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来了，薛廷臣当然热情招待。说了一阵闲话之后，邓县长就直接问他：“听说你骑了一辆三枪自行车，有没有这回事？”
“有啊！” 薛廷臣立即回答说。
“你骑的是三枪自行车，是谁批准让你骑的？我今天要把你的自行车推走。” 邓县长吊着脸严肃地说道。
邓绍勋的话让薛廷臣有点生气，心里就想反问他：我为什么就不能骑三枪自行车？但他还是克制住了，他觉得这可能又和那次县委扩大会议抽人下乡有关。邓县长是县委常委，当时也在场。事情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县委领导还是不肯放过他，就连他骑一辆三枪自行车都不放过。他觉得，如果这次为自行车再和县长争论起来，一定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为了不增加新的矛盾，不吃这个眼前亏，薛廷臣忍住了。他顺口说道：“你说咋办就咋办，你要推你就推走吧！”
邓县长再没有说什么，就让薛廷臣把车子推来，让和他一块来的那个人把自行车骑走了。
按照大县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县委各部的部长、县政府各科的科长，当时都配备的是进口自行车（三枪、兰铃、富士或卧狮）。县委书记、县长，配备的是两轮或三轮摩托车。
在全面跃进、一大、二公、三平调的形势下。三枪自行车被县长推走了，把车子给谁了他就不知道了。
薛廷臣是个直性子人，但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一连串发生的这些事，使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得罪了县委书记就把他下放到城关供销社来了。如果再得罪了县太爷，那还会有好果子吃？从这件事情的发生，薛廷臣知道县上的头头还在记他的仇，今后还得要处处小心。
没有自行车是不行的，为了工作方便，城关供销社又买了一辆轻便永久自行车，这就算是薛廷臣主任的专车了。
马吉和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大部分都有私车，也都是私车公用。另外城关供销社还有两辆旧的加重飞鸽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薛廷臣刚到城关供销社时，到各基层门市部去骑过的那一辆。
大通县商业局设人事秘书科、财会统计科、业务科三个科室。因为薛廷臣工作积极努力，办法很多，成绩突出，一九六零年六月，商业局调他到商业局任人事秘书科科长。
一年以后，商业局里把人事秘书科和财会统计科合并为商业局办公室，人员一个也没减少，只是改变了一下名子，薛廷臣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陈进良（原财会统计科科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在受贬之后的几年里，薛廷臣靠自己的辛勤工作，赢得了商业系统的普遍赞誉，慢慢地又走上了领导岗位。当然，这是工作的需要，不是薛廷臣的追求，他从来就不会去找人要官，他的追求就是工作，只要有工作做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对职务的升降他基本上就没有在乎，他只在乎自己把工作要做好，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国家给自己的俸禄。
工作狂 ＇本章字数：18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01 08：36：27。0＇
029工作狂
一九六二年，公安局内保股开始审查干部。因为薛廷臣的档案里写着参加过阎锡山的“同志会”，公安局要他把参加“同志会”的经过情况和他个人的历史以及社会关系等，再写个补充交待材料。
薛廷臣对党忠诚，毫不隐瞒自己的一切，他便把参加“同志会”的详细经过，以及一九五五年回家的时候，知道了母亲是“一贯道”的“坛主”，受到过交村里群众管制的刑事处分；胞兄薛廷相是“一贯道”的“点传师”，曾被判刑八年，经过劳改已刑满释放，现在是农业社的社员等情况，如实的写了一份补充交待材料。公安局内保股看了他的交代材料以后，认为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些复杂，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审查。于是，便派了两个干警到薛廷臣的老家去调查了一趟。调查的结果和他写的补充交待材料完全一样，证实了他是如实交待了个人的历史、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的。于是，公安局便给他下了政治结论，结论是这么写的：“薛廷臣同志的政治历史，已交待清楚。”结论写好之后，将薛廷臣叫到公安局，让他看了以后签上字。
在审查干部的政策中，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凡有直系亲属被关、管、杀情形之一者，一律不得重用，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根据这一条规定，公安局便向商业局提出建议：“你局薛廷臣同志，不适宜再搞人事秘书工作。”商业局局长兼党总支书记是原花纱布公司经理马培鸿，马局长对薛廷臣的整个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对他的工作也是非常满意的，但又不能不接受公安局的建议。让这么好的一位同志突然离开工作岗位，马局长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将公安局的意见告诉给了薛廷臣，征求他个人的意见。
薛廷臣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他知道政策上有这么一条规定，这不能埋怨任何人，也觉得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问题让马局长为难。于是，他便向马局长主动提出：“我愿意离开商业局办公室，下基层去搞具体的业务工作。”
