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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作判断。例如，欧洲人的音乐、艺术、工技、哲学、宗教可能是全部或部分由别国传人，又如，欧洲君主治理的都不是自给自足的国家，也不像中国的「天子」那样，不论是法律、公理、道德思想、宗教、美术、军事、公共工程，凡事只有他说了才算数。
将中国历史按朝代划分，要比西方那样按世纪划分来得合理。毕竟，中国的朝代像美国总统的一任政府一样，是政治冒险事业，其中充满人的争斗、理想主义、尔虞我诈。比欧洲的一个个世纪具体清楚得多，世纪的划分法很少能把某运动或思潮从头至尾完全括入一个世纪的。朝代之连续乃是因为，即便在王朝空位期，仍有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趋向政治统一的冲动力。团结统一是非常强烈的理想，因为它可能带来安定、和平、繁荣。然而统一似乎随着历史的节奏摇摆难测。政权的盛衰，就像人和家庭一样，需要随时予以注意。
学生们对于古中国和古希腊罗马平行的连续历史局面，都有深刻印象。如先有一个哲学家的时代与多邦交战的时代，继而是统一与大帝国时代，以及帝国分裂与中央权威崩溃的时代。因此，孔子及其弟子大致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亚历山大大帝只比秦始皇早一百年；罗马帝国和汉代在同一时期兴盛。同样的，两大帝国渐衰之际，北方边疆蛮族外患都渐趋于严重。在汤恩比（Toynbee）所说的这种「整体国家」（universal state）内部发生的经济政治分裂，其特点是外来宗教传播，忧患的人们转往宗教中寻求慰藉。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国与佛教在公元第三至第六世纪的传布，的确与西方哥德人（Goths）与汪达尔人（Vadals）侵袭以及基督教传入在同时。如吉本（EdwardGibbon）所说，是「野蛮愚昧与宗教」的胜利。
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同样连续历史局面出现在汉（公元前二○六～公元二二○）唐（公元六一八～九○七）两朝。两个朝代兴起之前，分别有一段明显的知识蓬勃发展期。汉以前有东周末期的哲学思想家，唐以前有道教、佛教的兴盛。汉唐两大朝代之前各有一个统一全国的强大而寿命短的朝代，即秦（公元前二二一～二○六）与隋（公元五八九～六一八）。汉唐建立大一统之后，都将政治势力扩及邻邦，尤其是往中亚地区。与外邦的接触也有相当的成长。
各个朝代极其详尽的历史，都是历代史官记载当朝王室得天下、达于鼎盛、草草收场的全部经过，其中自然会有相同事迹再现的例子。例如，一朝将亡之际所记录的天然灾祸、地震、洪水、流星、日月蚀，以及其它的不祥之兆都特别多，这表示在位者的不当行为正使他渐渐丧失「天命」。
就民众士气与社会心理的层面而言，自我暗示行为确实对于朝代更替有所影响。由于道德上的崇高地位是王朝建立的最重要基础，如果在某些事上失了「颜面」，就有可能引发意识形态与当朝对立，继而加速其衰败。引领统治阶级意见风气的知识界，一旦认定王室已丧失其主政的道德资格，就是大势已去了。这也是现今中国政治中的一个要素。
一朝的衰败往往与皇室的老大无能同步发生。一家一姓在位数代后，必然累积成功一个沉重而摆脱不掉的亲族累赘。其中又以在宫中地位稳固的外戚贪渎荒淫最甚。
解释朝代盛衰周期更常用的有一种经济阐明法。此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土地税收，因为每一朝都为了赏赐土地给统治阶级而使可课税土地减少，导致国家收入递减。在一朝之始，土地人口通常会作一番概略的估计调查记录，造好新的税收簿册即成为国家征税的依据。年月久了，出现了政府利益与政府之下王公大族利益之间的争斗。统治阶级渐渐扩增自己的地产，并且借着销毁簿册、官员纵容、篡改律条等手段逃避税责。王公大族可将小农收为自己的佃户，而佃户缴给地主的地租低于原来必须纳给政府的数量。如此造成恶性循环，迫使农民的可课税土地负担加重，而政府的岁入需要也可能渐增。结果变成愈来愈小的土地面积必须缴付愈来愈大数额的税赋。后来终将引起农民动乱。
王公与哲学家
得以控制中国社会的君主制度是借着长久经验才变得精熟而历久不衰的。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室迁都至渭水流域西安以东的洛阳，于是展开东周祚业。此时，因为许多诸侯已经壮大得脱离了中央控制，周室权力已经削弱。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四八一），诸侯国多达一百七十余个，各国都有自己的城池。这些诸侯彼此缔结盟约，并且互相攻伐，大国并吞小国。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三～二二一），成为七雄竞争的局面，这七国大多位于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见地图7）
