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信任。毛去世后中共改变农村政策，但自从中共将山林分给农民起，农民便一直在大规模地伐林换钱，不肯投资栽树，原因就是怕哪天上面一个电话打来，政策又变了，辛辛苦苦栽树又归了公。「十年不变」也好，「二十年不变」也好，人们就是不信。这是执政者长期失信于民的必然结果。
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将中共进城执政后改供给制（按人头分配衣、鞋、食物等实物）为薪水制的做法大大抨击了一番。他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供给制比较平等。」「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按：指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共装夺权的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他甚至把话点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注６：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及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究竟有哪些内容，他当时没有细说。但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九年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对他「梦想」的「新社会生活」是这样描绘的：「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注７：《湖南教育月刊》第二卷第二号，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七八页。）那时毛泽东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热衷于在长沙岳麓山下建乌托邦式的「新村」。现在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新村」换成了「共产主义雏形」、「人民公社」，内容却几乎没变。
要是毛泽东还是选岳麓山下的几个村镇作为他的「共产主义雏形」的试验场所，随后三年的灾难也许会小得多。可惜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控制了国家的毛泽东再也看不上小小的岳麓山，他要把全国都变成他梦想中的「新社会」，而且以为在他有生之件就能实现。他在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举动均源出于此。
毛在北戴河还说：「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这是弄错了概念。中共打江山时，供给制是有的，共产主义却没有。一九三二年十月，毛泽东被党中央解除在军队中的职务，管物资供给的便不再给他好脸色。夫人贺子珍除了将自己生孩子配给的营养品让给他以外，又不时向当时任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邓子恢讨取一点食物，以改善他的生活，可见当时的供给制已是等级分明了。当然，中共建国以后情形就更不同了。邓小平曾说：「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注８：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也提到「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那些房子，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豪华的程度来说，都与民居有天渊之别。虽然如彭德怀所说那「不是毛主席让搞的」（毛家乡韶山搞的规模很大的滴水洞别墅是例外，那是毛本人让搞的），但毛从来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指示将那些长年空著的「房子」交给地方去「为人民服务」。仅上海一地，为毛建的别墅便圈地一千多亩，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一百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建的蓉园一号，也仅在一九五九年住过一次。要是将各省为毛建的房子合在一处，其规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行宫同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仅庐山一处，毛的房子的建筑面积就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五倍，而「美庐」也归毛使用，上海那处就更不必说了。要是再想到毛晚年让「妾身未分明」的张玉凤手交三万元人民币给江青以平其妒意，而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年工资不足七百元，人们就可以明白，信仰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在思考「平等」和「空想社会主义」时，并不是将自己和百姓放在一起的。
毛泽东在北戴河还说了一句颇带理论性的话：「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因为比较抽象，一般人不甚理会，但上海有个名叫张春桥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却心有灵犀，一点即通，立即迎合毛的意思，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刊登在上海市委刊物《解放》第六期上。其内容除了拾毛的唾余重复毛在北戴河讲话的内容，鼓吹「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外，只是多了一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文中说，「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干不干，两斤半！」他明知驳不倒工资制，于是不予正面批驳，只是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
同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下令《人民日报》转载并亲写按语一样，这回毛又让《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的文章，并且又一次亲自写了编者按。
也许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刘少奇对供给制一议未予反对。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他在安徽视察，在「三八人民公社」，他曾问：「正副社长不拿一样的钱怎么办？」两位社长马上回答：「我们也准备实行供给制。」随行的记者这样写道：「听了他们的回答，少奇同志含笑点了点头。」（注９：《罗帅最后十五年》第九十三页。）
但是，就全国来说，赞同供给制的为数极少。人们不知道《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文章时，按语中「张文基本是正确的」这句话出自英明领袖毛主席之手，也不认为《人民日报》叫好他们就该喝采。反驳张春桥的文章纷纷投到报社，反对恢复实行供给制的主张，并将之讥为「小资产级幻想」。
那时，总书记邓小平和理论家胡乔木在中央书记处的会上表示供给制未必比工资制好，抵制了毛泽东恢复供给制取消薪水制之议。试想，如果真的实行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全国取消薪水，改以按人头计额的供给制，那么在一九六○年前后饿死的就不仅是农民而且会包括城里人，死的人数也就远不止两千万了。毛泽东自有其高明之处，他见多数干部持异议，便没有公开出来支持张春桥，这场论战也就不了了之。但张春桥却投机成功，从此进入了毛心中的左派行列。一九五七年反右，毛看中了姚文元；五八年大跃进，毛选上了张春桥。数年后他发动文化革命，首先就是利用这两位笔杆子掀起文字狱。这两位毛的打手的发迹经过告诉我们，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革命，对毛来说，是极自然地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的供给制一议未获通过，但他的「共产主义」的口号则被政治局接受了。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发布决议，要求全国将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人民公社，并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对待各合作社的财产、债务，要求不要算细账和找平补齐，「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并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全国农村就一下子共起产来了。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现在则是正式向共产主义天堂迈进，那热度自然与两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愤怒的农民斗不过政府，无法抗拒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潮流，他们所能做的依然只是保住手里一点可怜的家当免被共产。他们像以前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时那样，杀猪、宰羊、砍树。中共对此情况是了解的，譬如罗荣桓元帅就说过：「农民还是农民，那时热潮一来，以为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什么也不归个人所有了，于是农民到处杀鸡、宰羊，有的户一晚杀了八、九口猪。」（注１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安徽日报》。）
