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书记提出，边强地区的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也未获响应。县委书记虽不愿同省委书记唱反调，却更不敢同中央不一致。这样，农民们就只能照旧翻山越岭去食堂喝稀粥。
翻山越岭去喝粥，不只云南，有山的地方都如此。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高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到贵州一家工厂去「改造」，就有这种经历。他于二十多年后这样回忆道：「我带著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在强制办食堂的同时，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中共中央下达的将自留地发还社员的文件也成了一张废纸，农民的自留地重新被收走，食堂也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获取食物的地方。食堂每日配给的食物远不足维持生命，又失去了种植粮食以补充食堂配给不足的自留地，人们也就失去了求生存的手段。
阎红彦于一九六一年七月总结云南省内问题时明白指出：「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注１０：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西山地、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可见，食堂制度和没收自留地，正是掐断农民脖子的那把钳子的两臂。为了「固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陈地」，农民付出了千万条生命的代价。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注１１：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社论。），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注１２：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社论。）
由于被「大跃进」的虚假数字迷惑，中共高层对于国家形势处于混沌无知的状态，连比较冷静的周恩来也不例外。这可从出口粮食一事上得到佐证。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口（指净出口数，即出口减进口）了二百六十六万吨粮食，虽比五七年的一百九十二万吨高了不少，大致仍属正常贸易。但五九年就不同了，不少省市从年初开始就有人饿死，政府首脑如果不是对局势混沌无知，就应改出口政策。然而五九年竟出口了四百一十九万吨；而到了天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六○年，仍然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注１３：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三八页。）本来，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比五七年减少五百亿斤，折合二千五百万吨，即使完全不出口也已经不足，可是出口却比五七年增加了二百二十四万吨。仅这二百二十四万吨（折合四十五亿斤）粮，就够三千万人吃半年，足以从五九年秋熬到六○年夏。然而这些本属农民口粮的粮食却被吹了牛的地方干部当作「余粮」缴售给了国家，转而被需要外币的政府运到国外去了。
省委书记们可以掩盖真相于一时，但灾难那么大，没人有本事长期捂住，大约在一九六○年年中，各地的真实坏消息逐渐传到北京，中南海震惊了。灾难之严重远远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每一天都有无法计数的农民在饿死，现在轮到政府的管家周恩来收拾烂摊子了。他知道，人民不能靠伟大的空话充饥，他有责任让人民有饭吃！
出口粮食的事他当然有责任，但他不是洞察一切的神仙，他连国家有多少粮、缺多少粮都不模底，因为谁也弄不清各省上报的数字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他的第一要务就是弄清缺多少粮。从六月到九月，他让粮食部的陈国栋、杨少桥两位部长每周到他家中去一次，从夜里十点到次日凌晨两、三点，他亲自戴上眼镜打算盘，与粮食部长们一起核实粮食产量。他工作如此细致，以致李先念、谭震林两位副总理戏称他是「粮食部长」。
当时，中国最大的几个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沈阳都只有几天存粮，有的城市库存竟只够支持一天，一个风雨就会造成断粮。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提议进口粮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按照杨少桥的说法，「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但那是什么「禁区」，却语焉不详。后来，赵紫阳曾说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至今未有公开资料透露其细节，我们只知道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一句笼统的话：「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
一九六○年十二月底，周恩来临出国登机前在机场同陈云、外贸部长叶季壮商议，决定进口一百五十万吨粮。飞机到达昆明，周又得到陈的意见，认为必须进口二百五十万吨才能渡过难关。最后，六一年实际进口五百八十万吨。减去出口一百三十六万吨，净进口四百四十万吨。由于决心大、动作快，第一艘运粮船于六一年初就自澳洲抵达天律港。为了运粮，周又招呼外贸部紧急进口一千二百辆卡车，交粮食部专用。这批粮食虽然平均全国每人摊不到二十斤，但差不多够一亿人吃四个月，维持到五月份麦收，因此杨少桥说：「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可惜的是，周恩来直到六○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数字，尽管火速行动，在六一年初进口粮食拨往各地时，已经又有一批农民饿死了。
