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手工钱多少？他说：‘算了，不要你的手工钱。’我当时认为，不能叫人家平白无故为我贴上手工。姚礼和不要，也不说手工钱，但我不能不给他。我估计了一下，手工钱有十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当时的想法是只能多给不能少给。于是，我不但不要他退回的四块二毛钱，另外还要再给他五块钱，姚礼和坚决不要。当时裁缝铺还有几个人，大家弄清了情况之后，都在打圆场：‘算了吧，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给谁的钱了’。我们两个都算勉强接受了。就这样，他等于少收了我一半的手工钱。皮大衣和皮褂子做好以后，我只是在那里试着穿了一下。冬天也没穿过，实际上我也穿不出去。当时一个一般干部，穿狐皮大衣的还没有，就连县上科、部长级干部，穿狐皮大衣的也不多。我记得当时只有法院院长高谟穿过一件狐皮大衣，许多科、部长对高院长穿狐皮大衣都显出很羡慕和赞赏的样子。”
“一九六零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我把两件狐皮衣服都卖了。皮大衣卖了一百四十五块钱，皮褂子卖了八十块钱，一共卖了二百二十五块钱，减去我花的一百一十块钱的成本，我从中净挣了一百一十五块钱。”
“买皮袍子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倒卖挣钱而买的。六零年生活紧张的时候，的确把我饿怕了，我的腿和脚曾经出现过浮肿现象，当时确实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才出手卖掉的。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原因，我从中挣了钱是真的。通过学习文件，我也认识到了，这是不应该的，是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个经济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在生产资料公司工作的时候，保管员袁若德从下了马的大通砖瓦厂收了些处理的废旧物资，主要是些旧门窗、桌、椅、板橙、床板之类的旧东西。其中有一个坏了的500w的扩大器。扩大器出售的定价是二十块钱，当时，我就想把这个东西买下，修理一下能当收音机用。因为我对电器不懂，便让五金交电公司卖电器的李明新帮我看了一下。李明新仔细的看了看说：线路不测试不知道，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缺几个电子管，得花些钱。有的电子管可能得好几块钱一个，有的零件便宜些，估计修好了也得几十块钱花。既然能修好，我就决定把这个废扩大器买下。扩大器买下以后，我用自行车把坏扩大器带到李明新那里。让他把线路测了一下，他测了以后说：有些小毛病，可以修理。我便给了他五十块钱，让他看着买些电子管和需要配的零件，把这个坏扩大器修理好我当收音机用。”
“二十多天以后，扩大器便修好了。修好以后的扩大器，不但能收音，还可以扩音。如果要扩音，只需要再买一个拾音器（麦克风）就行。我主要是当收音机听，不需要扩音，也就没有买拾音器。”
“当时修理这个扩音器，一共添了五个电子管和其它一些小另件，花了五十四块二毛钱。我问他修理费多少钱？他说：我是用下了班业余时间修的，我能要你的修理费吗？我便再给了他五块钱，就算是把添的材料钱给够了。他还要给我再退回几毛钱，我说什么也没有要，便对他说：算了吧，买两包烟抽抽。”
“就这样，我一共花了七十五块钱，就算有了收音机听了。听了将近半年多时间，质量还不错。后来，我觉得那个扩音器体积太大、太重，很不方便，也不好看。当时我们家已经六口人了，总共只有两间房子，一间住人，一间做伙房，一共只有二十平方左右，根本没有地方放那个扩大器，我便产生了不想要这个扩大器的想法。”
“当时，农副公司寄售门市部有一个‘金鹿牌’半导体收音机，标的另售价是九十五块钱。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好，便想买那个半导体收音机。我就和寄售门市部主任丁殿卿商量，用我的那个扩大器，换寄售门市部的这个‘金鹿牌’半导体收音机，各计各的价。丁主任同意了，我便用自行车把我那个扩大器驼到了寄售门市部。丁主任问我：你这个东西要卖多少钱？我也说不上要卖多少钱，便说：‘我是用二十块钱买的废品，叫李明新修好，一共用了五十五块钱的材料钱。他给我修好后，没要我的修理费，我一共只花了七十五块钱。你看着给估一个价吧。’他说：‘这种旧东西的价钱很难说，要买新的，可能得花八、九百或上千块钱吧。一般的旧东西，主要看遇着什么样的买主，要是遇着实心买的人，你就是向他多要三十、五十的，他都愿意掏。不是真心买的主，你就是给他便宜一百块钱，他还觉得贵哩。这样吧，就定三百块钱，你看怎么样？我说：我不懂，你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有人要买嫌贵了再降点价也可以。”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那个扩大器就以二百八十五块钱卖出去了。按规定，给寄售门市部交了二十二块八毛手续费，再除去我花了七十五块钱的成本，我从中净挣了一百八十七块二毛钱。经过学习文件以后，我认识到这是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个经济问题。”
“以上这三笔合计起来，我一共有三百二十四块六毛六分钱的四不清的经济问题，这几个问题，使我背了好多天沉重的思想包袱，今天，我把它全部交待出来，思想一下子才能觉得轻松了许多。”
就这样，薛廷臣一口气就把他的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在他交待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工作组组长郝玉珠只是听，也不插话，也没有提任何问题。