为了薛廷臣的工作变动，商业局专门召开了一次总支会议。根据他本人的要求，经过研究，决定把薛廷臣调离商业局办公室，到生产资料公司当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薛廷臣从来不管职位高低，不论搞什么工作，总是把工作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对工作总是很认真，很负责的。他不怕吃苦，任劳任怨，总是能出色的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任务。因此，工作变动之后，他没有任何情绪，心情放松，愉快地去了新的工作岗位。
到了生产资料公司之后，他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生产资料公司的详细情况，很快就进入角色。
由于他努力抓好工作，把公司业务和支部工作都搞的非常出色，受到了商业局领导的好评与表扬。
一年以后，生产资料公司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各项工作都做得非常扎实。这个时候，农副公司经理贺进祥退职了，为了扭转农副公司的疲软局面，商业局又把薛廷臣调到农副公司当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在商业部门内部调动工作，是不需要任命的，也不需要下什么调令，只是在商业局召开各公司经理及门市部主任会议的时候，根据会议决定宣布一下就行了。
薛廷臣到农副公司以后，仍和进入生产资料公司时一样，把各项工作都搞的很好，多次受到商业局领导的表扬。
薛廷臣的优点是责任心很强，工作一直很出色，大家都叫他工作狂。但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顾家，那个时候叫“公而忘私”。这可就苦了他的妻子儿女，让一家人跟着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一九五五年，他在大通盐务局工作的时候，妻子张秀英被大通县手工业联社招收为食品加工厂的营业员。当时她每月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几块钱，但总还是贴补了家里的急需。生了大女儿惠春之后，因为孩子没人照管，张秀英只好辞去了食品厂营业员的工作，在家里专门看孩子。从那以后，他们两口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因为薛廷臣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的事他从来就没有管过。在生了最小的儿子薛尚平以后，才猛然想起了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张秀英曾埋怨他不知道体贴她的实际困难。这才意识到，张秀英已经生了五个娃娃了，五个娃娃都是她一个人一手拉扯大的，自己基本上没有管过孩子。当然，他有时下了班以后，偶尔顺手随便抱一抱娃娃也是有过的。没有管过孩子，当然就没有一点经验了。有时孩子尿到他身上后，他不知所措，赶紧把孩子又递给张秀英。有一次，女儿惠文把屎拉到他身上，他竟然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叫张秀英来处理。几个孩子的尿布他连一次都设有洗过。在张秀英坐月子的时候，尿布是由孩子的外祖母来洗的。等张秀英满月能下炕了，就由她自己来洗。几个孩子的成长，抚养、教育，他一直都没有管过，可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四清挨整 ＇本章字数：516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03 15：46：42。0＇
030 四清挨整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2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开始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泽东主席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夸大的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
一九六五年九月初，青海省委决定在大通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也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青海省委给大通县派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也叫“四清”工作团，工作团由省委副书现韩洪宾任团长，陈泽民、李扬、杜永成、白华相、赵永夫、张振宇任副团长。并成立了大通县“四清”工作团党委，由韩洪宾任书记，陈泽民、赵永夫、李扬、杜永成任副书记。工作团由3200多名省、市、县干部组成。
“四清”工作团成立之后，给各公社和县直各单位都派了“四清”工作组，拉开了四清工作的序幕。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三日，工作团给农副公司派进了由三人组成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省供销联社土产杂品处的一个科长，名叫郝玉珠。
“四清”工作组进驻农副公司以后，一方面发动群众、组织大家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一方面摸底排队，培养积极分子。通过学习文件，根据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本单位的工作，个人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问题。
