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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搞起了大跃进，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场更加深重的灾难。
第二章：大炼钢祸延全国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屡次将「去年」的旧事重提，抨击两位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说他们「右倾」，将他们骂作「促退派」。会后，毛亲自审阅批发了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这个口号首次出现。毛对「大跃进」这个新名词十分赞赏，曾说「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家」。（注１：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宝棠的文章。）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一贯紧跟毛泽东，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底举行的市党代表大会上不指名地攻击周、陈等人。周、陈的本意只是说搞建设要量力而行，并不涉及「主义」。柯却摆出马克思主义祖师爷的脸孔，在主义上大做文章：「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柯的报告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看报告稿，一看到标题就叫好，于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并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十五年内使钢铁、石油、水泥及若干农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当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赫氏的豪言壮语触发了毛的灵感，他当时即表示要紧跟苏联老大哥，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的小弟弟英国。「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首脑的热烈鼓掌。
这是个很可爱的口号，并没有多少经济知识的刘少奇马上就接受了。十二月二日，他在全国总工会重复宣布了毛的这个计划。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显然也喜欢这个令中国人为之振奋的口号，郑重宣布，届时中国超过的将是十五年后的，而不是一九五七年的英国水平。这就有点要同苏联老大哥并驾齐驱的味道了，因为赫鲁晓夫在五七年宣布要在十五年内超过的是「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量」，而非十五年后的产量。
由于有了「十五年超英」的计划，毛泽东又想到要是没有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该计划可能会更容易实现，为此他恨透了周恩来。五八年一月在南宁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大动肝火，自称是「冒进的罪魁祸首」，并且不惜唇舌，二十几次提到「冒进」，大有不踏倒在地不罢休的气概。他在会上攻击周恩来「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点名说周「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他甚至拿著柯庆施的文章直指周道：「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周恩来不敢顶撞他，只好做检讨，承认自己执行的「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二月，《人民日报》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再次鼓吹「大跃进」，而且要「全面大跃进」：「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跃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又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自称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告示全党：「我看应采取『冒进』。」
周恩来是政府的管家，是做具体事务的人，他知道鼓吹「冒进」的结果必然是灾难。但是此时他只有挨训的份儿，完全没有力量抗辩。会后回到北京，他告诉秘书，五月间中共将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他要作个发言。由于「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发言内容主要就是「检讨」。为了这份检讨，他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从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竟不能构思出一段检讨的文字，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
这时候，再没有人出头抵制毛泽东的「冒进」了，有的只是应声虫。如中共辽宁省委就在三月九日号召三千万人民向「害怕『冒进』的保守思想作斗争」，「冒进」由此成了新的时髦。「大跃进」浪潮终于被鼓动起来了，三年人祸就此降临中国大地。
顾名思义，「大跃进」是国民经济大跳一步，这对亟欲摆脱贫穷的中国当然是件好事，问题是能否实现，如何去实现。毛泽东本人在政治方面已将十分心计用去八分，能用于考虑经济问题的精力实在有限，再加上他戎马大半生，早年学识仅及于文史，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不爱自然科学，甚至抗议校方将自然科定为必修课。他不是经济专才，无法创造经济奇迹，但他自己却不这么想。他真正相信有了社会主义，「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出来」。可是作为最高执政者，他却没有所谓建国方略，更没有让专家学者论证建设方案。他只是凭他的观念、想象做指示。譬如，建国之初，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曾对北京市市长说过，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注２：《文汇》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也许这只是毛兴之所至，忽发奇想，说说就忘了，也许是党内同志抵制了这个荒唐的念头，总之这个主意未得实现，否则古都北京早已面目全非了。毛马上得天下，仍用马上那一套治理国家，毫无章法可言。为了发展北京，不惜大拆举世无双的城墙。拆得正高兴时，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却冒出一句：「北京城墙不拆也可以。」过了两个月，他又在党内的会议上说：「北京的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于是北京的城墙终于被挖得稀烂，进而平毁无遗了。（注３：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刘仁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落到这样一个出尔反尔、不照章行事的统治者手里，不可能不出问题。本来，一九五八年二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经济计划：工业计划增长百分之十，农业增长百分之六。如果能实现，已是不寻常的跃进了。但是过了一个月，中共在成都会议上就关起门来又按照「大跃进新形势」另搞了一套，将计划分别改为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六点二。一个月前千名人民代表的手就算统统白举了。不仅如此，毛泽东又信口开河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注４：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到了五月，他大概被自己鼓动出来的大跃进新形势弄昏了头，又改口道：「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注５：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他的根据则是「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首创精神」。
周恩来、陈云已被迫保持缄默。毛对于自己这出独脚戏似乎也有点忐忑，他在会议上自问道：「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但旋即否定道：「不是的，我们不是狂妄份子。」不过，他的头脑还算清醒，当即通知新华社：「我说的这些可不要登报。」
