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哲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便都出在这个时代。
当然还有司马迁。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也并不喜欢他的《史记》。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第95页。
然而司马迁却如实地记录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封禅大典。那是十八万骑兵，上千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也是汉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
这一年，刘彻四十七岁。
实际上汉武的帝业基础，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卫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并以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身份出任大司马。
从此，漠南无匈奴，帝国有内朝。
这时，汉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实际执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听政），年龄三十七岁。开创并成就自己的帝国大业，他其实只用了半辈子。
此后的故事并无悬念：四十六岁灭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岁实行平准法和均输法，四十八岁降滇王，四十九岁降朝鲜，五十一岁分天下为十三州部。
汉武的步伐，何其坚定！
步伐坚定，是因为目标明确，那就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业。
因此，汉武帝登基之后就频频出手：二十一岁置五经博士，二十三岁推行察举，二十四岁始征匈奴，三十岁用推恩法削弱王国势力，三十三岁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卫青为大将军，并为博士设弟子。
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他三十五岁以前完成，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尊儒，则秦政变为汉政；推恩，则分权变为集权；举贤，则贵族变为官僚；讨伐匈奴，则夷狄变为华夏。夷夏之分，王霸之术，古今之变，尽在其中。
中华大帝国巍然屹立，汉武的事业风生水起。
不能说武帝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但他有政治天赋和帝王直觉，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政权，尤其是巩固皇权。只要能实现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种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学，兴儒术，开言路，荐人才，却又留心俗务，重用酷吏，奖励军功。他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为他并不独尊儒术，只独尊自己。
那么，汉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对外开边，对内收权，一手抓官，一手抓钱。
代表着这一整套治术的，是卫青、公孙弘、张汤和桑弘羊。卫青是军人也是外戚，公孙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张汤懂法，桑弘羊会理财，汉武帝得心应手。
是啊，有钱就能做事，有兵就能护家，懂法就能治国，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饰太平。结果，汉的版图面积比秦大了一倍，统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汉兴，原因就在这里。
汉武的帝国，也就是这样炼成的。
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什么叫“伦理治国”？
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对立的。周是邦国制（封建制），秦是帝国制（郡县制）；周政讲王道，秦政讲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号称法治。
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也继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两周。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要实行德治和礼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
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这样看，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实是该叫“百代皆行汉政治”的。
那么，汉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
皇权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这与秦政无异。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汉则是官治与吏治并存，而且逐渐由吏治走向官治。这当然要拜独尊儒术所赐。事实上，当官员们越来越儒化时，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与此同时，儒学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实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学也只要教化和灌输，顶多再加对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没有思考，没有质疑，没有批判，没有争鸣，那才真是“毁人不倦”。
永为神州种祸胎，当作如是解。
把儒学变成官学，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尽管在当时，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
靠着汉政治，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就是汉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
罗马，与大汉会有关系吗？
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撰写《汉武的帝国》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轮台罪己”。这事历来被视为史实，而且评价甚高。因为以帝王之尊，汉武之雄，居然能下诏罪己，做自我批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问：汉武帝下诏了吗？
下了。时间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详，起因则是桑弘羊等人建议招募青壮不怕死的农民，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垦戍边，被武帝否决。所以这份诏书又叫“轮台诏”。
那么，“轮台诏”罪己了吗？
没有。此诏中最严重的话，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于“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那是批评桑弘羊他们这建议的，不是自我批评。
因此，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学者，并不称此诏为“罪己诏”，而称之为“哀痛之诏”或“悔悟之诏”。其实就连这两
个说法，都是受班固的影响。《汉书·西域传》在记录这份诏书时，班固是这样表述的：“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这就是“悔悟之诏”的来历。
此传班固的赞语则说：“（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就是“哀痛之诏”的来历。
也就是说，班固也没有称之为“罪己之诏”。
那么，“罪己”的说法有依据吗？
有。因为据说汉武帝曾说过这样的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当然是罪己了。如果“轮台诏”里有这段话，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己诏”。
可惜不是。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这段话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的口谕，既非轮台，亦非诏书，怎么能称为“轮台罪己诏”呢？
何况就连这段话，也来历不明。遍查《汉书》，并无记
载，仅见于《资治通鉴》。那么请问，司马光的根据在哪里？
一个宋代的人，怎么知道连班固都不知道的事呢？
请博览群书者有以教我。
注释
（第一章）
1。本卷所言汉武帝事，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孝武本纪》、《汉书·武帝纪》。
2。西汉前几任皇帝依次是：高帝刘邦，惠帝刘盈，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但一般不将前后少帝计算在内。
3。秦二世胡亥继位时二十岁，卒年二十四岁。
4。刘盈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惠帝纪》。
5。见《史记·留侯世家》。
6。《史记》等书述汉惠帝、吕太后故事多不可靠，早已由吕思勉先生指出，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7。田生即云“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见《史记·荆燕世家》。
