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若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应当先想象在一位“伟大领袖”与党的专政统治下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受统治，只因为其人民在政治上是被动的，对权威是顺从的。这些人没有人权，因为他们被教导，主张人权（依法应享的）是自私而反社会的，所以是可耻的。而且主张人权是要受严厉惩罚的。这种现象种因于中国乡村的家庭生活，教人以守本分服从长上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在这儿生了根，其深远影响至今犹新。
我们理解文革的起点，是要认清此刻的毛泽东已经养成行使古时皇帝某些特权的习惯了。他为什么几乎把自己建起来的党毁掉？为什么使革命事业濒于灭绝？这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好几方面来析解。
起初，毛泽东因为厌恶城市官僚主义，打定主意要乡村成为中共革命的最大受惠者。他久居农村的经验使他很清楚中国农民为什么过不到好日子。然而，即使他怀着“解放”农民的理想，一旦得了势，还是觉得利用农民建立一个共党领导控制的中国比较重要。
后来，毛渐渐不放心那些似乎非有不可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及其中的层层官员干部，因为他们似乎又登上了帝制时代地方士绅的地位。毛恐怕统治阶级欺压村民的事会重演。事实上，由于现代社会需要专人式的管理，中国统治阶级又革除不掉营私舞弊的习性，毛的心态不能算是杞人忧天。
六〇年代初引起毛泽东不放心的更迫切原因是，共党高层普遍而持续不断对毛的政策作为表示不满。在一个标榜团结和谐的国家政府里，不同派系的领袖不可以直接指名相互批评，以免造成不识大体、存心惹麻烦的印象。因此，中国的领袖自古以来就养着一批官用知识分于，构成其派系的外围喉舌。民国以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大多被共党当作右派分子清算掉了。他们原来的作家、主编、记者报人等地位，已经换上了一批年轻人。这些新人和政治领导人同路，以党内知识分子的身分发表社论、评议、剧本，以表达其立场。六〇年代初，一群颇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代表共党高层班子，用寓言、引经据典、借古讽今等间接手法，批评大跃进以及毛的各种群众动员策略的不是。有的人甚至质疑毛于一九四二年说的一句话——一切文学应当直接为革命服务。批评意见主要都是从北京发出，而此时此京党委会的头号人物乃是彭真。
本来就唯恐中国人民革命步入歧途的毛泽东，看见苏联的情形，忧虑更加重了。苏联有“修正主义”在作祟，不再对人民及其集体组织有一视同仁的关注，反之，让一群享有特权、集中于都市、受过专精教育的人渐渐形成新的上层阶级，他们也和一般民众一样，随时受强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监视。西方对苏联的党独裁一般口碑不错，难怪毛要紧张。总而言之，他个人的动机是要把和自己想法相同的追随者推上权利高位，夺回共党的掌控权。
毛泽东轰倒彭德怀之后，国防部长一职就由另一位帅林彪接任。当权后的林彪推动了军中的政治化，编纂了“小红书”——毛语录——以便进行思想灌输，并且证明自己乐意在争议发展中与毛同进退。不久，他就取消军官分阶制，恢复政委系统，把彭德怀代表的职业军人降了一格。“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似乎又表示军方的政治化足以为整个社会的楷模。这么做，也违背了共党一向以军服从党的先例。
文革名义上只进行了三年——一九六六年初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但许多人都指出，文革式的活动其实持续了整整十年，到一九七六年才结束。我们且从毛泽东本人讲起。
毛泽东的目标和资源
外人必须发挥一番想象力才能够理解毛泽东其人。首先要认清他至尊地位的本质。毛有两个生涯，一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后者的权势，显然却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由于权威在中国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众路线也是如此，共党一旦当权，其领导人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对象，而且在党组织之内也是高高在其它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靠毛泽东促成的部分太多，简直可以说党就是他创造的。如果他要改革党，那也是他的特权。我们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象，素来被训练得忠心不贰的共党领导班子为什么顺着毛的意，让毛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全部消灭。