当时，「共产主义」招牌在中国廉价供应，只要手里有个喇叭筒，谁都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某年某月进入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公社是成立了，可是连电灯还没有，也喊著要进共产主义。各级干部，尤其是雄距一方的县委书记，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往共产主义大门里拥。
河北省徐水县委提出了一条口号：「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这个县当时平均粮食亩产不过二百多斤，工农业总产值不过人均一百三十元，人均收入大概也就是六十元上下，连温饱都谈不上。那些书记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等于零。他们在全县范围内予取予夺，取消商业，连房屋、家畜等社员个人的财产也全部「归公」，在「彻底废除一切私有制」名义下，将农民的家富彻底地共掉了。
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他还要台下的百姓回答：「共产好不好？」农民们不敢说「不」，只得喊「好」。
在分配上，他们实行了毛泽东一心想实行的供给制，工人、干部取消工资，农民取消劳动工分（合作社凭藉工分核算劳动量以分配产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全县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在毛泽东访问过徐水，予以充份肯定，要求推广徐水的军事化之后，《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注１１：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倒没将共产主义仙境的标准定得很高。毛说：「（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北戴河。）刘少奇的解释也差不多：「实行粮食供给制，就是在粮食这一点上实行各取所需。尽肚子吃，不是各取所需吗？又不要钱。在这一点上．．．．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注１３：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和驻军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鼓吹下，「共产风」迅速刮遍全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对农村经济最大的人为破坏。
山东范县大吹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的牛皮。该县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保证届时全县粮食亩产两万斤，「力争」三万斤。
山西也不落后，全省范围内已入了高级社的农民，财产早已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尚未入到社里去的财产，如牲口、农具、运输工具、树林、果园、房基等也一律无价归公，唯一例外的是当时尚属罕物的缝纫机可折价入到公社里。不识共产美景的农民手脚利索，在入社前夕宰了牲口砍了树，得了票子饱了肚，正自以为得计。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来上头鉴于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时农民杀猪、砍树的教训，早已明文规定，自宣布将要成立人民公社那天起，社员的财产就已经自动地属于公社了；凡是在那天之后杀猪、宰羊、砍树的，均属侵吞公社财产，必须如数吐出。肉被你吞进肚里，吐不出来吗？论斤付钱，吃多少付多少。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农民不愿被吊在树上打，只有老老实实付钱。
江苏扬州，向有「十里栽花」之誉，所谓「扬州芍药天下秀」，自宋代起便有文字记载。培育名花精品，犹如创作玉雕石刻，全凭花农手艺，如今花也入到公社里去共产，手艺人就不值钱了。公社只关心粮食产量的数字（因为上面向公社要数字），于是芍药园一下刨平，改种粮食，花农代代相传，费了一百多年心血培育成的精品统统送进中药店，当作普通的赤芍、白芍煎了汤。至于桂花树，不管是多珍贵的品种，一概砍倒，劈成柴，送到公社食堂烧大锅饭去了。还有盆栽白兰花，本来也是花农的，一共了产，花农就永远丧失了支配权，任由大权在握公社官员处置。所以名曰「共产」，其实只是农民交出自己的财产让人糟蹋而已。
农民的住房虽然仍为个人所有，但那些破陋的民房有损共产主义光辉，与新乐园太不相称，于是河北徐水县下令拆房建新村。房子拆了三万多间，清华大学建筑系派去二十多个师生，帮助他们设计新房，但谁也拿不出建筑材料来，结果画饼充不了饥，许多农民一整个冬天没有房子住。
对于这种共产行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杨献珍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曾予猛烈抨击：「『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杨说的「毁灭文明」有例为证：一九五○年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分地主家的财产，什么都按人头分，有的村子地主家里只有一匹布，也得分，于是每人分得几寸宽的布条，什么用处也没有，大家只落得个空欢喜。杨还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之外，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化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化子还要穷，因为叫化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
一九五八年的共产浪潮是如此猛烈，除了绝望的农民杀几头猪、砍几棵树以外，就排山倒海地推行下去了。当时，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每天在全国范围推波助澜，为那些疯狂的行为喝彩、助阵。这份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安徽的「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大合作」，宣传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的「供给制」，又介绍河南的粮食免费外加工资的「半供给制」。
上级命令急如星火，大小报刊火上加油，偌大一个中国，竟在一个月内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云南省由于有二十多个民族，其中十三个跨越国境而居，一九五八年初时入了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仅占百分之十。但大跃进一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各边疆民族无一例外地统统被下令入了人民公社。跨越国土到北方，情形也一样，连在天边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全都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行动军事化」，这是一九五八年最时髦的口号之一，而农民一夜之间变成公社社员，恰如一个国家突然卷入战争，一个紧急动令就将全体平民变成士兵一样。
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在九月中旬对陪同他南下视察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说：从一九四九年执政起，「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一九五五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一九五六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按照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