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按照毛的设想，生产互助组并成生产合作社，小社并成大社，大社并成人民公社，规模越大，私有制的痕迹就越少，离共产主义也就越近。他预计人民公社的建立将会大大加速已有的大跃进，迅速改变中国的面貌。人民公社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将会永远存在下去。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共产主义是唯一的，整个地球一统于共产社会；共产主义又是最后的，不会有「更美好的」社会去置换它了。所以建立公社，亦即「共产主义的雏形」，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毛为此感到高兴是有根据的。
不幸的是，人民公社并没有将毛泽东预言的「万年幸福」带给中国人民。从一九五八年到他去世的十八年间，几亿农民生活在空前束缚人的公社制度下，度过了最无生气、最无希望的时期。敲钟出工，敲钟回家。没有钟的，代以队长的口哨，或挂在村头树上的一块铁板。公社制度，将社员的积极性扼杀殆尽，使他们贫困到了极点。
我们不妨费点笔墨，将毛泽东去世前后，即人民公社制度实施近二十年后，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记录一二。
对中共革命贡献最大湖北省红安县（原先叫黄安县，共产党将黄改为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了二百二十三个将军（中共五、六十年代共授一千六百一十三个将军衔，差不多每七个将军中就有一个红安县人）和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产党执了政，人民却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甚至比以前更穷。仅一九七五年的几个月之中，便发生了好几起共五十二名女青年集体自杀的事件。譬如一位父亲在一九四六年为中共打仗牺牲的姑娘，全家辛苦干活，到年底分红，一共才得到六元钱，只够买半件衬衫。她到县城去，告诉早先为她保留一件她心爱的衬衫的售货员，衣服不必留了，便回家换上一身最破的衣裳，与另外四位姑娘一起走进村外的水库，一步一步让水淹没了自己。五人中唯一获救的姑娘告诉记者：「乡里穷成这样，不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
中共红安县委负责人不仅不自责，反说自杀者「怕苦怕累」，「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他们「生的糊涂，死的反动」。周恩来夫人闻说此事，愤怒地说：「说这话的人良心何在！良心何在啊？」
安徽省金寨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全国各地金寨籍的军以上干部有四百多人，授衔将军的虽不如红安多，却也有一百多名。有名的战将如曾任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就都是金寨县老乡。该县「物产是丰富的、有板栗、香菇、木耳、竹、木柴、炭、茶，还有水晶石、大理石．．．．」可是「一些山区穷得二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有的一家几口人合盖一条破被．．．．许多老同志回到金寨，悄然泪下，深感愧对了老区人民。」（注１４：《了望》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七期。）
上将李志民，回家乡湖南浏阳调查后，发现人民贫穷如昨，十分痛心。他于一九八四年给中央写报告：「回想当年敌人摧残根据地时，我们曾鼓励群众：『烧了茅屋不要紧，革命胜利盖高楼！』现在，革命胜利三十五年了，革命根据地『公路不通、电灯不亮、广播不响』的情形应该改变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来重返延安，看到延安地区为中共打天下尽了大力的人民由四十年代的「丰衣足食」沦入了少吃缺穿的境地，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在另一个场合，当他听到甘肃、宁夏部份地区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后，也流著眼泪说：「解放二十多年了，这里的人民依然如此贫困，我们问心有愧。」
山东广饶县，一九二四年中共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仅余一册完整，珍藏在这里。所以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一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就宣布该县为「共产主义试点」。十几年试下来，广饶县因外出讨饭的人多而出了名。东起青岛，西至济南，无人不知广饶净出要饭的。那讨饭队伍还有一大特色，谁都有一张本村党支部开具的证明，作为讨饭身份的「介绍信」。
这里说的是「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被毛泽东批为对社会主义合作化「不起劲」的老革命□据地农民的状况。为中共打天下的队伍，兵员主要来自这些地区。「一将功成万骨枯」，在那众多的将军身后，躺著不知多少农家子弟的尸骨。仅红安一个县就为中共的革命献出十四万条生命。那里的农民帮毛泽东打下了江山，毛却把他们赶进了「人民公社」的笼子。「人民公社」实施二十年中的痛苦经历证明那里的农民当初对合作化不起劲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他们只是消极地「不起劲」，而没有奋力抵制公社制度，任这个祸害肆虐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全国流行著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苗族民歌《桂花开放幸福来》：「毛主席好比太阳明，照亮了苗家的桂树林。」「山前山后的桂花开，苗家从苦难中走出来。」「毛主席带了幸福来，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曲子本身是美的，但是「幸福」却是谎言。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小有名气的林区，素有「杉木之乡」之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木材长期短缺的中国，那里的苗族、侗族、汉族人民是不该为温饱发愁的。然而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把那十来个县搞得一片萧条。「一九七八年以前．．．．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外出逃荒要饭。」（注１５：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祖先留给他们，如今归了「公」的杉木林，竟然只够他们削一根讨饭用的打狗棍！年复一年，他们在南方的凄风苦雨中跋涉，从不知「幸福」二字是何滋味。