他人有这种独特的心态，才会使毛认为菁英阶层出现是革命失败的迹象，一定要恢复平等主义才能纠正错误，恢复平等主义又必须毛本人与其它人完全不平等。连毛本人都为自己所迷惑了。总之，毛这个独一无二的公认有权的地位，几乎使他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毛泽东究竟在做什么？也许可以总括地说是要把“民主的中央集权”变得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中央集权。他眼见新官僚走上古时专制政府的路，不免要把农民大众压在自古未变的社会底层地位，受新的统治阶级剥削。为了挡住这种趋势，毛要党利用群众路线发掘而且响应农民的忧苦，并配合以行政权下放。以后地方决策就不靠北京了，政府要以为地方农民群众谋福利、灌输思想为目标，不能只求自强运动时代的“富国强兵”老套。
毛这么做乃是断然推翻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信条。依此信条，人民必须受统治，而统治者必是受过仔细调教而忠贞的菁英阶层——如阁员部长及从属官员、带兵的将领、有职务恃权的高干。毛泽东定义的“修正主义”包括舍弃革命目标、接受特别地位与累积世俗财物之恶行，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
毛推动并操纵这次社会大震撼的时候，本能地安排了以当权阶级为靶子的攻击行动，即便原先是他自己帮忙这些人爬上去的。他的推理原则离不开阶级斗争，而且他认为阶级斗争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未停止。像苏联那样让腐化的官僚主义颠覆了社会主义政府的理想，毛认为中国正可以对这
种“苏修”进行斗争。
似乎毛泽东还打着另一个主意：青少年学生可以动员起来打击当权阶级，并且肃清中国的修正主义。这将是一种受操纵的群众运动，而毛基于经验知道这是启动社会变迁的引擎。他只要煽起都市的年轻人，给他们起一个头，党高层的任何整风原则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其结果是，毛向当初从延安跟他来的领导人宣战了。他利用这些人服从党命令的老规矩，把他们捆得动弹不得，处处只能照他的意思做。在某些重要的节骨眼上，周恩来的支持不可或缺。而周恩来则是善尽其平时一向的职分，设法在毛企图整肃同志的时候缓和其中的不公正、不切实际之处。对党忠心耿耿的共党领导阶层，事先都没料到什么祸事会降临自己头上。
事实上，情势愈演愈过分，甚而转为暴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数度试图予以约束，但是都未成功。结果，文化大革命像大鸣大放运动一样，变成他想也没想到的东西。各方估计的数字虽有不同，但党内官员大约有百分之六十遭到整肃，可能有四十万人因受虐待而死。“四人帮”于一九七七年受审时，江青及其“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三名同僚被控陷害七十万人，其中有三万五千人被折磨至死。因受迫害而身体残伤精神不健全的人数更多，另外也有极多的人自杀了。
解放军的角色
毛泽东之能够煽起文革，最重要的是有军队支持。长久以来，解放军内部一直有军事专业与意识型态之争。回顾苏联红军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党军关系是以“政治挂帅”的方式解决的。这也就是说，专业军人要听政委的。然而，以后军事专业性随着参谋部的壮大占得了上风。
中国也有类似的进展过程。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创造了一支做为北伐先锋的党的军队，一九二七年以后，蒋建立起职业化军队，完全不用靠平民百姓的游击战。穷乡僻壤中的共产党却得回过头来用中国古老的农民流寇技术，如：小撮的移防、声东击西、与某一区域内的农村百姓相通声息等。在江西共军基地时期，为首的十多名司令都主张军队专业化。其中有几人曾到莫斯科学过军事，其余也都吸收了苏联的观念。和这些人意见相左的主要人物就是毛泽东，他那时候就热烈支持动员农村群众的“整体战争”，这个立场也从来未变。
总之，共党从一开始就有一群军事将领决心要培养有专精、有组织、有纪律的真正职业军队。这些将领都担任了必须担任的政、军职位。其中有几人在共党逐步掌权的过程中担任五个野战军的司令。“野军”都有一些地方性，长时期由相同的人带领，有类似的背景经验。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酿成地方割据。不过，中央领导班子（毛、周恩来、彭德怀等）特别留意人事调动，以防派阀产生。这些政治领导人自己都带过兵，晓得该如何凝聚团结力。
六〇年代的解放军，对外是防卫力量，对内则扮演政治领导班子后盾的重要角色。解放军的三十八个“主力”部队部署在全国十一个军区内，另外有区域兵力驻守二十八个省军区。区域兵力装备与训练都不如主力部队，只能担负地方的防卫任务，以小撮形态分散在省境之内，不善于联合野战。这种情形令人想起清朝以绿营戍守地方以八旗为攻击主力的兵制。
