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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邓小平的立场，可由他在文革期间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中看出来：「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
当时刘少奇的思想也在变化。一九六一年五月他在湖南调查时，陆续发表的意见比较保守、谨慎，如「零碎的土地可以包到户，让社员讨个便宜．．．．」（五月四日晚）「你们看荒土包给户行不行？包给户，收的东西百分八九十归户」（五月六日下午）。到了六二年，他就明确主张包产到户了。「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哪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业上要退够（指政治路线上后退），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注２７：一九六二年六月，见《历史的见证》第九十五页。）
文革初少奇被打倒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比省委第一书记降了半级）的曾希圣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我这个『责任田』还不够他的格。」说的倒是实语。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立场，还可以由他在文革初期作的检查中看出来：「当年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按：应指一九六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那次）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批驳，因此他就在几次会议鼓吹包产到户，有位中央同志（按：应是指陈云）就提出分田到户．．．．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没有把它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注２８：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由于刘少奇持这种态度，半年前曾希圣挨批时闭了嘴的干部逐渐敢说话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个会议上说：「安徽实行责任田增产了」，「究竟包产到户好不好，可以试验。」另一位副总理李先念则说：「假如让农民自己表决的话，多数农民都是愿意包产到户的。」
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思想同陈云接近。他说：「单干可以，只要你照我的四个条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负担。二、保证搞好生产。三、完成公粮任务。四、交纳水费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给农民自耕，陶大为赞赏，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注２９：见文革期间广东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红旗（贫下中农）报》。）
这时河南的大跃进积极份子吴芝圃也已经下台。借地一事，据康生说，「这个问题是陶铸提出的，真正坚决执行的是（省长）文敏生。」（注３０：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见河南省文革各派代表时的讲话。）由此可知陶铸也是个分田派，不管怎么说，陶铸的态度是鲜明的，虽然大跃进初期他也曾积极过一阵子。
张闻天是下台干部，虽然政治局的席位还象征性地保留著，参加会议发表意见的权利却没有了，他只能自己对自己发表意见。七月十八日，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包产到户的发展」，「是群众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结果」，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
不过，彭德怀却不赞成让农民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他于一九六一年底前在家乡湖南湘潭县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写了四个调查报告。对其老家乌石村的现状，他这样写道：「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份社员要求分田单干或者包产到户。这部份人，按户计算，约占总户数的一半左右。」
「主张单干的理由是：『人心不齐，集体生产搞不好。』『现在粮食困难，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只要土地不出卖，包产到户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
其实，乌石大队社员所说的「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同陈云说的「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大体是一个意思。借地给农民也差不多，反正权力在共产党手里，暂时把土地分下去，像放羊似地给农民一点自由，等到农民有饭吃了或者「干富了」，国家渡过危机了，土地随时可以再收回来。可惜彭德怀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将这种主张说成是「歪风」。他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他和大队干部「引导农民回忆、对比解放以前受地主剥削的苦处，回忆土改以后两三年，由于各人单干，有些地方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出现困难户出卖青苗等情况」，说服了农民，将下边一个已部份分田到户、一个已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作了纠正。（注３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六十一至六十六页。）
毛泽东后来临终前圈定的继承人华国锋那时也是坚定的反包产派。华在当了几年毛的老家湖南湘潭县县委书记后，升迁为地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不久，他在省委的刊物《学习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胜利属于高举跃进红旗的人民》，用他收集的材料证明毛的正确和彭德怀的错误。他还跑到平江县（彭德怀当年率部起义加入中共红军的地方）去领导批判彭。这就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升迁的机会，毛泽东亲自提名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他以后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本来提拔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只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书记处的份内事，毛越俎代庖，就是为了将他纳入其接班人的队伍之中。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当上党主席后，报刊介绍他的光荣历史中有这么一段：「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妖风影响下，这个大队（按：清联大队，在毛、彭的老家湘潭县）有的生产队闹著包产到户，有的干部甚至主张单干．．．．华国锋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这里．．．．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清联大队的干部社员迅速煞住了单干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注３２：《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由此可见，一九六二年八月之前，中国农民能否得到一点自由，享受独自经营一块土地的好处，完全取决于当地执政官员是哪一派。全国究竟有多少农民欢迎这一自由，现在已无从查考。彭德怀老家乌石大队是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个数字说明不了全国的情形，所以不妨提一提两位中低级干部于八月上旬写给毛的信：中共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给毛写信，说明「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安徽太湖县一位干部则给毛和省委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说「农民群众中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说「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欢迎「包产到户」、「责任田」，但他要坚持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半年就可以看出农村阶级大分化，两年都不要，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注３３：《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一页。）将这话与彭德怀的「乌石调查报告」一比较，我们就发现：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观点与他最接近的正是被他骂作「祸首」、「忘八蛋」的彭德怀。彭只是对他搞「大炼钢铁」，「会把家底烧光」不满而已，对于经济政策并无深入研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答案也只是「集体化」，同毛大致一样。毛将彭视作仇敌，那是被权力迷住了眼。他在庐山知道党内多数有不满情绪，以为目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遂对彭发动突袭，演出了那贻笑千载的一幕。
