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丁抒著
小说简介：
一九六二年初，那场两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经过去，生命力似乎无限的中华民族又逐渐挺直脊梁的时候，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多少年过去了，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书没有问世，剧没有登台，碑更没有能竖起。由于接著而来的文革浩劫为害更烈，那场人祸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同样应当永志不忘的是导致无数同胞在绝望中饿死的那场「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祸害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曰本侵华杀害的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
序言
一九六二年初，那场两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经过去，生命力似乎无限的中华民族又逐渐挺直脊梁的时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多少年过去了，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书没有问世，剧没有登台，碑更没有能竖起。由于接著而来的文革浩劫为害更烈，那场人祸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同样应当永志不忘的是导致无数同胞在绝望中饿死的那场「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祸害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日本侵华杀害的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
一九八七年赵紫阳就任中共中央总记之后的几天内，对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中有无数的农民饿死。他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见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纽约时报》）
本书也许算不得是刘少奇希望李葆华写的那种书，但作者深信，这是对赵紫阳上述讲话的一份翔实而详尽的注释。索尔兹伯里的《长征》一书的副标题是「前所未闻的故事」，本书所叙述的正是另一些前所未闻的故事至少对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是这样。
前言
一九六○年初，当中国大陆各地大大小小的报刊无一例外地讴歌「六十年代第一春」的时候，整个国家实际上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从兴安岭到海南岛，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每天都有数万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前后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总共饿死了约两千万人。两千万是个保守的数字，由于中共官方忌讳、回避此一数字，研究者只能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两千万至四千万。笔者采用两千万这个数字，并且将在书中论证，这是一个下限。到历史真相完全大白的时候，舍弃这个保守的数字就是了。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降的灾害、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这么多人的生命。这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灾祸。本书将向读者证明，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把中国大陆拖入「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前制造的中华民族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灾难。几亿曾经身历那场灾难的中国人至今创痛在心，本书作者便是其中一个。
把这件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尽可能完整、如实地记载下来，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历史责任。感谢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自一九八八年秋起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分节刊登本文。现修订成册，以飨读者。
丁抒
一九九一年三月。
第一章：合作化引发灾难
民国初年，中华民族在寻找出路，千万知识分子更是走在前头。作为其中一员，二十五岁之前的毛泽东曾经信奉「观念创造文明」的学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圣贤作为「传教之人」，率领众多办事的「豪杰之人」去抓「大本大源」，「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国家因此得到改造，百姓因此得到幸福」。（注１：《＜伦理学原理＞批注》，转引自《辽宁师大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以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作了脱胎换骨改造，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幸的是，经过三十年革命的洗礼，他那圣贤传教、豪杰办事的一套思想并未死亡，只是被挤到脑子的一角「冬眠」而已。革命成功，执政之后，站在天安门城头，面对千万人响彻云霄的「万岁」声，他年轻时的思想逐渐复苏，决定了他执政二十七年间的种种作为。
毛泽东的思想的第一个特征，是他认为他的思想总是代表人民的，或者说他总是在替人民思想。即使他知道他的想法与人民不一致，他也认为他的思想是人民中的先进份子的思想，真理是在他手里。他至死也没有放弃「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这一宏愿。作为一个「传教之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将中国引向一个最新最美的画境。六十年代被认作毛的接班人的林彪曾大力彭吹中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注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林彪固然是为了博取毛的信任，而这也的的确确是毛本人梦寐以求的。
毛的思想的第二个特征是迷信「精神变物质」，而这不过是他早年「观念创造文明」的现代翻版而已。这个思想始终主宰著他。在文化革命前夕去世的中共哲学家、当时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艾思奇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中曾说：「思想上有革命就有革命，思想上有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这话一点也不错。」这两句话正好可拿来做注脚，看看如何因为毛泽东的思想里有「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大地上就有了「社会主义」，看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如何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祸。
中国农民是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主力，陕北的农民对于靠那块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共产党来说更是头号功臣。在那块中国最贫瘠的黄土地上，人们长久以来就在盼望有人能去搭救他们脱离苦海。三百多年前，他们这样传颂陕北的农民英雄李自成：「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五十多年前，他们又唱道：「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一心要共产。」数年后，刘志丹战死，陕北老乡又编了一首《东方红》歌唱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陕北人民对于「共产」和「幸福」的认识是朦胧的。他们歌唱毛泽东「是我们的带路人」时，对于毛泽东究竟会将他们带往何方知之甚少，只是相信那是一个新社会，一个美好的境界而已。他们当时不知道毛主席实施社会主义之后，大家就只能在大田里一字排开参加集体生产，以至在社会主义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日子反而更加艰难，大家比共产党坐天下之前还要贫困。（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九七○年前后周恩来谈到此事，说对不起陕北的农民，并为此流下了眼泪。）
其实，不仅农民们对「共产」、「社会主义」知之甚少，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此也不甚了了。说起来，大家都是马克思的信徒，都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但对于取得政权后该如何做，他们从未讨论过。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标准，就更缺乏共识了。由于共产党并无真正的选举制度，官司在中央政治局里打，谁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哪怕在中央委员会是少数（如一九六六年时的毛泽东），也就控制了整个党。所以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以后，何时搞和怎样搞社会主义，就看其主要领导之间的官司怎么打了。