等薛廷臣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交待完了之后，自己心里觉得稍微有了点轻松的感觉，就坐在那里等待着组长对交待的问题进行表态。他心里想着：组长听了我的交待一定会说：‘你能主动把问题交待出来这很好，说明你通过学习思想认识有了提高，这是进步的表现。’但郝玉珠脸上却一点表情也没有，很不以为然的说道：“你下去把你今天谈的这几个问题，写个材料交来，再好好考虑考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不要抱任何幻想和侥幸心理。要打消一切思想顾虑，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交待出来，争取早日把问题搞清楚。只有把所有的问题全部交待了，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等你“下了楼”（指问题交待清了，群众满意了）我们还准备结合你哩。
薛廷臣说道：“我已经把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
“你先不要急着下结论，也不要急着封口，下去再好好的考虑考虑，你什么时候想好了，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找工作组的其他同志谈也行，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组长接着他的话说道。
薛廷臣听了组长的话以后，还想对组长说：我已经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但当他看到组长阴沉着脸有些不愿意再听的样子，又觉得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就没有再说什么。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千字号大案 ＇本章字数：5173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04 18：34：35。0＇
031 千字号大案
薛廷臣原以为把问题全部交待了，思想上就能轻松一些了。没有想到郝玉珠组长最后的几句话，却使他心里一直很不安宁。临走的时候，组长还要他再考虑考虑，继续交待问题。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考虑，又考虑什么呢？该交代什么呢？
郝玉珠的强硬态度让薛廷臣心里竟然有点含糊，有点自己不相信自己了。是不是却是还有问题没有想起来，没有交代完？从“四清”工作组办公室出来以后，他又苦思冥想，在记忆的细胞中极力搜寻自己没有交代的问题。但他怎么想也想不起还有什么四不清的事，于是，他给自己下了肯定的结论：自己的确已经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
薛廷臣又反复想了想，觉得这也可能是自己和郝组长所站位置不同的原因吧。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自己是“四清”工作组组长也会这么说的。虽然他思想上仍然背着包袱，但总算是多少轻松了一些，不像以前思想斗争的那么激烈了。
过了几天，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要比薛廷臣想象的糟糕和严重得多。在这一段时间里，“四清”工作组对薛廷臣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内查外调，他们要薛廷臣把从邮局取钱用的名章都盖上印模进行了核对，同时也查了薛廷臣的档案。薛廷臣自己觉得“四清”工作组的工作还是比较细致的，也是认真的。就等待着工作组给他下结论，提出处理意见。
其实并非如此，郝玉珠和薛廷臣谈话以后，觉得薛廷臣交待的那几个问题只是他试探性质的一点交待，他可能还有更多、更大的经济问题还没有交待，想蒙混过关。查了薛廷臣的档案后，郝玉珠认为他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都在经济部门工作，并且有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像薛廷臣这样的人，更要特别慎重，不能轻易放过！”郝玉珠在“四清”工作组召开积极分子会时就一再强调，要一查到底。
当然，郝玉珠的这种想法和说法薛廷臣是不知道的。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四清”工作组召开了农副公司全体职工大会。全公司停止了办公，几个门市都关了门。在会上，郝玉珠宣布停止了薛廷臣的工作，要他专门考虑交待问题。
这个突然的决定，把薛廷臣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四清工作组从那以后便开始对他进行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每一次会后，都要进行个别谈话，要他继续交待还有什么四不清经济问题。
因为薛廷臣自己觉得，他确实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已经全部交待出来了，过来过去交待，还就是那些已经交待过了的那几个问题。
每一次在大会上交代问题，会后就得写成交待材料交给工作组，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写过多少交待材料了。每一次写的交待材料，过来过去都是那几个已经交待了的问题，只是在思想认识上有些不同，一次比一次深刻。他从思想深处找根源，进行自我分析、批判。但一直没有能交待出新的问题来。因为他自己觉得的确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待的了，总不能给自己捏造吧。
由于薛廷臣一直没有交待出新的问题，在一次小会上，郝玉珠特意给他点了一个问题：“薛廷臣，你不要想蒙混过关，我给你点一个问题，你自己交代一下，就是倒卖皮大衣的问题。”