在毛看来，「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带领农民干社会主义，不能给农民自由。「人民救星」的使命感，使他深信只有他才能给五亿农民指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康庄大道。至于有百分之几十的人，五十也好，八十九十也好，不愿意走这条金光大道，那只有强迫他们走下去，他们以后会得到「万年幸福」的。
至于党内分歧，毛认为只有他才有资格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子恢说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那是不作数的。认真说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几乎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譬如曾希圣下台之前曾在一次全省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上说，宿县那位带著病儿子进山单干，半年后上交公社一千八百斤粮的老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甚至指著一屋子书记们说：「像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房子里恐怕还没有。」
社会主义由权力大的人解释，安徽归曾希圣解释，全国当然就得毛泽东说了算数。毛的解释与曾希圣、邓子恢们正相反，他在八月上旬的北戴河会议中发动批判邓小恢，指著邓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注３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三六二页。）尽管邓重申自己的观点，据理争辩，其他赞成过包产到户的人却象三年前庐山会议那样纷纷见风转舵，不再坚持其主张。三个月前刘少奇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天灾是一片，人灾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可惜他自己就先忘了这个教训。刘和周恩来、邓小平都不敢陈述自己的真实观点，一般的中央委员除了赶紧同邓子恢划清界线外，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
这样会议便以批判邓子恢「支持农民闹单干」收了场。不久，毛泽东宣布邓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农村工作部「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予以撤销。「包产到户」这一帖可以救几亿农民于水火、使他们脱离苦难的良药，终于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被宣判死刑，一下子给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
本书前言曾提到，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赴安徽就任前，刘少奇要他把「前三年」的事写书、编剧演出，甚至立碑留给后代。为什么书、剧、碑始终没有出现呢？
在中共党内来说，李葆华这个在北洋军阀绞刑架下牺牲的中共元老李大钊的儿子不能算是不解放。除了前节所述那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外，他还做了一件当时任何省委书记都没有做的好事。就任安徽前刘少奇曾指示他，在为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的人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平反。他到任之后不久便写了个「关于右派案件的报告」，并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全省的右派进行甄别。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注１：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南海怀仁堂。）于是很多干部都胆怯、退缩，不敢再给被整的人平反了。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已准备给陈沂（原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和其他几位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甄别，但是由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强调「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于是甄别工作又停了下来。（注２：《罗荣桓元帅》第八九九页。）可是李葆华就比别人有勇气，决定不理睬毛的指责，坚持「要善始善终搞下去」。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他反驳道：「我来安徽时，少奇同志当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中央吗？还不执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吗？」由于他坚定不移，继续为大批「右派份子」进行甄别，终于一举为几千名右派平了反。遍数全国二十余省，从省委书记（李世农）到当年的大学生，一下子平反了几千右派冤案的，仅安徽一省。
自然，在当时的局势下李葆华也不可能做得很彻底，当压力太大，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也就下令煞车了。未能赶上这趟平反车的人，要再继续受十几年的罪，下一班车迟至一九七九年才到来。
这里有个小故事：「右派份子」黄行本是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在押到一个铁矿和劳改农场「教养」了四年之后，李葆华开始为右派甄别平反了，黄被调去做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继日地处理案件，为一个一个蒙冤的人写报告，平反昭雪。等别人搞得差不多了，关于他自己的报告才开始动手。当关于为他平反的报告刚刚完成，正待上级批复时，甄别工作突然「煞车」了。他没能赶上这班车，结果还是「右派」。他经手甄别平反的人恢复了职务，而他自己却又被赶出了法院。几经周折，他才有幸离开劳改农场，到芜湖市搬运公司当了一名拉板车的车夫。他日复一日地拉著沉重的板车，在芜湖市的大街小巷里熬了十六个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师范毕业的教师，饱受歧视和凌辱之后，被迫离开了学校，终至精神失常。儿子进了造纸厂，又因父为「右派」、「政审（政治审查）不合格」而被辞，遭此打击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安徽省会合肥是宋代名人包拯的故乡，包公祠至今还屹立在合肥市内。李葆华到安徽没多久，便赢得了人民的普遍爱戴，很多人称他「南包公」、「李青天」、「活海瑞」。但是他在安徽的所作所为，在毛泽东看来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到在文革中将刘少奇斗倒之后，毛便于一九六七年春将李葆华送上了斗争台。书也好，剧也好，碑也好，统统无从谈起了。李葆华被斗时，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刘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他同当时被打倒的各省的书记一样，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外，人人都有一顶「刘少奇代理人」的帽子。而他们所「代理」的，大致也就是李葆华所做的上述那些事，只是各人做的程度有深有浅罢了。
李葆华只是许多中共干部中的一个。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许多中共干部幡然醒悟，明白不能再盲目追随毛泽东了。无数农民饿死这一历史浩劫在他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悔恨，因为他们当初参加中共的革命，就是为了解救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九六二年邓小平有段话很能说明当时这些干部的心理：「我们过去是搞错了，我们承认。群众说怪话，埋怨也是对的。．．．．要承认错误，群众还是会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注３：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至于如何「改过自新」，这些中共领导人想到的便是顺应农民的要求，使农民再度成为土地的主人。按邓小平的说法，「我们在考虑．．．．譬如说．．．．包产到户，或叫做分田到户，要它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中央在考虑。」（注４：同注３。）
可是过了一个月，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有「考虑」出个结论来，他们就遇到了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把「包产到户」的主张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