此时已被削职为民的张闻天在家，摸摸索索地打开保险柜，将自己在庐山发言的纪录给夫人看：「我讲的实在没什么错啊！」
毛泽东身居中南海，不可能对局势一无所知，他不肯认错，但为表示与人民同甘共苦，他决定停止吃肉。毛何时开始不吃肉，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南下视察归来后开始的，前后共七个月未吃肉。（注１４：李银桥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五九页。）但也可能李银桥记忆有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六○年一月在上海开会鼓吹号召「大跃进」、「反右倾」，毛不大可能已经不吃肉了。六○年十月间，国家侨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曾流著眼泪对一位华侨说：「毛主席已经三个月不吃肉了。」）叶剑英的女儿回忆：她当时在北京上大学，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有一天下午没课，便回家吃午饭，打算饱餐一顿。吃了一阵后她才发现父亲未动筷子。这时叶剑英才对她说：「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他对炊事员讲：『全国人民都没有肉吃，为什么还要给我肉吃？』每次端上肉来给他，他都让端回去．．．．」当时中国的大学暑假是不开课的，因此毛泽东大约是六○年上半年某天开始不吃肉的。
有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晚饭时对全家说：「毛主席已经不吃肉了，从今天起，我们家中也不吃肉。人民和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山西省省长卫恒，也因此而几个月没有吃肉。上行下效，互相传说，很快地，全国有相当一部份人知道了「毛主席不吃肉了」的消息。方方、卫恒、罗瑞卿都是怀著崇敬的心情看待毛不吃肉这件事的。那么多的农民饿死了，他们不去想应当追究某人的责任，却一听说毛不吃肉了就感动得热泪盈眶，可见「君主圣明」的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如何根深蒂固。顺便说一笔，文革中此三人一被整死，一自杀身死，一自杀身残过早死去。毛泽东若与他们黄泉下相见，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说起不吃肉来，使人想起了一位明君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察关中一带，因正闹饥荒，他便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来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比一九六○年中国农民吃的好得多）。杨坚让周围群臣都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吃饭不得给自己摆宴，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不吃肉是事实，但与人民同甘共苦则说不上。就在全国各处大批饿死人之时，有关方面为毛泽东在庐山又开工兴建了一所巨型别墅，仅主房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容一座小学还绰绰有余，其装修之豪华更非亿万正挨饿的寻常百姓所能想像。这别墅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居住的原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大几倍，由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通宵达旦施工抢建而成。六一年八月毛泽东再上庐山开会住进去时，并没有因为有关方面在举国饿肚子的时候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愤怒。如果说庐山的别墅是下面搞的，与毛无关，那么韶山的「滴水洞工程」就不是这样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曾要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他的老家韶山冲「搭个茅棚」，使他「退休后」能落叶归根。不久周被毛定为「反党份子」下台，毛又让继任的张平化「修房子」，并指明修在滴水洞。张向其上级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请示，陶为讨好毛，竟决定拨款一亿元搞「滴水洞工程」（包括修建中共中央开会的场所和铁路专用线的费用）。只因湖南也在饿死人，财政紧张，工程不得不缩减。但工程规模仍不小，从六○下半年动工，直到六二年年底方完成。一个连的军队守卫那片空房，直到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对那「茅棚」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到处有人饿死，毛主席拒绝吃肉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去想，要是六○年用那「修房子」的钱去换粮食（换一千万斤小麦是不成问题的），可以使多少饥民免于饿死。而自从毛六六年六月住过几天之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在那里了。
似乎没有「周总理不吃肉了」的传说，但是周恩来也确实停止了吃肉。据李银桥回忆，每次周劝毛吃肉时，毛总是摇头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经常在国务院与周一起吃饭，据他说：「饭有窝窝头，有馒头，有时有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看来也没有肉。有一次周在火车上服务员送去饭菜中有肉，他退了回去，仅以豆腐乳和酸菜下饭。饭后，只喝了一杯白开水。有一次召开国务院会议，会前他特别作了讲话：「我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和人民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我提议，今天会议餐吃白菜豆腐汤。大家同意不同意？」那天开饭时，果真每人一勺白菜豆腐汤。自然，周恩来的不吃肉不像「毛主席不吃肉了」那样有许多人宣传。但是据罗瑞卿的孩子回忆，当时军队也缺乏食物，内蒙古的部队打野物补充，有时打了黄羊送到北京，罗便送到中南海，可见如果有机会，这些领导人也还是要吃一些肉的。
