的位置上，他能有什么办法？
第一辆自行车就这样定案了，薛廷臣接着交代第二辆自行车：
“一九六零年六月，我从城关供销社调到商业局的时候，在给马吉交完手续以后，以商量的口气向马主任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没有自行车，能不能把我骑的那辆永久自行车作价卖给我？’马吉主任觉得没有什么，就答应了，并和会计穆均华商量了以后，作价九十块钱给了我。临走的时候，我就把钱交到财务上了。”
“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郝玉珠听了薛廷臣的交代后问道。
“那辆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我已经骑了六、七年了，现在我还骑着。当时作价也是基本合适的。我也没占公家的便宜。这辆自行车也不应该算成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过作为我的四不清的经济问题来交待。”薛廷臣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这辆自行车如果当时拿到市场上去卖能卖多少钱？”郝玉珠问道。
“旧自行车没有标准，能卖多少钱，我也没卖过，说不上来。”薛廷臣回答说。
这怎么能过关？“四清”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和几个积极份子都坚决不答应，甄云北说：“就按五成新，也能卖三百块钱。”郝玉珠说：“你这是占了公家几百块钱的便宜！”
为这辆自行车，双方又是各据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双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去说的，各自的理由都是能说得过去。但不管怎么说，薛廷臣肯定是说不过工作组的，他也无法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因为他说的话工作组根本就不听。无奈，他只好说道：“我说不过你们，你们说咋办就咋办！”
他能怎么样呢？只能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听天由命吧！
按工作组的算法，这个时候，薛廷臣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已经超过了一千多块钱了。
运动一开始，郝玉珠听了一些积极分子的活，就怀疑薛廷臣是一只大“老虎”。“四清”期间都把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经济问题的人比作“老虎”。因此，他一开始就准备要把薛廷臣的经济问题整成一个千字号大案，只有做到这一点，工作组才有政绩。
经济问题如果上了一千块钱，便是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如果态度再不好，就可以按贪污分子论处。要是以贪污分子论处，就可能受到刑事处分。所以，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特别是甄云北和章守严这两个平时工作不积极，吊儿郎当，受过薛廷臣批评的人终于得势了，怎肯轻易放过？把薛廷臣的问题弄得越大越好！所以，自从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千方百计想着办法，要把薛廷臣彻底整垮。只有把他彻底整垮了，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才高兴。所以，他们怎会轻易放过？
莫须有 ＇本章字数：29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6 23：18：02。0＇
032 莫须有
关于薛廷臣的贪污和投机倒把等经济问题，工作组觉得再也弄不出什么名堂了，就开始要他交待多吃多占的问题。
“我在城关供销社当主任的时候，一共去过五次牧场，有时是和马吉主任一块去的，有时是和会计穆均华一块去的，还有其他同志，但都是以我为首。去的目的一般有两个，一方面是慰问一下放牧员，了解一下那里的工作情况，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目的就是去吃肉。我们每一次去，牧场都要宰一个羊，并且是羊群里最肥最大的。有一次我听他们说，一个羊宰了八十多斤肉。每一次去都在那里住两、三天，每天就是喝奶茶、吃羊肉手抓。一天平均吃三斤肉，走的时候每人还要拿上一个羊腿、或几斤羊肉，平均就按五斤算，每一次去连吃带拿，按十四斤羊肉计算，五次共七十斤，每斤羊肉两块六毛钱，我一共多吃多占一百八十二块钱。”在会上，薛廷臣很老实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把多吃多占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就连要赔偿的钱数都算出来了，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可郝玉珠和那几个积极分子听了根本就不答应。郝玉珠问薛廷臣：“当时市场上一斤羊肉卖多少钱”？
“市场价是六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就按你说的七十斤羊肉计算，六块钱一斤，你多吃多占就是四百二十块钱！”郝玉珠瞪着眼睛大声说道。
薛廷臣是按供销社的供应价计算的，而郝玉珠却硬要按市场价计算。因为薛廷臣是被整的对象，当然是说不过他的，也不敢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也只能听由他们去说去算，算下多少就多少，还是听天由命吧！
工作组在经济问题上虽然下了很大力气，但再也没有挖出更有价值的东西，便开始接着搞他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政治问题是私藏档案问题。搞政治问题首先是从档案入手的，“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组在组织部却没有找到薛廷臣的档案。当时，组织部查了以后说：“薛廷臣的档案还在公安局”。他们又到公安局去寻找，公安局内保股的问志说档案已经退回组织部了。
薛廷臣的档案找不到了。当然，工作组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后来，他们在商业局职工档案中找马福奎的档案时，终于找到了薛廷臣的档案。
因为薛廷臣是干部，他的档案应该是归组织部保管的。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保管着的档案，是全县商业、供销系统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后来县上成立了人事局，这些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就交给了人事局。
那么，薛廷臣的档案怎么会在商业局呢？薛廷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公安局内保股审查干部时，是以公安局内保股为主，又从各大单位抽了几个管人事的干部，组成了公安局审查干部办公室。那个时侯，薛廷臣已经调到了商业局人事秘书科。薛廷臣调到商业局以后，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人事干事方炳金被抽到公安局内保股去帮忙。公安局把薛廷臣的档案审查完后，给他作了结论，在让他签字以后，便让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退回组织部去。下班的时候，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从公安局拿到了商业局，顺便就放在了商业局的职工档案柜里了。吃了饭以后，他把档案的事忘了，就没有把档案再往组织部送。因此，工作组在组织部和公安局都找不到薛廷臣的档案。
