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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水利也是一样。中共马列权威艾思奇一九六五年批判党校校长杨献珍时说：「我们的广大干部对三面红旗（指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领会得不全面，所以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和一九六○年出了一些毛病。这些毛病并不妨害我们的三面红旗根本正确，而且并不妨害我们在那几年实际上有大跃进。」「在北京郊区．．．．水利很好，生产很好，原因就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搞了密云水库。」艾思奇混淆了问题。没有大跃进运动，密云水库也是要建的，生产上有必要，又有合格的设计队伍，建筑材料也有充份供应。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要处于非战争时期，如果连个水库都建不成，早该卷铺盖走路了。建密云水库，关大跃进何事？大跃进的兴修水库，是不顾条件，不管有无设计能力，有无材料，有无资金，一哄而上；一说要搞水库，你搞一个，他搞十个，我搞一百个。
譬如山东省，仅一个临沂地区就在大跃进中建了十一座大型水库，三十三座中型水库，近一千座小型水库。临沂地区是跃进了，但是不出三十年，百分之八十的小型水库完全报废，其余的大、中型水库，不是病库就是险库，一旦出事就非同小可。一个三、四百万人口的地区，仅水库一项就浪费了上亿的资金，无数的人力，再加上大炼钢铁中糟蹋掉大量物资，人民无法不吃苦受穷。
湖北省的黄岗地区，也同时修了上千座水库，但资金、材料均不足，从一九五八年起修修停停、停停修修，三十年后还没完。浇地、发电的效益没有得到多少，老百姓却遭了殃。山里本来田地就少，水库一修，好田被占去了一大半，水库四周山上的树木又统统被砍光，水库归「国有」，养殖没有农民的份，国家将他们迁往水淹不到的地方就算了事，又不许他们搞副业、跑运输，他们只好年复一年地守著人均几分耕地叹气。
除了经济账，还有人命账。一九七五年，河南舞阳县板桥等两座水库崩塌，淹没数县，死亡十五万人，便是一例。十五万是当时河南向中央报告的数字，而后来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等人在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报告中提及此事件，说是「死亡二十三万左右」。（注１８：《美洲华侨日报》一九八三人年版《远距离调水》，赵大康等主编。）
当时崩塌的两座水库是大跃进前开工、大跃进中完工的。这笔账即使不算在「大跃进」上，也应算在在那之前的「冒进」上。如前所述，周恩来所以提出反对冒进，原因是各省各部争著搞建设工程，钢材、水泥严重不足。本来建筑材料不足，该缓的工程就该缓，但大家都要上马，便只好修土坝，即背水面用泥土夯筑。一般情况下，土坝可以承受库水的压力，但决不容许库水漫坝。那次河南遇到特大暴雨，主事者未及时下决心放水导洪（因水库的任务是蓄水，一旦放掉，雨停天晴，库中无水，主事者会被追究）。等到发现暴雨不停时，库水已来不及排泄，库水涨满，漫过坝顶，背面土坝顷刻被冲垮。几亿立方米的库水排山倒海，冲决而出，所到之处无人可以逃生。
要是不冒进、不跃进，国家还是要建设，该建的水库还是会建，但不致因缺乏水泥而建那些不安全的土坝。所以，河南这场灾难实在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灾后，政府决定永远不再建土坝，算是正式与大跃进告别）。
此类灾祸并绝无仅有，只不过河南的那个崩库事件冲断了京广铁路，以致人人皆知，而另一些崩库死人的事件被封锁了消息，外人无从得知罢了。
一九五八年辽宁省某地搞水电站工程，因为水泥不足，有人提议用水泥掺白灰土作代用品兴建大坝。代用品制成后，一位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老工程师认为强度不够，不能使用。他强烈反对将此代用品运往工地，但搬运工人说我们作不了主，坚持要运。火车车皮装成后，他心急如焚，决计阻拦到底，便横卧铁轨阻止火车启动。这下犯了大忌，工程局党委说他破坏建设，要斗他。只因他是水电部东北设计院派往工地协助施工的人员，工程局党委须征得设计院同意方能斗争此人。设计院将这位工程师调回，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
如此「跃进」，后果不言自明。河南商城县要与全国一起跃进，修水库，可是没有人设计，一无图纸，二无专家，只有干部在指挥。工程干到一小半，水库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一天深夜，忽然一声轰响，五百米长的大坝土崩石塌，几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劳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集体成为大跃进的牺牲品。事后，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将此事件封锁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一种新闻媒介告诉人民，几千名同胞成了当权派们瞎指挥的牺牲品。只因一名右派（林业工程师）死里逃生，三十年后他的不寻常遭遇被人写成文字发表，外间才知道那椿死了数千人的事件。