8。司马光曾说，刘邦最终不立如意，是因为“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见《资治通鉴》卷十二。
9。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10。见《史记·高祖本纪》。
11。关于刘章的想法，《史记·吕太后本纪》称“恐见诛”（害怕受到株连），《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则称“因立齐王为帝”。
12。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13。本段论述亦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14。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15。此盟除见于《史记》之《吕太后本纪》外，亦见于《绛侯周勃世家》。绛侯世家其文曰：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16。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17。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8。见《史记·高祖本纪》。
19。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20。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21。高祖所封十王，荆王刘贾战死，故地改封吴王刘濞。赵王如意被毒死，其地改属吕禄。梁王刘恢被气死，其地改属吕产。淮阳王刘友被饿死，其地改属刘。燕王刘建病死，其地改属吕通。齐王刘肥病死，子襄继位。所余者，高祖四子代王刘恒，七子淮南王刘长，四弟楚王刘交，侄儿吴王刘濞。
22。见《史记·外戚世家》。
23。西汉十一帝，有庙号者五人：高帝刘邦，庙号高祖；文帝刘恒，庙号太宗；武帝刘彻，庙号世宗；宣帝刘询，庙号中宗；元帝刘，庙号高宗。
24。见《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
25。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26。见《汉书·贾谊传》。
27。本节所据，如无另注，均分见《史记》之《袁盎晁错列传》和《吴王濞列传》。
28。见《汉书·爰盎晁错传》。
29。见《史记·梁孝王世家》。
30。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章）
1。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见《汉书·外戚传上》。
3。见《史记·儒林列传》。
4。见《史记·汲郑列传》。
5。请参看《史记·平准书》。
6。见《汉书·武帝纪》。
7。关于董仲舒，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8。见《汉书·董仲舒传》。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下同。
10。见《汉书·高帝纪》。
11。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12。见《汉书·武帝纪》、《史记·儒林列传》、《资治通鉴》卷十九。
13。请参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14。见《韩非子·说疑》。
15。李广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16。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17。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18。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19。见《史记·孔子世家》。
20。张汤及其他酷吏故事无另注者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21。见《史记·平准书》。
22。见《汉书·刑法志》。
23。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等。
24。见《汉书·刑法志》。
25。汲黯事迹无另注者均见《史记·汲郑列传》。
26。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第三章）
1。本节所据史实请参看翟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2。美索不达米亚原指两河流域北部，后来泛指整个冲积平原。
3。主父偃故事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4。见《汉书·武帝纪》。
5。见《文献通考》卷二六七。
6。本节所述亦请参看田昌武、安作璋主编《秦汉史》。
7。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8。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9。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10。见《史记·货殖列传》。
11。以前也有官办的手工作坊，但多为满足宫廷需求，产品并不出售，所以不算企业。
12。见苏轼《司马迁二大罪》。
13。见《史记·平准书》。
14。见《史记·酷吏列传》。
15。见《史记·平准书》。
16。见《盐铁论·复古》。
17。郭解故事见《史记·游侠列传》。
18。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9。请参看《后汉书·酷吏列传·序》。
20。见《史记·游侠列传》。
21。本节所述西汉官制，请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鸿年和欧阳鑫《中国政史》、韦庆远和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22。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中尉。他们的官俸，都是“中二千石”（月谷一百八十斛）。
23。请参看《周礼·考工记》、《晋书·李胤传》。
24。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5。见《史记·酷吏列传》。
（第四章）
1。本节所述张汤及其他酷吏事，如无另注，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2。见《史记·汲郑列传》。
3。本章所述秦汉官制及官僚政治，亦请参看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
4。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5。见《论语·卫灵公》。
6。见《孟子·尽心下》。
7。见《论语·子张》。
8。王充《论衡·程材》。
9。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绪论》。
1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11。见《韩非子·扬权》。
12。请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3。见《汉书·循吏传》。
14。见《史记·平准书》。
15。见《史记·酷吏列传》。
16。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17。本章所述亦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鸿年和欧阳鑫《中国政制史》、韦庆远和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孔令纪主编《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版）、徐连达编着《中国官制大辞典》。
18。见《汉书·武帝纪》。
19。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食货志》及《文献通考》。
20。文学与吏道的说法，见《文献通考·选举考八》。
21。请参看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
22。卫宏《汉旧仪》便称：汉帝国取士“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不宜者还故官”。
23。以上见《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
（第五章）
1。见《汉书》之《昭帝纪》、《霍光金日传》。
2。见《汉书·东方朔传》。
3。见《汉书·外戚传》。
4。以上均见《汉书·霍光金日传》。
5。卫青事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6。霍光和霍去病的父亲，《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作“霍仲孺”，《汉书·霍光金日传》作“霍中孺”，但注音读如仲。
7。见冒名班固的《汉武故事》。
8。见《汉书·外戚传》。
9。这三次战役的时间分别是元光六年（《史记》称在元光五年，此据《汉书》）、元朔元年和元朔六年。
10。见台湾学者傅乐成《中国通史》引方壮猷说。
11。见《汉书·匈奴传》。
12。这十年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共八次出击，数据见杜维运《中国通史》。
13。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4。见《汉书·霍光金日传》。
15。以上数据见《史记·平准书》。
16。见《汉书·西域传》。
17。见《汉书·昭帝纪》。
18。见《汉书·霍光金日传》。
19。见《盐铁论·本议》。
20。见《盐铁论·刺复》。
21。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22。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23。于右任《汉武帝陵》。
24。见《汉书·东方朔传》。
25。见《汉书·霍光金日传》。
26。请参看王子今《汉武英雄时代》。
27。见《史记·大宛列传》。
28。请参看《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