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
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夜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国发展，势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
只不过，最好是安乐死。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这当然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这也讲得过去，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
所以，汉武帝立即采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这主意的主父偃，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也无辜被杀。而且，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孙弘。
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
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
前面说过，公孙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纵横家。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罪名都是淫乱。
结果，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王国归了中央。
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既无权力治理王国，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淫乱又能干什么？
何况国王有罪，正好夺其王国，汉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
公孙弘却慷慨陈词。他说，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杀了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而且，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灭族，时间也在元朔二年。后来，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则更是意味深长。
不过，主父偃虽死，推恩法却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紧要之处，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封国则改属中央，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汉帝国，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
所以，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
夺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汉文帝曾经规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叫
酎金（酎读如宙）。汉武帝的办法则是：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国。
那么，分量够不够，成色好不好，谁说了算？
汉武帝。
这实在太方便了。结果，仅元鼎五年，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一次就多达106人，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
4然而终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总共也才175人。
5诸侯王身上的肉，就这样零割下来，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
黑社会洗钱，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汉武帝也不放过。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名单如下：
淮南王刘安，自杀国除，罪名谋反；衡山王刘赐，自杀国除，罪名谋反；济川王刘明，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燕王刘定国，自杀国除，罪名淫乱；齐王刘次昌，自杀国除，罪名淫乱；江都王刘建，自杀国除，罪名谋反；济东王刘彭离，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越货；常山王刘勃，徙房陵，国除，罪名不守礼法；
济北王刘宽，自杀国除，罪名乱伦、诅咒。
此外，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也被撤销。
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则早与郡县无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
实际上到这时，无后的也好，有罪的也罢，都已经不成气候。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从小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并无阅历，更无能力，名为凤子龙孙，实为酒囊饭袋。
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其实别无选择。
就连淮南王刘安，也如此。
吴王刘濞之外，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不折不扣的“刘皇叔”。刘安自己学问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编的。所以，从汉武帝继位起，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
刘安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怎么样呢？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败亡却在顷刻之间。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结果使节未到，刘安就自杀了。
这时回首七国之乱，便觉恍如隔世。
想当年，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
峻。惊慌失措之下，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撤销了削藩令，刘濞却照样称帝，照样发兵。
那么，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
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结了民间资本。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刘濞便开山采铜，煮海为盐，结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服兵役则有补贴。在别处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养起来。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就像《水浒传》中的柴进。
刘濞招揽的人才，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即所谓“铸钱奸人”（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此外，则是“无赖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说，刘濞是把割据势力、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
这当然都因为他有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有钱能使鬼推磨。事实上，一个政权，不能没有印把子，也不能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有笔杆子才有文治，有枪杆子才有武功。
但没有钱袋子，一切都是空谈。
钱袋子捏在别人手上，也是空谈。
汉武帝，还必须在经济战线展开斗争。
要钱更要命
汉武帝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淮南王刘安自杀三年后全面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东郭咸阳是盐商，孔仅是铁商，桑弘羊则是商人的儿子。用他们三人搞经济改革，堪称“以商治商”。9事实上，西汉的商业是繁荣的，产业也全面。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畜牧、高利贷、博彩、零售、化妆品、饮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
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煮盐。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其中，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
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
盐业则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由官方。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
二十一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这当然是与民争利，因此引起极大不满。直到很久以后，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
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更在政治。采铜、炼铁、煮盐，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岂非失控？
何况盐可以换成钱，铁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变成战士，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岂非很方便？
金融垄断，盐铁专卖，并不只是简单地要钱。
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读如民）。
缗，就是一千钱；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只有一个人响应。
这个人叫卜式。
卜式是个畜牧业主，老早就向帝国捐款，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汉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问他。
使者问：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不想。我是个放羊的，不会做官。
使者又问：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
卜式又说：没有。我人缘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再问：那你到底为什么？
卜式又说：爱国呀！
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
公孙弘却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请皇上不要理他。
汉武帝便不理睬卜式。
但是算缗法颁布后，富豪们纷纷隐瞒财产，卜式却一下子又拿出二十万。喜出望外的汉武帝，便把这位爱国商人树为道德楷模，要大家向他学习。
可惜榜样的力量未必无穷，还是没人申报财产。
汉武帝无奈，只好在颁布缗钱令的两年后，又颁布告缗令。告缗，就是举报隐瞒财产。告缗令，则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金额是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这一政策，据说是酷吏张汤的设计。
大司农颜异之死，也在这一年。
告缗令颁布后，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
其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国库，当然盆满罐满。
汉武帝和桑弘羊，却意犹未尽。
元封元年，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廷。
显然，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或者说，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
汉武帝不但收税，还要经营权。
这下子，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如此垄断和霸道，就连爱国商人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这年，由于发生旱情，汉武帝让巫官求雨。卜式却说：用不着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天就下雨了。
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卜式失宠，是事实。
桑弘羊的生前身后，则是骂声一片。骂得最凶的，是儒家。这非常怪异，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
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而且骂来骂去，无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顾。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海洋、森林、原野等等，原本就是天子的。开放给民间，是让利于民。收归国有，则天经地义。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而是交给国家，怎么能说是自私？
均输和平准也一样。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怎么是为富不仁？更何况，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赋加税，怎么是与民争利？
桑弘羊底气很足。
其实，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比方说，只准国家赚钱，不准商家牟利，有道理吗？挑动群众互相举报，人人以邻为壑，很正义吗？政府说收税就收税，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跟强盗有区别吗？
可惜，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
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国家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中央集权，一定必须维护吗？富国强兵，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
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汉武帝也不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贵拟王侯，号曰素封（没有爵位的王侯），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增加中央财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才是根本所在。
汉武帝要钱，更要命。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那就不但要遏制，还必须斩尽杀绝了。
郭解之死，即因为此。
打掉地头蛇
郭解被杀，是在推恩令颁布那年。
这年其实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设置朔方郡（约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西北部及巴彦淖尔盟后套地区），二是移民三百万人于茂陵。这两件事跟推恩令一样，都出自主父偃的建议。干完这三票，主父偃被杀。
至于郭解，则接到命令，要迁往茂陵。
茂陵在今陕西省兴平市，是汉武帝的陵墓，当时正在建设，同时还要建茂陵县。建县就要移民。只不过，这回迁过去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大户人家。
主父偃的说法，叫“天下豪杰”。
豪杰就是豪强，也就是土豪劣绅地头蛇，包括强宗巨族和暴发户。据说，这些人招降纳叛，姑息养奸，与黑恶势力
结为死党，成为横行乡里的恶霸集团，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