中共前辽宁省委书记李荒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了原东北主管农业工作的一位干部在六十年代初说的一段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某些地区盲目上马，大办水利．．．．结果若干水库经不起洪水考验，先后垮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损失如何巨大？死了多少人？人们一概不知。被库水淹没地区之外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那样的灾祸。多亏他的这篇文章，我们才得而知之。其他各各省想必也有类似的事件，只是各地党委封锁了消息，不为人知道罢了。可以肯定，还在「跃进」时，老百姓就已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说到修水库，我们不能不感谢周恩来在大跃进中做的一件绝大的好事。早在大跃进前讨论长江三峡应否筑坝修库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众口一词，主张立即上马开工，唯独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一人唱反调。周即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此案即被搁置。由于毛主张兴建三峡工程，并有「高峡出平湖」的诗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兴起时，三峡工程上马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三月初周率若干部、省的负责人及中国、苏联的专家乘船查勘三峡。在船上的会议上，周有意让李锐第一个发言，让他舌战群儒，坚持他的反对意见。随后，李随周赴成都参加中央的会议。这个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可是关于三峡工程一事，却作了暂缓的决议。可以设想，如果周恩来也头脑发热，在大跃进锣鼓声中匆匆开工兴建三峡这个「世界第一大坝」，那结局会多么可怕。
据周当时的主要经济顾问、国家统计局局薛暮桥后来回忆：「在三年『大跃进』中，阵阵热浪势不可挡。总理和陈云同志因『反冒进』受到批判，不能起来阻挡。但他们从不随声附合，能挡的时候就出来挡一下。」他这一挡，挡住了一个可能的大祸，实在是功不可没。
不过，要论癫疯，一千座水库也好，逼犯人写诗也好，统统比不上毁坏庄稼作物，将就要到手的粮食、棉花、油料毁弃的行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全国，「现在棉花已经盛开，北方各省的棉花甚至已经全部吐絮，但除极少数地区采摘了一部份外，许多地区甚至还没有开摘。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如果在棉花盛开的时候下一场秋雨，将使棉花遭受重大损失。」问题提得很好，结论却是：「关键仍然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一手抓钢铁、一手抓农业』的方针。」但农民不是神仙，变不出三头六臂，没有本事贯彻毛泽东的伟大方针，结果就出现了李葆华（他一九六二年初赴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是水利部实际的部长，名义部长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说的情况：「我去密云水库，沿途见到棉花桃被风吹得满天飞舞，像下大雪一样。农民都去大炼钢铁了。今年粮食、棉花都一样，是丰产没丰收。」
棉花如此，油料作物呢？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致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中说：「油料作物长期被忽视，而去年又大量没收好，严重地影响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种子．．．．」这「大量没收好」，显然与李葆华说的「丰产没丰收」是一个意思。五八年「没收好」的油菜籽、黄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连五九年的种子都成了问题，事情是多么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一个是粮食。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大量粮食烂在地里。这里不妨看看毛泽东的家乡是怎样跃进的：一九六○年底，毛泽东表弟的儿子贺凤生手持毛五○年写给他父亲的亲笔信到北京去闯中南海，直接向毛告状。这位农村生产队队长告诉毛说：「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要拆了起居民点．．．．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二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南方农家用稻草作燃料做饭，故灰土能肥田引者注），筷子碗碟全部归公。」「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里的稻谷移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几千斤，就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有关人民公社的真实记述。风吹棉桃，火烧稻谷，如此大规模地暴殄天物，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仅见的（战争中被敌方烧掉的除外）。毛泽东没有下令做这些事，他也不赞成这么做，但他制造了这个「鬼都笑落牙齿」的时代，不能不受惩罚，只可惜直接受到灾难性打击的是中国农民，而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一九五八年毁弃农作物的范围极广，以河南省为例，当年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作仓。（注１９：罗荣桓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讲话，见《罗荣桓元帅》一书。）这可是全国最严重的，以后河南饿死的人数高居各省首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五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一九五八年大规模毁弃农作物的疯癫行为，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民以食为天，农民难道不知道不收获就没有饭吃吗？人的生命系于粮食，为什么会任其烂在田地里，甚至犁掉、烧掉呢？
