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干部宁可让你饿死在家中，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都要公社证明，才能买到票。有个村子有户三兄弟，其中一个拿著一张白纸在公社办公室外面转，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时，溜进去在纸上盖个印就跑。然后写上几个字，算是搞到了证明。他流落到江西一处山沟里，给人打短工谋生。几年后带著老婆孩子回来，发现两位兄弟早已饿死了。」
「我们村里食堂的灶头常有外村步行逃荒路过的人歇宿、取暖。第二天早上往往发现人倒在那里再也不动了。」
读到这里，人们都会问：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
没有准确的数字，都说「安徽人死多了」。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接替下台的曾希圣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据说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百万人（当时一律将饿死称为「非正常死亡」）。笔者在安徽生活了一年半，深信这个数字不是捏造的。现以安徽东南部的滁县地区为例予以说明。
「一九六○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一九六一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县小岗村、「全村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户，三十九人。」（注２：安徽作家张万舒著《故乡人民的笑声》第二十九、五十七页。）滁县地区北靠淮河，南近长江，东临南京，津浦、淮南两条铁路贯穿，交通方便，外逃人数比较高，但由于当局不准外出逃荒，所以能设法外逃的不应超过人口减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再考虑到外逃者有的在六一年已经回家，所以那三个县在六○年减少的人数大约是五十多万人。即使只有百分之二十死亡，也应在十万以上，平均每县三万余人。
据一位进过安徽省劳改营的人说：一九六二年初，凤阳县还要修水库。没有劳力，便把他所在的一支二百余人的犯人队伍派到该县的大小徐村。当时，那原有一百多户的村子只剩下了两户人家，共三个成人。那二百多犯人便分住在一百多所空房里。后来，村子里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出了前年（即六○年）村里发生的事。全村四、五百口、饿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村长夫妇藏了一些粮食，没死也没走。她是村长的亲戚，受其照顾，也就活了下来。
那位幸存的妇人所说的饿死一半只能算是大概，平均而言，定、凤、嘉三县一九六一年统计时所减少的那四十几万人中，很可能有三分之一即十五万人饿死了。
滁县地区的自然条件属中等偏上，饿死人的情形与全省其他地区差不多。该地区另有滁县、来安、天长、全椒等县，而整个滁县地区的农村人口不到全省农业人口十分之一。这样，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全省饿死的人数当在二百五十万以上。所以说李葆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二百万的数字应是可信的。
安徽死人问题如此严重，同该省当时出口了二十万吨粮食也许很有关系。据文革中「原省委办公厅无产阶级革命派」即省委办公厅人员编写的《打倒黑霸王曾希圣》一书中说：「一九五九年冬，他（曾希圣）还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以换取外汇。」该伙人编写的另一本《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黄岩》（黄为安徽省长）也说，曾、黄两人「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千方百计套取外汇」。
是否真的背著中央且搁一边，只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表示为多余的粮食犯愁时，曾希圣跟腔说过「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很可能他自以为粮食多得成灾，自告奋勇出口，粮食部、外贸部批准了计划。五九年全国共净出口八十三亿斤（四百一十六万吨）粮食，安徽出口四亿斤不算多。但也有可能曾、黄两人「背著中央」另外又出了四亿斤。
假如留著这四亿斤粮，全省三千多万人虽然一人只能摊到十几斤，但如果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样每人便有四十几斤。再加上原来多少还有一点，那就可以挺几个月到麦收，二百万「非正常死亡」也许可以获救。但也可能省国家粮库的粮如士兵丙所说「有的是」，并不在乎卖了这四亿斤粮，但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
当年年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省长黄岩作检讨，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安徽农村发生严重问题，主要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但曾希圣五九年十月下旬就离职到外地养病不在家，发生问题的责任完全由我来负。」但文革中省委办公厅揭发说，曾十二月十三日才去养病，那时问题已经发生，因此曾不能逃避责任。但是不管该谁负责，也不管问题如何严重，当时曾和黄都没有丢官。闯下如此大祸而仍能护住乌纱帽，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不能不算是个异数。
再拿一九六○年的安徽和五六年的广西作一比较。广西的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向来是广西省粮食产量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在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又是丰收，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插花式的灾情」。但是从省委到平乐地委、各县县委，「不仅过高地估计了一九五五年广西省的粮食产量，看不见或低估了一九五六年春荒成灾的严重性，而且在下级干部向他们报告了产量和灾情之后，许多人还不相信」，于是「虽然有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地发放，以致轻灾变作了重灾，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从五六年一月至四月，全省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外逃，五百五十多人饿死。（注３：见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强日报》。）
没有资料足以说明一九五六年广西饿死人的数字被缩小了。由于那时没有公共食堂及五八年那种疯狂行为，因此死人数字大大低于六○年应是事实。因为饿死了五百多人，从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郝中士，省委书记、副省长萧一舟，到地委书记、地区专员、县委书记，一批人受到撤职处分。可是到了六○年，也是头年丰收，也是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发放，而安徽一省死的人即以百万计，但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竟然一个个安然无恙，帽带儿系得牢牢的，可见中共在这「三年大跃进」蜕变、异化到了何种程度。当时中央所以未拿曾希圣、黄岩二人是问，是因为中国有「法不治众」的传统。哪个省不在饿死人？整谁去？除非中央来个「总辞职」，整个把省长实在也不公平。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担心死人的问题。他在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注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如今真的死人了，他自然不再提撤自己的职的事。由于需要一支忠于自己的队伍，他当然也不愿处理那些应对死人事件承担责任的干部。
这大约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及一批受其牵连的「反对大跃进」的干部被罢了官，而祸国殃民的跃进积极份子却稳坐钓鱼船的原因。
安徽问题虽然严重，但未必全国第一。至少可以说，甘肃、河南、山东诸省的情形与安徽都不相上下。
彭德怀在庐山被打倒后，不得不就毛给他栽的「军事俱乐部的赃作澄清。他说，庐山会议之前他自国外访问回国，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严重到何等程度，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既然通渭县一处就已饿死了六千多人，所以黄克诚说的「情况严重」肯定言之不虚。