“除了我已经交待过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有其他问题。” 薛廷臣当即就肯定地做出了回答。
这样的态度怎么能行呢？工作组是坚决不会答应的，在会上硬逼着要他交待还倒卖过皮大衣的经济问题。
“问题已经交代了，为什么一直没完没了。”薛廷臣大声说道。因为他觉得确实没有再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胆子也就大了点，说话的口气也多少有点硬，和以前交待问题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你老实一点，不要背着牛头不认赃！” 郝玉珠大声说道。因为有人检举薛廷臣倒卖皮大衣的问题，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材料，郝玉珠认为，既然有人检举，就一定是事实，以为他就是不交代，不承认，郝玉珠当然很生气。
因为各自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他们的想法当然也就不一样。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是专门来找他的问题的，而薛廷臣是“四清”的对象，是挨整的。所以，他就是再硬也硬不过工作组。工作组说话的口气和态度要比他硬的多。更何况开会的时候“四清”工作组人多的多，除工作组的三个人外，还有几个农副公司的积极份子轮流参加。五、六个人对付他一个人，他怎么能硬得过他们呢？
那种被怀疑，被批判的味道确实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薛廷臣算是比较坚强的一个。有几个人因为受不了那种味道和不真实的批判斗争就自杀了，组织上给自杀了的人下的结论是“畏罪自杀”。薛廷臣的性格比较坚强，他是不会自杀的。但要挺过来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没有的事，他是没有办法交待的，他不可能随便给自己栽赃，胡乱地给自己头上乱扣帽子。
农副公司的四清运动开始进入了僵直阶段。
僵直了几天之后，工作组也觉得这样硬碰硬的不是个办法，组长郝玉珠便给薛廷臣点破了一点：“你从一个车户手里买的那件皮大衣，卖了多少钱、挣了多少践？”
薛廷臣回答得非常肯定：“我根本再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我到那里去挣钱？”
郝玉珠很反感，怒道：“你的态度极不老实，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不要再抵赖了！”
薛廷臣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倒卖皮衣的问题，但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
一九五九年冬天，城关公社秘书李荣贤在县革命委员会开会，会议开了一天，下午快六点了才结束。冬天天短，六点钟就已经快天黑了。散会以后，李荣贤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返回城关。从桥头到城关是慢上坡路，他骑的很快，身上出了一身汗。大业坝台的两面都有一个大坡，他骑不上去，就下来推着自行车往上走。穿着大衣推车不方便，他就把皮大衣脱下来夹在自行车的捎盘上。回到城关公社时天已经很黑了，人也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办公室一放便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上班以后，到办公室一看，车子上没有了皮大衣。当时他就估计昨天晚上皮大衣可能丢到路上了。
无巧不成书，说来也真的有点巧，城关供销社第一综合门市部有个叫任顺保的私营商业过渡人员，雇了东门生产队的一辆马车到大通煤矿去拉煤，早上走的很早，走到大业坝台时天刚蒙蒙亮，那个车户在大业坝台上坡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一件皮大衣，他便顺手捡了起来。
任顺保拿着皮大衣仔细看了看，心里就想要，便对车户说：“拾了东西应该是见一面，分一半。”
车户说道：“见面分一半，你说怎么办？”
“这样吧，咱们把皮大衣作一个价，如果你要皮大衣，你就给我一半的钱，你如果不想要，皮大衣归我，我就给你一半的钱。”任顺保说道。车户同意任顺保的意见。
车户是东门生产队的农民，农民家庭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那里有钱买皮大衣，皮大衣当然就归了任顺保。任顺保把皮大衣买了之后，随便说了一句：“这不是我自己买的，我那里有钱？我这是给薛主任买的。”那个车户也知道薛主任是谁。
任顺保拉煤回来以后，就去见了薛廷臣，没有赚一分钱把皮大衣卖给了薛廷臣。后来李荣贤也听人说东门生产队有人拾到了一件皮大衣，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李秘书和薛廷臣关系比较好，也就自认倒霉，再没有问过这件事。
这些真实的情况薛廷臣却不知道，一直蒙在鼓里，只知道他从任顺保手里买了一件皮大衣。
“四清”运动期间，“四清”工作组的叶长丰和农副公司的积极分子章守严到城关供销社调查、核实薛廷臣那两辆自行车的材料时，要经过当地党委盖章，城关供销社写了证明材料，到城关公社去盖章的时候，李秘书顺口谝了他丢皮大衣的经过情况：“听说是东门生产队的一个车户拾了他丢的皮大衣，还听说后来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一直也没见他穿过。几个人当时都估计是薛廷臣把皮衣卖了。
叶长丰和章守严回去以后，将此事加盐调醋地给郝玉珠进行了汇报，郝玉珠就觉得薛廷臣的问题没有交代完。因为薛廷臣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很清楚自己从来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