当然，这个问题只有方炳金才能把情况说清楚，因为他是第一当事人。但是，由于方炳金是一九五八年招收的盲流人员，一九六二年，已被精简下放回家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为了想方设法把薛廷臣彻底搞垮，总是设法把事情往歪里搞。他们联系到薛廷臣的家庭情况，硬说他是利用当人事科长的有利条件，故意私藏了个人档案，以隐瞒其家庭丑恶历史的目的。于是，他们便利用这个情况，开始无限上纲上线，对薛廷臣进行批判斗争。
在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过程中，薛廷臣根本没有条件澄清这件事情，只能硬着头皮让他们批判斗争。
第二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问题。
城关供销社有个叫王德顺的职工，河北省保定人，五十多岁了。刚解放不久就来了青海，在城关私营商业个体户毕子明的玻璃铺里当帮工裁玻璃。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王德顺随毕子明的玻璃铺，一块过渡到城关供销社，王德顺也就成了城关供销社的一名过渡职工了。
薛廷臣刚到城关供销社的时候，因为王德顺年纪大了，大家都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就连比薛廷臣大四五岁的毕子明两口都把老汉叫王爷。出于对老年人的尊敬，薛廷臣也一直跟着大家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后来，他还把王德顺安排在龙曲沟水库养鱼。
农资公司有个玻璃门市部，需要一个会裁玻璃的人。这个时候，龙曲水库的鱼也没有养成，王德顺年纪大了也没事干，在城关供销社打杂扫院子。因为王德顺曾在毕子明玻璃铺是专门裁玻璃的，薛廷臣便把王德顺调到农资公司玻璃门市部负责裁玻璃。
一九六二年冬天，那几天天气特别冷，到下面门市视察工作的薛廷臣看到王德顺没穿他的羊皮大衣，就随口问他说：“王爷，天气这么冷，你怎么没有穿你的皮大衣？”
“我去年就把皮大衣换洋芋吃了。”王德顺显出很无奈的样子回答说。
王德顺是个大个子，饭量也大。薛廷臣觉得王老汉一个人无依无靠岁数也大了，怪可怜的，就想帮助他一下。
从各个门市转回来以后，薛廷臣碰到了农资公司副经理王俊才，他便对王副经理说：“王德顺老汉去年把羊皮大衣换洋芋吃了，他的生活很困难。年终快到了，给职工困难补助的时候，能不能把老汉也考虑进去。” 后来，经王俊才提议，农资公司经过全体职工讨论，对几个家庭比较困难的职工给予年终困难补助，其中就有王德顺，经过商业局批准，农资公司也给王德顺补助了三十块钱。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县上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顾庆池当商业局长兼党总支书记。在一次总支会议上，顾庆池问起了王德顺的情况和来历。薛廷臣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说了一遍。顾庆池听了以后说道：“我看这个人很像个当兵的出身，五十多岁的人了，走路还腰板挺的那么直，很像个军人。你们对这个人的情况和来历也不十分了解，我对王德顺的来历有点怀疑，我提个建议，对王德顺的情况和来历应该进行一次调查了解。”
会后，在顾庆池局长的安排下，商业局派了两个人，拿着王德顺的照片，到王德顺的老家去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正如顾庆池说的那样，王德顺原名叫安建堂，家庭是地主成分，旧社会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官。因为有一桩命案，解放初期便改名换姓，畏罪潜逃到青海。
顾庆池根据调查来的情况，向大通县公安局作了汇报，通过大通县公安局与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由当地公安部门来人，把王德顺押解回了原籍。
王德顺因为他走路的姿势，引起了顾庆池对他的注意和怀疑，因而，使他隐瞒了几十年的罪行最终暴露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他的后半生，将在监狱的铁窗中度过。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积极分子”们怎肯放过？农副公司的“四清”工作组和几个积极分子，根据这些情况，联系上薛廷臣的家庭情况，往他头上倒了一盆脏水，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批判斗争会上，甄云北发言说：“薛廷臣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伞。”积极分子们对薛廷臣无限上纲上线，想借此机会一棍子把他打死。
面对残酷的斗争和批判，薛廷臣泰然处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绝对不是一个坏人。母亲和大哥的那些问题，也就是他已经交待了的那些事实，并且已经处理过了。王德顺的问题他和单位的同志都不知道，不知者不为过。不管工作组怎么批判斗争，他的心里是有底的，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任凭他们大声吼叫。“积极分子”们批判斗争了一阵子，也没批斗出什么名堂和结果来，越批越没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倾家荡产 ＇本章字数：269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0 08：55：00。0＇
033 倾家荡产
随着“四清”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批判斗争进行了一阵子之后，也就放下来不再进行批斗了，工作进入到退赃阶段。
积极退赃，是争取从宽处理的一个重要条件，薛廷臣知道，不退赃是不行的。至于争取从宽处理，他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他对农副公司的“四清”工作组和那几个积极分子太了解了，在这些人的思想上，把他的问题弄得越大越好，对他处理的越严重他们才越高兴。如何能一棍子把我打死，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和梦寐以求的结果。能把薛廷臣开除了这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总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想方设法寻找薛廷臣的毛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没有问题可以制造问题，有一点因素他们就可以无限夸大，置于死地才痛快。因此，争取从宽处理，薛廷臣根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和幻想，连想都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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