中国以后政府形态中的两大组件——率军的统治者与学者谋士，已经在此时突显了。两者都想要推行仪礼以维持人类社会与天地应有的和谐。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1990）的研究——被认可的暴力杀伐是古代中国政权与社会秩序的一个关键，使我们对统治者的角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刘易斯认为，各国统治者的权威基于「献祭、征伐、狩猎等形态的以仪礼为宗旨的暴力行为」。狩猎这项以动物为对象的暴力行为是对人作战的练习，所以政府的两大要务，其实就是献祭与征战。两者都包含了仪式化了的杀生，这也决定了政治势力的范围。
周代与商代情形一样，经由献祭——不拘是献人或牲畜——完成的祖先崇拜仪式，使用了艺术最高成就的青铜礼器，也藉祭拜活动维持统治者的合法性。狩猎可供应牲祭的动物，征战则提供了献祭用的俘虏。征战本身就是一项宗教崇拜行为，出征前的占卜、告上苍、誓师，以及战后在祖宗灵位前郑重其事的告慰列祖、献战利品、献俘，整个是一套宗教仪式。藉参与狩猎、征战、献祭而完成祖先崇拜仪式，可确定自己隶属供奉同一祖先的统治阶级。此种身分的特征是有权「食肉」。
战国时代一方面以这种武力仪礼的基础维系政治权威与社会秩序，一方面竟然也培养了思想家以理论维系政权与社会的时代。在这样你征我伐的时期，人们普遍渴望和平与秩序。许多人将古早时期设想为太平盛世，传说那时候全中国在一位君主统治下安逸地生活。周代思想家受到暴力充斥的激荡，他们担任君主的谋士时就劝导君王应回返古时的王道时代。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与其重要信徒孟子（公元前三七二～二八九）都是这个时期诸多开创性思想家之中的代表人物。在所谓的「百家」之中，有五、六家思想的著作一直留传到后世。这些学术思想与印度的伟大教师（佛陀约在公元前五○○年前后）以及某些人称之为希腊「中轴时代」（“axial age”，指柏拉图：公元前四二九～三四七；亚里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三二一，以及其它诸家）是同期的，这些古文明的基本思想也是在此时奠立的。
中国各家思想的大哲并没有平息动乱，甚至儒家思想也是等到后来汉朝时候才成为重要学问。但是战国时代认可暴力杀伐的大环境，以及其杀戮与仪礼，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教训是如何兴起的，后来又为什么被欣然接纳。
儒家教条
儒家思想安排社会条理的根本原则，从宇宙秩序及其尊卑分明的关系开始。父母尊子女卑，男尊女卑，君主尊臣民卑。每一个人因此都有其应扮演的角色，按墨子刻（Thomas Metzger，见Cohon and Goldman，1990）所说，是「因袭传统而定的一套个人行为应当遵守的社会期望」。这些由权威定明白的期望可指导个人举止合本分。孔子曾（十分简明地）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即是：「君王要按他应该做的去治国，臣子该做臣子应做的。父亲照父亲应做的去做，儿子照儿子应做的去做。」如果人人各尽其分，社会秩序就可以维持不乱。诸侯公卿常在大庭广众前，行为是他人都看得见的，因此得听取周围他人的意见与道德判断。周围的人若不齿他的行为，他失了颜面也失了自尊，补救的办法之一是自杀以谢他人。
儒家一项重要主张是：人是可臻完美的。战国时代的各大流派思想家多反对家天下的统治者提出的阶级特权论，并强调人是生而平等的。孟子的人性本善与人人皆有仁义礼智本性的说法，普遍为人接受。人可以受导引而向善，办法是接受教育，尤其需努力自我修养心性，以仁者为模范。大贤之士与居要位者好德好仁的典范，可以对人们的自修有所影响。古代中国人强调的人可使之向善，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仍然鼓励政府以道德教育为己任。
儒家思想也强调「礼」的概念。君子儒士行止必合乎礼，而礼的规诫已明载于六经的《礼》之中。一般平民并不被要求遵守礼，因为（按法家主张）小民的行为必须以赏与罚来规范。但是士人君子却不可不守礼。这便是孔子一再强调主政者「正其身」的根本所在，这种强调与西方观念太不相同了。以身作则的统治理念的要点在于德，而行为正当合礼即德的表现，人若依礼而导引自己的言行，便可致德而受人尊敬。「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主政者的风吹来，小民的草必顺风而倒。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就个人行为规范而言，儒家思想试图教化每一个人都讲道德，能依仁行事，抗拒邪淫，甚至能不畏惧不仁之君。曾有许多品德崇高的儒家学者是坚决反对暴政的，但是其改革热忱——此乃儒家信念的精神所在——却投注在重申保存传统政体，而不在改变该政体依据的根本前提。
西方观察者若是只着眼于儒家经典的文字，起初最感印象深刻的就是其中不涉鬼神的现世精神。我们通常是将儒家思想视为一种生活哲学，联想到的是有耐心、好和平、肯妥协的美德；中庸之道；敬祖敬老尊贤；以及最重要的，以人（而不是神）为宇宙中心的稳健的人文精神。