不仅贵州的苗族人民没走出苦难，湖南的苗族人民也没有见到幸福。湘西凤凰县有个苗人居住的区，到了一九八○年，全区仍然没有一户农民拥有一辆自行车或一个手表。人民公社制度真正是把「平均」变成了「均贫」。
毛泽东号称「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况也并不比山地苗族人好多少。宁夏同心县，百分之八十为回族，一九七三年的人均收作仅七点八元。四川的彝族作家吴承柏曾经这样描写本族普通农民生活的困苦：「老年人饿得脖子伸多长，孩子饿得瘦精精。」一位妇女「梳了几个月的头，攒下的头发卖得二角钱，准备拿去买盐巴过年用．．．．」
一位青年一九六八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到海南岛黎族人民生活的地区当兵。他这样记述在五年间亲眼所见的黎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还是以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劳苦躬耕，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在这里屡见不鲜．．．．传说这里的黎胞常吃沤烂的小青蛙、四脚蛇之事，实实在在是真的。」（注１６：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二年，一位黎族中学生退了学。热心的老师走了八十里路赶到他家中，才明白原因。在这普通的黎族公社社员家庭中，「爸爸生病卧床，母亲鸡一叫就起床舂米，煮上一锅稀饭，摆好一碗盐巴，便匆匆上工了，中午也不回来。小弟弟小妹妹们哪个起床，饿了，自个盛一碗稀饭吃。到了晚上，稀饭光了，妈妈也该回家了．．．．」那位身为兄长的中学生无粮可带到学去，书也就读不下去了。
据说，一九八三年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后，回北京时路过海南岛稍事停留，这位当年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海南隶属广东省）十分感慨地说：「访问非洲十国之前，我以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现在看来，海南岛比非洲还要落后荒凉。」
从海南岛向北走，跨越整个中国来到北疆，便是内蒙古。一九七九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中共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到了卓资县的一个村庄，发现竟然有一些人家外出讨饭还没回乡。按农村传统，即使在外谋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赶回家乡，何况是讨饭。如果他们能从家乡的人民公社那里讨得一点粮食，决不会流落不归。周惠当即指示当地公社把部份土地、羊畜分给社员。社员得到了归自己支配的一小块田，将它称为「救命田」。说是救命，一点不夸张，从此他们就不用外出讨饭了。不过，中共修正毛泽东公社制度实在为时太晚，内蒙古大草原上搞了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到邓小平著手改革时，已有三分之一草场退化，五百五十万公顷（另一份材料说是一点一亿亩）草原变成了沙漠。
要想对人民公社带来的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有个准确的认识，应当记著下面的数字：
在毛泽东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黄河中游地区的一百多个县，当年人均收入是三十九元，（注１７：《了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折合美金约二十元，亦即当时一名美国技术工人两小时至三小时的工资。如以一个劳动力养活三至四人计，那么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仅相当于人家一天的工资。考虑到历史因素，不同外国比，同自己的过去相比吧。「据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统计，全国有两百多个县的生产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数还低于建国初期。另据一九八○年上半年对全国五百万个农村核算单位统计，年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几乎达到近三分之一。」（注１８：《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截至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仍然低于一九五五年。（注１９：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九五五年，正是「高级化前土改后」，中国农村「走进」社会主义之前。这一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踞于随后的二十二年之上不是偶然的，决不是老天特别照应，特别给了中国人民风调雨顺的年景。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看到，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成了毛式社会主义的天下，人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一走进这个社会主义，农业就一蹶不振，人民就一直挨饿，正如一九七九年中共四川省广汉县县委书记常光南对省委书记赵紫阳所说：「大家对人民公社有意见。自从有了公社，就没有吃饱饭。」（注２０：见《海南纪事》 创刊号中《紫阳治蜀》一文。）毛式社会主义使几亿中国农民饿了二十多年肚子，这是宏观上人人看得见的恶果。