直接的原因是没有人收庄稼。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约为四百万，以后每年增加一百万左右，劳力主要来源是农村。可是一九五八年一个大跃进便从农村抽调了两千多万劳力去搞工业，职工人数比五七年增加了两千五百五十多万。（注１：《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薛暮桥的文章。）大量工厂运转不灵，每日赔钱，招去的新工人坐吃山空不说，农村劳力一下减少了六分之一左右。按照张闻天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这（两千多万）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此外，为了炼钢、找矿、修水库，大办这个、大办那个，大量劳力离开了农业生产。
以山西为例，全省农村只有一半劳力干农活、这其中又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是男劳力。（注２：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二十页。）其他各省也是大同小异。譬如，四川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一九六二年（其时已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在四川省人大会上曾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可见问题到了何等程度。
说「人民母社」的不只是李井泉一个，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说过公社是「人民母社」、「搞早了」、「搞糟了」。（注３：「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筹委会」发行的《战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也「到处散布说：『人民公社办成人民母社了。』」（注４：《战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此可见，中共的高级干部对此不满的不在少数。
一九五八年秋，彭德怀坐车路过甘肃某处，看到已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便下了车进村找人询问。当时他不见男人，只见妇孺，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老头，因为青壮男人全去炼钢了，全去了还没达到公社指定的必须参加炼钢的「人头指标」。由此推断，甘肃问题必定比山西还要严重（后来饿死人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
同一年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回到三十年前与朱德、毛泽东、邓子恢等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闽西地区。他一路上看到稻子长得很好，已经成熟，可是在地里收割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不少田里谷粒已经撒地，公路上却走著一队队的背著背包的「钢铁大军」，都是些青壮年。他在龙岩决定自己去割稻子，当地的地委、县委书记们闻讯，只得也跟著去割稻。张问他们：「明年你们还吃不吃饭啊？多么好的稻子糟塌掉，怎么对得起群众啊？」福建省委接受了老首长的意见，才决定暂停炼钢，放青壮农民回去收稻子，但这时已经有许多粮食被毁弃了。
另一个原因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上面又指示办公共食堂，粮食不再分给社员。共产党这样做，本意是要将整日围著锅台转的妇女解放出来，因为又要找矿，又要炼钢，又要修水库，男劳力无论如何不够用。而且这又是实行平均分配的最佳途径，大家都要在一个锅里吃饭，吃饭不要钱，多少可算是过共产主义生活，所以强制性地要求社员一律到食堂吃饭，社员也就都入了食堂。既然收获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便是送到公社食堂去，社员家里一粒米也得不到，他们只有吃饭干活的份，对收获的多少也就远不如有粮可分时那么关心了。
人们也许还是要问：男劳力为什么不跑回家去收庄稼？当干部下令将白薯犁掉、将稻谷烧掉时，农民为何不拒绝执行？为什么不造反？回答是高压恐怖政策发挥了威力。譬如据当时的政府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际，河北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还实行『全民肃反』，自上而下分配抓『坏人』、『消极份子』的数字，限期完成，送去劳改。」（注５：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消极份子」这帽子同右派份子一样，是没有标准的，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只要公社干部认为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就可以把你抓去劳改。当时的情形常常是这样：公社召开大会，说要放亩产多少多少斤的「大卫星」，有人站出来说是吹牛，办不到，于是立即被指为「反对大跃进」，当场用绳子捆绑起来。公社干部捏著农民的命把子，打死个人直如捏死个麻雀，「人民公社社员」就如农奴一般，毫无人权。如河南省西平县放了一颗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的「卫星」。这本是编造出来哄人的，自然有人出来抵制，结果对这颗「卫星」的态度成了拥护还是反对大跃进的分界线，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就打，全县竟打死了三百多人，打伤的更是成千上万。（注６：见苏晓康著《乌托邦祭》。）古今中外暴政成百上千，找不出一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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