一九五七年中国的钢产量是五百三十五万吨。毛泽东在这一年十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话尚不离谱：「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而到了第二年五月，他的思想便跃进了：五八年八百万吨钢，「明年一千万吨钢，后年一千七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注６：同注５。）到了六月中，他更大跃进了，他将他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叫去，说当年钢铁应当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即比五七年翻一番。（据刘瑞哲《大跃进史考》一文说，翻一番最初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建议，毛说了句「干脆一点吧」，就决定了这个计划。）第二天李将毛的意告诉冶金部长王鹤寿时，王只是惊讶，却没有胆量去告诉毛：要炼出这么多钢，需开采多少煤，建设多少座炼焦炉，多少座铁矿，增添多少个火车车皮，电力从哪儿来，建炼钢炉的钢哪儿来．．．毛本人是不想这些问题的，他只是不喜欢八百万吨，即比五七年的钢产翻半番的计划，尽管那已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计划了；他喜欢翻一番，而且相信能够做到。正如两年前邓子恢只同意一年内将合作社的数目增加一半，而他坚持要翻一番那样。那次，他做到翻一番，而且将邓批判得从此在中央失去了发言权，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现在，「精神变物质」，「观念创造文明」，「思想上有钢就有钢」（艾思奇语）这一套哲学占据了他的大脑，再没有人能将他从这个逻辑中拖出来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全国各大区建立各自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于是各省立即开始大办各种工厂。农村中口号就更多了：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大办学校，大扫文盲，大搞卫生，大搞科学．．．．凡是想得出来的可以冠上一个「大」字的口号，喊得越多越光荣。譬如，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要「大办」水泥厂，可惜没有生产水泥的设备，只有几座土炉子，于是就动员婆婆姥姥一齐上阵，用双手搓黄泥石灰团，供工厂烧制成水泥。湘潭市的街头上竖起了巨型宣传画，写上豪言壮语：「一个婆婆，十个团团；十个婆婆，百个团团。婆婆成堆，水泥成河。淹死美国佬，婆婆笑呵呵。」也是湘潭人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听说此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这是劳民伤财瞎吹嘛！」
另一位政治局成员康生（候补委员）则与彭相反，到处做报告鼓吹「大办」。他要北京师范大学的每一个班办一座工厂、一所学校，要农业大学每一个班办一所农业中学、技术学校、拖拉机训练班等。
凡是「中央首长」鼓吹的，下面都会积极去办。如河南省遂平县一个公社便办了七所学院，全县说是共办了「大学」、「专科学校」五百七十多所。
此时，各地报刊也在为「大办」胡诌乱吹。江苏省委办的《新华日报》七月七日报导：丹阳县两天办了四千多个工厂，全县计划办厂两万五千个。过了一个星期，又报导说镇江地区办厂十万个。甘肃省说是办了二十二万个工厂。河南省更神，办了「一百三十万个中小型工厂」。（注７：同注１。）
领袖发热，下面发烧。冶金部长王鹤寿在几天之内就烧昏了头。该部竟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向中央报告说，明年钢产量要翻两倍，达到三千万吨，四年后达到八千至九千万吨，把中央的「七年超英」改成了三年。如果说毛泽东缺乏经济知识，世人不难理解，至多说是狮子大开口罢了。连冶金部部长也不顾专家的意见，斗胆向中央开出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包票，其无知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部长们是中共的职业革命家，中共用这些人而不是专家去治国是必然的。专家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眼里从来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如王鹤寿向中央报告一九五九年要产钢三千万吨后的第八天，刘少奇对《北京日报》社长、总骗辑说：「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他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由此可知，中共五八年的胡闹几乎是必然的。
自然，也不是人人都烧昏了头。电力工业部便顶住了风行全国的吹牛皮放大炮的浪潮。副部长李锐自恃是毛泽东的秘书，在部长刘澜波的支持下给毛去信，坦述己见。事后毛见到刘，「半打趣地」（李锐语）指著他说：「就你没有出息。」「没有出息」可不是笑语，一年后李锐在庐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被打倒，随后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刘因一贯不爱开口说话，幸免于难，可是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却被抓去坐了牢。按现今政府总理李鹏的说法，刘在狱中「整整渡过了漫长的十个春秋」。
毛泽东说钢产量要翻番，本属厥词。如果中央政治局不予肯定，灾难还不会那么大。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却将这枝鸡毛当了作令箭，作为会议的决议告示全国，而且认可了冶金部报告中的满纸胡言，决定在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但是直到五八年八月底，全国总共才生产了四百五十万吨钢，（注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打死冶金部长也多不出一根钢锭来。要是完不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毛的面子往哪里摆？于是中央决定号召全民大办钢铁，简称「全民炼钢」。十月，中央召开各省电话会议，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定要完成，不能打折扣，灾难就从这里产生了。
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天下第一，无微不至，无远弗届。大小干部们的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可以是零，贯彻上级指示却效率奇高。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炼钢铁」。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是经济专家的大本营，是运筹决策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炼钢炉」。炼的什么钢？不妨记在这里：他们将好端端的铁丝网拿来，不计工本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投进炉子，烧成一块一块的铁疙瘩，然后扎上红布条，毕恭毕敬地捧到领导那里去「报喜」。
文化部除动员千万文艺家讴歌大跃进之外，还要直接对炼钢有所贡献，成立了炼钢的指挥部，由副部长、文学家夏衍亲任指挥。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他竟下令省军所属部队和驻扎在安徽的野战部队的所有连队都搞小炼铁炉。
外交部同金木水火土全不沾边，竟也以炼钢为己任，在部大院里筑起了土高炉，除了糟蹋钱财外，一无所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自东北回京，看到那「炼钢」的情形，立即制止，才结束了外交部炼钢的荒诞行为。尽管因此受到国家机关党委的批评，说外交部炼钢不积极，他还是顶住了，未让那些炉子重新点火。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也顶住了「全民炼钢」的压力，坚决不干。他事后对他的孩子说：「我亲眼去看过，那叫炼钢么？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顶了。任别人搞得轰轰烈烈的，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不去凑那个热闹！」
但是，爱凑热闹的人确实不少，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炉子。在宋的支持下，秘书、花匠、厨师一齐上阵，成了「钢铁大军」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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