刚开始时，大家似乎是一致的。
中共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所说的话几乎相同。毛泽东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注３：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之会议闭幕词。）「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４：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刘少奇则说：「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注５：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全党（党中央）都赞成毛的主张：「在各种条件具备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注６：同注３）
主持政务的总理周恩来甫一建国就在政务院设立了中央私营企业局，并请了党外人士千家驹主持工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特地请著名的铅笔厂老板、民主建国会的吴羹梅任副局长，以示中共鼓励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并非儿戏。
别人都是表里如一，心口一致的。譬如刘少奇，当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有的地方为了削弱乃至铲除私有经济，急于将农民组织进生产合作社以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他立即以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加以制止，指责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的根据是中国农村生产力尚欠发达，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主张巩固公有与私营经济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周恩来是赞成这一主张的。周恩来和陈云还指示并领导起草了旨在保护私营企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当华东人民政府和私营企业局的千家驹就是否应将山东两座煤矿交还原拥有者的问题发生争执时，陈云支持千家驹的意见，将矿山还给了资方。
但毛泽东就不同了。上述他所说的话不过是为了一时安抚与共产党合作的政协（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人士而抛出的定心丸。一九四九年九月首届政协会议期间，党外人士问他何时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他的回答是「大概二、三十年吧」。（注７：见《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第二十一页。）但他从未想过说了的话应当算数。所以到了一九五三年，中国尚未完全从国内战争和韩战中恢复，「各种条件」尚不知在何方，他不征得「大家同意」，就迫不急待地要搞社会主义了。他在六月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地批判刘少奇等「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注８：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因为是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是党的本份，刘少奇暂缓实施社会主义的意见在毛泽东立即「走进」社会主义的主张面前理不直气不壮，其他同志也无一敢用毛本人的话提醒他：条件尚未具备，人民尚未成熟，大家也未同意。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成员逆来顺受，默默地、消极地挨他的训，接受了他的左倾主张。
这是毛执政后首次向所谓「右倾」发难。此后他便以反右为己任，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制造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和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直至他死去，仍没有改变。
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几个小党（习惯称为「民主党派」），在国民党时代，他们还有几份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即使文章被新闻检查官删去，以至在报上开扇「天窗」，也无妨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活跃在政坛。到了共产党时代就不同了，他们个人在政府中得到了高位，可是他们的党却失去了舆论工具。共产党说要搞社会主义，他们只有拥护、拍掌的份。毛泽东屡次对他们说：「你们是上了贼船了。」毫不掩饰其得意之情，因为他知道他们没法子也没有胆量下船。而他们的确无一人敢拿毛几年前说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句话来戳穿他的言而无信。
要搞社会主义，中央的私营企业局改由共产党员主事，千家驹只剩下了管理商标的工作，吴羹梅则被赶出大门，连自己办公桌上的文件也不得拿走。该局又改名为工商行政管理局，标志著私营经济的末路。《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一天也没有实行就成了废纸。
一九五三年，中国约五亿人口，四亿从事农业。按照斯大林下的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农业生产集体化、合作化。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决定著手「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注９：同注８。）农业生产合作社便普遍地组织起来了。
靠了无远弗届的共产党组织，合作化运动搞得声势浩大、迅猛异常，毛的同事们只能在他咄咄逼人地催赶合作化进度时在旁稍稍洒点冷水而已。本来，农民们只愿实行田间劳作的互相合作，而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农具入到合作社里去，因此对办社一举并不热心。中共颁布的政策很漂亮，说农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到了下面却到处都在强迫农民入社。譬如有的县召开斗争富农大会，县委书记在会上指著正挨斗的富农对农民们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结果原先不愿入社的农民赶紧找干部表示愿意入社，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要求马上入社。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河北省安平县老家去探亲，毛让他顺便了解乡村合作化的情形。李银桥了解到乡里是这样办的：区里派下来的干部命令全村人站到场院里，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样自然无人敢不入合作社了。毛听了李的汇报，认为农村干部「胡闹」，为此还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信。但他只是觉得干部们的做法「太简单了」，合作化还是非搞不可，因此那「胡闹」根本无法制止。
自从搞合作社开始，中共就在那里搞「共产」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九五五年四月在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批评了下边用「连续三天三夜开会」的办法强迫农民入社的做法。邓又指出，大耕畜折价入社，折价偏低，「归还时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个别有一百年。名之谓『借』，实际不还。」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亲身体验「共产」的含义。由于果树入社是不付报酬的，农民不愿被共产，宁可砍树。猪羊不愿送运到社里去，只有宰杀一途。而归到社里去的大牲口，由于管理不善，死亡极多，全国一下子减少了二百万头以上。当时全国已建成的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有四分之一在一九五四年减了产。
到了一九五五年，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注１０：引自《农村未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中邓子恢的秘书刘蓬勃的文章。）那些毫无基础、一哄而上成立的合作社急需予以整顿，这是党内高层人物的共识，毛泽东亦赞同在部份地区实行「收缩」。经政治局批准，邓子恢及其副手廖鲁言签署了解散大约两万个合作社的报告。中共中央为此下了文件。
但是，到了五月下旬，毛与邓子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九五六年应当发展多少合作社，邓主张翻半番，毛主张翻一番，即总数达到一百三十万个。邓坚持自己的主张，理由是这个数字已经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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