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当时就自杀了。要是那时他不自杀，恐怕也只能再活不多几年，文化革命他多半是熬不过去的。李广田就没过得了，他在文革初期跳进昆明的莲花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反右倾」既搞成运动，「天高皇帝远」这句话就不灵了，不论多遍远的地区都有右倾份子可抓。各地的党组织按照搞运动的惯例，在本部及下级中寻找「彭德怀的代理人」。譬如安徽滁县县长兼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时期就主张「入社条件不成熟的，暂时可以不搞」，他看到国家将农民的余粮征收过多，便在县委内提醒同事「有些地方农民的粮食卖过头了」。他的言论被一位有心的县委干部一一记在本子上。五八年，他反对将农民调去炼铁，五九年又为农民缺粮大声疾呼。这样，到了五九年年底，本子一摊，「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就非他莫属了。这位年仅三十的县长被关进了黑屋子，不知道自己将会遭到何等处置，也不甘当不明不白的囚犯，便破屋而逃，打算回到苏北老家做个种田吃饭的农民。到了盐城，他与大群被饥饿逼迫、离乡讨饭的农民挤在一堆，同成了天涯沦落人。他顿时醒悟，决心救百姓于水火，于是毅然启程返回滁县，打算找当权派摆事实、讲道理。但是他双脚一踏上南京的地面，就成了布下罗网正在追捕他的公安人员的瓮中鳖。当权派没有兴趣同他讲道理，他也就无计拯救百姓，更救不了自己了。二十年后，邓小平搞农村改革，向毛泽东的公社制度宣战，打头炮的是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县。该县县委书记正是这位当年「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陈庭元。
河南省各县传达中央反右倾文件的会议，都变成了斗争会。譬如光山县委批判斗争被指为「右倾」的一名县委书记，由第一书记亲动手，众人一起拳打脚踢，直到打死了才罢休。
各地搜索右倾份子的办法不一，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准确。他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大约正副县长、县委书记及地委部长等级别的干部）作了个「测验」，将彭德怀在庐山的发言发给他们，让其表态。由于干部们还不知中央已将彭画上了「反党集团」的圈圈，纷纷表示同意彭的意见，于是纷纷落网。不过李为了保护自己的班底，预先将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召去透了风，所以倒霉的只是县一级的干部。
运动搞起来了，各行各业也就无一例外，都得抓人。建国初在英国剑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即启程归国的女科学家李林，是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一批在反右时未「犯错误」、受到中共信任的知识份子入了党，其中有她一个。后来大炼钢铁，她感到难于理解，在党小组会上说：「我感到把好好的钢条拿去炼成了渣子，实在不大合算。」这样，反右倾时她便由受党信任的知识份子变成了批判对象，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痛斥其「右倾机会主义滥调」，「同彭德怀的言论如出一辙」，宣布「必须批倒批臭」。她的丈夫、当年同在英国留学的邹承鲁一直在上海工作，她孤零零在北京挨批判，一批就是三年，直到她得了神经紊乱的毛病，真的被批倒了为止。
另有一位女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年轻人爱议论国事，她同几位同学书信往来，评论时事，不料成为「揭发材料」，所有相关的人均受到株连，一并入了「反革命集团」，或被开除公职，或被开除党籍。
南京第五军医大学的女教员陈德蕙，一九五八年时读报，见天津市有五个姑娘发誓，不达亩产一万斤绝不嫁人，她冲口便说：「哎呀，那她们大概这辈子也出不了嫁了！」当时人们笑过也就忘了，但是五九年反右倾，有心人将她的这句话翻出来，她就成了「右倾份子」。
中央工业交通部干部处女处长王竟成，因「右倾」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幸被救活。但她后来在文革中再度服安眠药，还是死了。
武汉大学有两位学生，同住一个宿舍，因为议论对彭德怀的斗争，被学校党委定为「为彭德怀翻案」，一起成了「反革命份子」。
武汉军区卫生学校在传达庐山会议决议的军人大会上，一位首长除大骂彭德怀外，又大肆宣扬对毛的个人崇拜。教员唐镜波疑惑不解，在小组会上发问：「是不是领导传达错了？」就因为这一句话，他成了「为彭德怀摇旗呐喊的反动份子。」军事法庭立即判决：开除军籍，送地方劳动教养。
一九二五年入党的文学家王任叔（巴人），在为中共革命工作的同时，出版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及译著，解放后先任驻印尼大使，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刚一反右倾，康生便指他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姚文元闻出腥味，破门而出，以一篇《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发难，全国大小报刊随即响应，批判运动搞了整整一年半。
陕西省有个王为明，先后给毛泽东、周恩来及人大常委会寄出了十几封信，对大跃进的做法提出异议。县法院根据这些信件将他定为反革命，判处十年徒刑。他不服上诉，上级的地区法院却改判为二十年。王被投狱后仍不服，结果更上级的省会西安市法院又加了四年，成为二十四年。他更不服了，索性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书」，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自然不会任这种信件递到北京去，西安照例将此「控诉书」扣下，根据「抗拒改造、加重惩治」的原则将其改判成死刑，打算将他一毙了之，免得他多事。幸亏死刑要报请省法院核准，省里的好心人朱笔留情，改判无期徒刑，救了他一命。他大难不死，一年后遇到了青天。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一九六二年视察西安，亲自审阅要案案卷，发现了王的冤案，加以干预，王终于无罪获释。