学习文件的时候，作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薛廷臣带头用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自己。通过对照检查，薛廷臣觉得自己确实有四不清的经济问题，但却没有勇气主动向“四清”工作组交待，开始背起了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行为举止表现的很不自然，每天什么也不管，只是用忙于业务工作来打发时间。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薛廷臣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就暗暗下着决心：千万不能影响工作，也不能表现出什么来，不能叫别人看出自己有问题。
薛廷臣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着的，但总是做不到。他一直在心里自责自己：为什么平时不检点自己！越是这样，他的表现也越不自然。薛廷臣的种种表现，不但“四清”工作组能看出来他有思想顾虑，就连公司的其他同志也觉得薛经理的行为有些反常，但却不知道他会有什么问题。
按照薛廷臣的性格和思想基础，公心迟早是要战胜私心的。他越来越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时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没有勇气主动去找工作组交待。
如何找“四清”工作组去交待自己的问题呢？交待了会是什么后果呢？正在薛廷臣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四清”工作组长郝玉珠把他叫到了“四清”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谈话。郝玉珠先问了一些公司的其他情况，接着就要他谈谈对这次“四清”运动的看法和认识。组长还在绕圈子讲大道理，薛廷臣却坐不住了。还没有等组长把话说完，他就抢着说道：“我自己就有一些四不清的经济问题，背了很长时间思想包袱，经过学习文件和思想斗争，现在想通了，也下定了决心，现在就向组织交待问题，今天我就把我所有的问题全部交待出来。”
没有等组长表态，他就开始芝麻豆子一起往外倒：
“第一个问题是我贪污了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商业局一次精简下放了七十三个营业员，当时全县商业、供销系统共有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干部职工，其中有个营业员叫芦淑珍的女同志是河南人，因为有病请了病假，在她爱人那里养病。她爱人是解放军的一个上尉军官，驻在河南三门峡。我在把所有下放人员的工作处理结束之后，利用出差的机会，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顺便送到了三门峡芦淑珍的家里。当时芦淑珍回了娘家不在家，我便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交给了她爱人，交代完就到其他地方办别的事情去了。办完事我就回来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了芦淑珍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她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她已从邮局把钱退回来了。收款人直接写着我的名字。我从邮局把钱取回来以后，就没有给财务上交。在这个问题上，说明芦淑珍是诚实的、大公无私的、思想进步，品德高尚（这可能也和他爱人的帮助有关，当时解放军的军官觉悟都比较高）。而我，作为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和芦淑珍相比之下，感觉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和渺小！从‘四清’运动开始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使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思想恐慌和心里不安，一直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我认识到了这是属于贪污行为，只有把它交待出来，思想上才能得到解脱。”
“第二个问题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城关供销社工作的时候，极乐门市部营业组长李成荣给我说，极乐一个人有一件狐皮长袍子要卖，问我要不要？我让他把东西拿来看了再说。过了几天，李成荣把孤皮袍子拿来了。因为我对皮货不懂，便将皮袍子拿到缝纫铺，让裁缝姚礼和帮我看看并拿个主意。姚礼和仔细看了看说：‘这是冬季的皮子，也是新的，只是当初做的时候没有加上条子，这样穿久了毛会粘到一块的。如果现在再夹上条子，能改一件皮大衣，还能做一件皮褂子，你就买下吧，不会吃亏的’。我听了以后就决定买下这件皮袍子。当时就把皮袍子放在裁缝铺，让他帮我裁制。后来，我又给了姚礼和四十块钱，让他给夹上条子，面子和里子也由他看着给买，做成了再算账。”
“回到供销社以后，我告诉李成荣说：‘东西我要下了’。李成荣说：‘人家说少了七十块钱不卖。’我也没有讲价钱，便给了李成荣七十块钱，就算是把东西买下了。”
“过了二十几天，两件衣服做好了。我和姚礼和算账的时候，他把**给了我。我一看光是里子、面子及条子钱的**，手工没有算进去，一共是三十五块八毛钱。当时，他还要给我退回四块二毛钱。我问他：手工钱多少？他说：‘算了，不要你的手工钱。’我当时认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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