现在，我们要看看这恶果是怎样产生的，特别是在毛泽东搞出人民公社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人民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如今山东一带，二十多个世纪之前是齐国，那里有块叫「阿」的地方，在当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穷馁」。但是阿大夫专门吹牛，虚报政绩，齐威王一度受骗，后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将他下油锅烹了。有人认为齐威王这个一国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员的劣行，可见很有点了不起。其实，他手只有一个阿大夫在吹牛搞浮夸，要识破真相并非难事；要是下边的大夫们全部向阿大夫看齐，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为糊涂君主了。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情况就是这样，全国两千余县，几乎个个都出了「阿大夫」。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不久，《人民日报》便从六月开始刊登各县的阿大夫们报来的牛皮经。先是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新闻，算是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以后各地逐渐加码，到第二十九颗卫星出现在《人民日报》时，亩产已达七千三百二十斤。以后连地处高原的青海，也参加了这场吹牛大合唱，打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牌子，镇住了各路好汉。水稻就更神了，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七千、一万、一万五，乃至湖北蹦出了三万七、安徽蹦了四万三的「奇迹」。到了九月份，一行特大铅字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为了说明此数字之不虚，那篇报导特地强调，省委秘书长在场验收，决非小巴拉子们胡吹乱说。至于整个大跃进运动的头号冠军则属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十三万斤，可以说是《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留下的最荒唐的记载。
虽然卫星都是某某生产大队放的，但大队书记还是农民，只有公社领导才是「国家干部」，只有他们才能令手下的宣传干事们编造谎言而脸不变色心不跳。至于调动报社的记者拍新闻照片，公社书记，社长的官衔又嫌太小了一点。真正在各地兴风作浪，将粮食产量几倍，几十倍地夸大的，是那班阿大夫的徒子徒孙－－各县的县委书记们。
八月间，湖北麻城县稻子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消息见报时，《人民日报》特别发布了一幅新闻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立在田间的稻穗上，照片下的说明是：「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不过，这个奇迹很快又落伍了。一个月之后，又一幅照片问世，其说明为：「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一九五八年八月间，《人民日报》还屡次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传「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
一言以蔽之，一九五八年的那几个月中，《人民日报》制造了不知多少贻笑千载的新闻。
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表示他赞成刘少奇六一年关于「这几年的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注１：见《记者文学》一九八九年五月号陈峰的文章。）的说法：「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当时没有《人民日报》同志的瞎吹一气，我们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大。」（注２：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南海，与香港《百姓》杂志社长陆铿的谈话。）
这话似乎有道理。《人民日报》这份发行量数一数二的报纸，它推波助澜比共产党通过它的组织散发文件的效率更高，危害自然也更大。但问题在于：谁是《人民日报》？它不是「党的喉舌」吗？既然它不过是中共中央属下的一个机关刊物，而不是与中共平起平坐的什么机构，它怎么配与中央平分责任呢？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过，「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整个大跃进过程中，毛也是通过《人民日报》来制造「大跃进新形势」的。这裹有个例子。当时山西省洪赵县向中央报告说，将小麦和谷子嫁接，亩产可达到八万九千斤。要是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产量将高得无法估量。中共中央对此报告不仅不斥之为无稽，反而大为称赞，转发全国，同时指示「原报可以在报上发表」。（注３：《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五十至五十四页，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六五页。）③所以，《人民日报》不过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充当喉舌而已。说到「瞎吹一气」全国上百份报纸，统统与《人民日报》一个腔调，它们又该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呢？
制造新闻的不光是报纸，还有党的宣传部控制的电影制片厂，尤其是党的一大喉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该厂在大跃进闹得最红火的时候制造了一系列荒唐透顶的消息，比《人民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