这些看法都不必予以否定。但是我们若将儒家观念放入社会与政治的背景，就会发现尊老卑幼、重古轻今、推崇既有权威甚于改革等观念，事实上已为社会安定提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答案。所有保守主义体系中，儒家一直是最成功的一个。
道家
中国士人居官时为儒家，去职后为道家，这个说法颇恰当，盛行于平民间的道家，是最与主政阶级儒家规范相对的一派。「道」即指「道路」。道家表达的是人们自然主义式的宇宙观，以及对于看不见的自然界神灵的信仰。其中不少也是学者士人信仰的。道家汇集了非常多的民俗知识，也为儒家提供了一条出路，让厌烦了四书五经谨审规诫的士人能够得到舒解。道家是逃离尘俗的避难所。
道家的始祖是老子，据道家信徒说，老子与孔子同时而年纪更长。这归于老子名下的学派，变成收留各式各样被儒家拒于门外信仰习俗的大宝库，其中包括早期的万物有灵论、炼丹术、古代巫术、蓬莱仙岛寻长生不死药、早期医术、各式中国固有以及自印度传入的神秘主义。
一般追随庄子（公元前三六九～二八六？）精妙文学风格的道学家，多按现代人所谓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式的观点来发问。庄子所写的梦到自己是在阳光下嬉戏的蝴蝶，醒来后不确知自己仍是刚刚梦中变蝴蝶的庄周，抑或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这篇着论一直为后世人所乐道。
早期道学者依两极相融为一体的概念，指人的道德观念乃是道德堕落的投映，孝道观念生于不恭不孝，而儒家的讲求合礼，乃是人世是非混乱的反映。按着这种思考路线，道家遁入「无为」的消极哲学，讲求的是顺应自然，以不抵抗的态度接受人生经验。显而易见这是不满政府扰民与反对卫道倡德的人士的哲学，也是想逃避人生重负者的哲学，因为这些事都是逃避不了的。
秦的统一
诸侯国之间争斗愈烈的时候，促成战国七雄统一的许多新秩序构成要素也一一浮现。其中之一是，在南北前线不利战车操作的起伏地形中运用步兵作战。另一者是改以铁制工具和武器，从而导致农产增量、贸易增多、军队扩大。终于，内亚细亚的非中国人部族开始用马以骑兵作战，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效尤。
战国七雄内部各有许多发展。以位在华北平原东边，今山东省的齐国为例（见地图7），雄才大略的君主建立了具备统一税制、整套律法、盐的公卖、中央指挥的军队等的中央集权行政制度。其它诸雄也不相上下。
发展最强的却是秦国。秦的文化较不突出，却占了西边姬周发详地的优良战略地位。后来自创「始皇帝」之号的秦王，因为早在秦孝公时代有法家谋士商鞅（卒于公元前三三八年）变法而取得优势。法家因为注重严峻法绦而得名（「法」并不等于现代人所说的法律），主张以刑赏为人主控民之「柄」。商鞅谈到治理人民时，态度颇有嘲讽意味（或许是务实？）：「合而复者善也，别而亲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统治者的目的是要保全自己的权势，无暇多顾为人民谋福的事。法家压根儿就没假设过统治者与子民之间的利害协调。
商鞅变法强大了秦的国力。统治者所忧的无非是，中央怎样才能箝制地方宗族。为此目的，秦国培养出官僚制度。全国划分为三十一县，每县由中央派任县令为行政主官，郡守需以文书向中央报告。规定可免除徭役或租税，并且可能获赐田宅等的二十级爵位，由君王赏封，成为原来宗族世卿之外的新贵。
同时，平民百姓许可买卖田地，藉以鼓励农业生产。颁布刑法，令全民知法，并且不分贵贱一律受严刑峻法的管制。法家的统治信条是，厉行法治以奖励农业，强化君国驾乎家族之上的地位。例如，建立保伍组织，以五家为保，十家相连，实行连坐。在此情况下，自保的上策就是立刻告发作奸犯科者。因此，为服从君国可以不惜破坏群体敦睦关系。
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加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国家提高行政官员的地位，并且重农（农人乃潜在的军人）抑商。借着开运河建灌溉网，使秦国西边可设防据点（在今山西、陕西、四川境内）的经济力大增。作战时，取战车而代之的是配备青铜或铁制武器——尤其是弓箭——的兵步与骑兵。
秦的大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兼并六国后，秦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分县（「郡县」二字自此即代表中央集权的一种政体）。每郡设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掌兵事，另有中央派遣的监御史来监视郡守。县令（或县长）由中央任派、中央支薪，可被召回。居于地方的宗室贵族被集体迁入都中，非属政府的军队被解体，有些城池的围墙都被拆除了。
文字统一标准化，分为二类。小篆（字形相当繁复）为铭碑铸刻用，较简便的隶书为一般书写用。以毛笔写于竹片、丝帛，以及（公元第一世纪渐渐发展成功的）纸之上以后，隶书仍旧占了上风。度量衡、货币也统一了。秦帝国筑的道路总共计有六千四百多公里长，和罗马帝国所建的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