从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抓大跃进的消极份子，到五九年反右倾、整「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一共整了多少，目前无从查考，但大致数目还是可以估计的。譬如第二机械工业部在北京的机关就「重点批判」了四百七十二人，可见比例极高。
「以中央国家机关、中央直属机关为例，到一九五九年底，斗争中列出的重点批判对象，共占两个之多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阶级异己份子』」。
浙江省各地．．．．受到重点批判的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占全省委委员的百分之四点五。」
「在学校，主要是批判『党员专家』．．．．例如，北京大学参加运动的党员教师骨干中，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占百分之九点七。」
至于农村，「得来有个文件规定，要把农村重点批判的人数控制在全县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以下，可见当时受打击的面相当宽。」（注３：《当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二页。）
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一便是五百万，这还仅是「重点批判」的，那么总共究竟整了多少人？
两年多之后，邓小平透露了被证明整错了、已获平反的人数。一九六二年五月上旬，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四十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一个人影响一家人，一家三口人，五百万人就影响一千五百万人。」（注４：《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二十一页。）
怎么能抓出一千万倾右倾份子批判斗争？是不是有这么多？如果知道当时整人的法子就不会疑惑不解了。农民或者小队长之类最底层的群众，肚子吃不饱，却还要服从指令大干这个、大干那个，免不了要说怪话、发牢骚，而这就够得上「反对大跃进」了。机关、工厂、学校的人，大跃进时倒吃苦不多，但很快经济就搞得一团糟，出门上街买这没有、买那缺货，带著一肚子气到工作场所，难免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出口，如果碰巧让党支部书记听到或被积极份子报告上去，多半会被打成一个什么「份子」整一通。
一九六二年二月，刘少奇、邓小平指示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直接去各省搞甄别、平反。其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到河北去，他曾这样形象地批评河北的「反右倾」运动：「有辫子抓辫子，没有辫子抓头发，没有头发抓头皮。」读了这些话，对于一千万这个数字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一千万人中，大多数是对大跃进不满意，说过怪话，因而被扣上「坏人」、「消极份子」、「反三面红旗」帽子的群众，可称为「干部」的约在一百至二百万之间。（注５：见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邓的原话是：「全国平反的干部有一百万、二百万没有？党决定：平反，不恢复原职，不补发薪水．．．．」）
一千万，这还不包括未被平反的。譬如作曲家王洛宾，他的许多歌曲，包括几乎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高高的白杨树底下》，几十年来一直被人歌唱，历久不衰。一九六○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狱，一直未被平反，一直关到七五年才出狱。这个优秀的音乐家在监狱中呆了整整十五年，平反了，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当初抓他的罪名是什么。
一千万，这个数字已足以告诉世人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已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灾难来自何方。为了将中国从灾难的泥潭中拔出来，一九六二年时主持中共党务的刘少奇、邓小平断然决定对县以下干部和普通群众的错案采取「一揽子解决」、全部平反的办法，一举解放了一千万人。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初，毛张贴了以刘、邓为目标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而「平反」一举正是所谓「右倾」中的一条。毛将平反错案罗织成罪，以此作为发动文化革命的一条根据，制造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即此而言，历史是非便如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了。
在全国到处都在批判，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同时，即从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人民日报》就又不停地大吹跃进的牛皮。江西，说是取得了「亘古未有的大丰收」，农民「生活显著上升」；河北，「粮棉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齐报秋粮丰收」．．．．。总之，从报上看来，全国是一片喜气洋洋。