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情形。会后的反右倾、共产风一下子就把甘肃推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个灾难大到什么程度？一言以蔽之，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当时晚间省会兰州火车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会踩著倒在那儿起不来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获得一等奖。该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后仅定西地区（陇中一带）便「饿死近百万居民」。对这件事，麦文一语带过，未谈细节。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也写了当时定西地区的饥馑。他未谈死人总数，却对细节作了实录，正好可以用来对麦文作补充。
据沙青调查所得，同安徽一样，甘肃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即「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的时候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连比黄连还苦的柳树皮也都剥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区还只是吃柳叶而已），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死了便被尚余一口气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至将外面逃到村子里的人杀了吃掉。更有人将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杀了吃掉了。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著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是沙青亲闻的许多真实故事中的一个。
中共甘肃省委的机关报《甘肃日报》的记者张尚质是通渭县人。那时，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尸首，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进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通渭县饿死加外跑的在十万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书记宋平视察通渭时曾痛心地说：「那么多人饿死了。有的人跑到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页。）所以，说通渭饿死四、五万人大约不会过头。
也许人们会问，当政的共产党此刻在做什么？难道官员们也饿死了？不，他们正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一百二十八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湾》，《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写过一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讲的是穷人将妻子典当给财主当生育工具的事。现在是新社会，法律已不允许典当妇女，但这并不能禁止甘肃的妇女为救濒于饿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邻省陕西再嫁，得到粮食送回甘肃家中。结果制造的悲剧同四、五十年前一样；几年后妇女在「后夫」家留下亲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为「后夫」生下的孩子从此便失去了亲娘。也有一些甘肃妇女，譬如有铁路穿越其境的甘谷县的妇女，很方便地到了较为富庶的关中咸阳的平原地带，便再也不肯离开了。饥馑后，老家男人找到了她们，可是她们没有回甘肃。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亲娘，结果也还是悲剧。
一九三○年底，共产党员柔石被国民党抓去处死，没能眼见自己为之献身的新社会的诞生。他若能多活三十年，看到共产党执了政，竟然也有「为奴隶的母亲」，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据说，当时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做过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对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甘肃省省长邓宝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国民党将领，有职无权的花瓶。他去农村视察后，唯一能做的只是「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而已。他的权力还顶不上省委一名书记处书记。当周恩来听说甘肃有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去的时候，省委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竟然在电话中欺骗周说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但毕竟纸包不住火，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注７：引自《忆钱瑛》一书。）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死亡的比例还高。这个数字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披露的。大跃进时代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因其制造的灾过于严重，一九六二年被撤职。六五年夏天，他又获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一年后，文革爆发，由于他新来乍到，尚未来得及做什么事，江苏对立的两派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因此省委书记个个要打倒，唯独不打倒他，并拟定他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一定要将他揪回甘肃，因为「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结果酝酿中的江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革命干部」的代表便由张仲良换成了正在劳改扫地的彭冲。
一百三十万这个数字应是可靠的，因为文革初期「揭发」出来的当权派的「罪行」，材料往往是由省委、省政府内的干部提供的，而且当时未见有与造反派对立的组织出来否定这一数字。估计这是当年批判张仲良时官方估定的甘肃省死亡人数。
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曾经是一个长期为中共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革命者，但他在甘肃留下的却是千千万万家破人亡的饥民和无数凄惨的人间悲剧。作孽至此，即使过去功劳再大，也该如诸葛亮斩马谡一般，挥泪斩之。但中共却不按此逻辑办事。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接替张任甘肃第一书记汪锋联名写过一篇文章，说「五十年代未，甘肃受『左』的错误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习还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张仲良，他这样写道：「五十年代未，他在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作怪，犯了浮夸冒进的错误。但他勇敢地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注８：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大跃进的积极份子怎么干都行，错了作过检讨，换个地方，省委书记还可以照当。而「右倾份子」如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则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征。（当时也抓了一些低级干部，如通渭县十七名县级干部、三十九名公社干部，因制造「非正常死亡」的罪恶过于严重而被捕入狱，但两年后又都获释，恢复了名誉和职务，好像他们什么恶事都没有做过，抓他们是冤枉了。）
与甘肃为邻的青海也是「主要负责人」（应指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而问题格外严重的地方。一九六○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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