一九六○年九月前后，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自内蒙古回京休假，一天中午与父亲同桌吃饭，卫士端来一小碗萝卜炖牛肉。刘爱琴因难得见到肉，一下子差不多把肉吃光了。外婆在旁制止道：「你爸爸也有好长时间没有吃肉了。」由此可知，除了毛泽东夫人江青还能有本事搞到食物养猴子之外，中共领导人在那「困难时期」的日子过得的确很苦。
当时中共还有一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干部。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袁子钦将军领导掌管物资的管理局，但他不利用这近水楼台为自家弄食物，而是让孩子们打榆树叶，他亲自将树叶掺和在玉米面里做成饼，同家人一起吃。中共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而不垮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干部。
那时十七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大致是市、地区的书记或厅、局长）猪肉两斤、鸡蛋两斤、白糖一斤；八级以上的高干（大致是省、军、部、级）则猪肉四斤，其他各物加倍。高级知识份子如学者名流、教授等，亦有相应的照顾配给，同食不果腹的饥民相比，虽俨然如特殊人物，但实在也算不上有任何享受。北京的高干每月可到政协礼堂的餐厅去吃一顿，但仅一顿而已。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锡奎有一天在中南海开会，半夜散会后与司机到那餐厅，欲饱食一顿，惜仅有一张餐券，司机没份。胡请求多给一份而不得，二人竟空腹怅然离去。
由此可知，当时的中国，「路有冻死骨」不假，「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的农村逃荒来的。」（注１５：黄秋耘著《风雨年华》。）但是，「朱门酒肉臭」（「臭」字作酒肉之「香气」解）却的的确确没有。人民没有造反，这也是原因之一。
高级干部们自己节省几两肉，救不了百姓，关心民生疾苦的干部们决定担当政治风险，动手向公社食堂这个肿瘤开刀。由于不到一年前，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在自己家乡无为县大批解散食堂而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因此胆小怕事、以保官为首务的干部是不敢碰这个问题的。
在离无为仅一百余里的江苏省会南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顺元知道不解散食堂便不可能遏止饿死人的灾情。因此，当省委派去宝应县救灾的干部向他汇报，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时，他立即指示：「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说：「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县多少条人命啊！」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要是别的书记们也那样不怕丢官，毅然解散自己管辖地区的公共食堂，许多农民及其孩子不是可以免于一死了吗？再退一步说，要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后毛泽东不是倒行逆施地下令将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并没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那些农民是决不会饿死的。说到底，他们饿死是由于毛泽东造成的人祸而不是天灾。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各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的政策。各地的干部竭力防止农民外逃，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保住大跃进的声势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愿饥民到别人那里去乞食，丢自己的脸。但是，他们之所以敢公然将饥饿的农民困死在家中，那是有中央文件作依恃的。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三月十一日发出。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制定的文件原本没有这一款，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说，「文件还要修改，里面．．．．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以后才发了这个紧急通知。）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这时起，中国的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盲流」。作为动词，它指农民未经政府许可进入城市、矿区的行为；作为名词，它是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的农民的统称。乡下人「盲目流入」城市，自然有碍观瞻，而且有害于社会治安，再加上城里人有饭吃，尽管只够果腹或半饥半饱，总没有饿死之虞。他们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视乡下人「饿死人了」的申辩为「胡说」，因此普遍对这些「盲流」们不予同情。这里有个小例子，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连他也相信了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