《人民日报》自然是在哄老百姓，问题是毛泽东是否知道实情？他知道。据他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十月一日是「国庆十周年」，庆典一结束，毛即南下。其「专列（专用列车作者注）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著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视默想，吸烟不断。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喃喃道：『天灾人祸啊！』他的眼圈红了．．．．」（注６：李银桥、权延赤执笔《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五五、二五七页。）
以毛的睿智，此时他必定已从他那「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但他不肯也不能向彭德怀认错。以他的倔强好斗的性格，从不对人低头的作风，他不承认大跃进运动已经失败。也许他还想再争口气，他拒绝改弦更张，表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注７：引自《党史文汇》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上韩钢的文章。）避免大饥馑、经济大崩溃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反对大跃进」的人都被整掉了，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党也就更「便于领导」了。一九六○年一月，政治局在上海开会，一致认为「反右倾」带来了极好的形势，因此六○年应当继续「大跃进」。毛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并且再度作了个半点现实的影子都没有的决定，要在一九七二年生产一亿五千万吨钢，「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注８：《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而六○年的钢产量则由原计划的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改为二千零四十万吨，之后又加码到二千二百万吨。这就是庐山会议的成果，会前将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由三千万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会后则将六○年的计划几度加码到二千二百万吨。
在庐山会议前的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曾写过一个《党内通信》，致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告诫他们：「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可是一年还不到，他自己就率先说起大话、唱起高调来，于是全党又跟著他发起了跃进烧。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发布社论，宣称国民经济进入了以兴办水利，大办食堂，并特别指明已解散的食堂要恢复，还要普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更为严重的是，会议决定生产资料要由生产队所有向公社所有过渡，以逐步实现毛泽东的「一大二公」的理想。这样就刮起了比五八年更为严重的「共产风」。
一九五八年干过的那些荒唐事又变本加厉地干起来。譬如山西组织了四十万人的宣传队伍，到全省各处去宣传庐山会议的公报、决议，宣传反右倾。公社干部搞「共产」的劲头又一次高涨起来。他们向下索要物资，摊派家禽家畜，或无价徵收，或低价收买，或有价无款。下面的干部不愿被共产，便藏东西不让公社干部看见，或拆掉机器、胶皮车，或宰杀家畜家禽，吃掉卖掉，总之又造成了一次大破坏。
这一年冬天，全国又有七千五百万人「大办水利」。欲知如何办法，不妨读读下面一小段文字：
周小舟作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被撤职派到湖南浏阳县的一个人民公社去劳动改造。「一九六○年早春，乍暖还寒，周小舟到一个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工地上是一种什么景象呢？男男女女打著赤膊，有的还画了花脸，跑到前面的赏饮一杯英雄酒，迟到的罚跪。路过另一处时，他看到那儿集中上千人，在毁掉现成的油茶林、松林，开什么花果山，把男女劳力分开，住在野外搭起的茅棚里。小舟目睹此情此景，难过得直擦眼泪。」（注９：《周小舟传》第七十一页。）七千五百万民工中，周小舟见到的不过近万，其他地方未必是赏酒罚跪，但胡干蛮干却是大同小异。
这股浪潮十分汹涌，毛泽东也知道，也觉得势头不对。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道：「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但他看不到这是「反右倾、鼓干劲」的必然结果，他不明白在共产党垄断权力，又有著「县官不如现管」传统的中国，当权派以党的名义为所欲为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他一方面指示各地县委「以后务要注意改正」，一方面继续全力以赴地推动大跃进。在三月份的中央会议上，他又提出新口号，要在全国推动「五大运动」：技术革新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持农村运动，卫生工作运动。
前鉴不远，彭德怀、张闻天以及一大批说了几句真话的人的下场摆在那里，无人敢出来抵制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