古时的兵权在皇帝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军统帅则是共党主席，他通常也身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之下有三个基本指挥系统，分别控制军方、指挥军事系统内的共党政治机器、处理行政及后勤事务。另一个与古时候相似的制度是，军队自己耕种作物，有自己的小规模地方企业。军队藉此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自供给养，和古代边疆前哨基地的半自给屯田制用意相同。
由于党的力量从每一层面伸入军队——许多军方人士都是党员，省级军队都听命于当地党书记或其它党内大员，省党部第一书记通常也兼任该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个政军控制网每年要处理新兵召募时，申请者都是数以百万讦的。解放军乃是乡下人向上游动的主要管道。
渗透地方政府与公安系统的军区解放军，在林彪指挥之下变得又红又专，亦即是毛泽东的势力基础。至于职业化的主力部队，起初并未涉入文革。
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末至一九六六年夏天，毛集团和共党领导班子之间的紧张升高。毛原已有林彪领导的高度政治化的解放军支持，现在又加上毛妻江青带起来的一批上海激进派知识分子——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即是这些人组成的。毛集团的人物颇不易归类。林彪虽是一位善战的元帅，却很细瘦：永远戴着帽子（他是秃头），是个相当狡诈而没有领袖魅力的人。他虽是精明如狐狸的内斗能手，站在因高胖而倍增气派的毛泽东身边，却十分不起眼。至于江青，未到延安来征服毛主席之前，只是不甚出色的电影明星，后来却表露出厉害政客的架势。她有心要接管文化领导权，以便拿重返基本原则为幌子，暗行激进改革之实。她登上掌权地位，一部分是靠着和林彪一同主持解放军的文化部。另外，她也和上海的激进派知识分子连手，使上海成为抨击北京文化势力的大本营。
巩固毛集团势力的决定性一步棋是，于一九六五年底把与林彪意见不和的解放军大将罗瑞卿逮捕、囚禁、审讯，随即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将他的所有职位都撤销。其实际作用是压制军中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中，北京副市长吴晗也因发表《海瑞罢官》一剧遭到同样的攻击。由于剧中描写清官海
瑞被昏君革职，据说毛泽东认为这是影射他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罢黜彭德怀不公。北京市党主委彭真难免把吴晗的事看做是冲着自己来的，经过调查，洗刷了吴晗居心叵测的指控。但是毛随后又在上海策动批判彭真的讨论会，于一九六六年四月让彭真下了台。这次事件让大家都明白现在风在往那个方向吹。
毛泽东牛刀小试，除掉了几个对他的行动反应欠热烈的人。这是得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当权派默许的。他们一向习惯附和伟大的毛主席，却不知道自己被带上山，正往火山里走。中央政治局此时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直属常务委员会。文革小组之内挤满了毛的支持者之外，几个部门改组之后，毛的支持者也纷纷渗透，抓到了重要职位。
对修正主义与党内“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者）不指名的批判，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间达到高潮。在这一般称为“五十日”的期间，激进学生动员起来，贴大字报批判学校当局。毛泽东却跑到华中地区隐遁，把北京交给刘少奇。从来以党为重的刘少奇不会听任群众组织胡为，他派出工作组，到各大学和工厂对低层党组织进行详查。每二十五人一组的工作组，共派出大约四百个。把毛泽东利用群众的行动挫了回去。
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怨愤日深，周恩来一如往常在扮演说和的角色。在他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主持的一次会议里，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派，另一边是保守的军方及国务院领导人，包括三位帅和五位副总理。这次会议代表的是文革时期一再出现的反对意见，后来却被激进派指为“二月逆
流”。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文革第二阶段期间，毛主席曾有极精彩的演出。这时候，注定要走上末路的刘少奇还在尽本分，安排着党内忠贞分子的反修正主义运动。一九六六年七月，人民大众听说毛主席要北上，途中还要游泳渡长江，无不兴奋莫名。由于乡下人民一般都不会游泳，会游的人也不会去横渡长江，毛的此一举，就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要游泳渡英吉利海峡一样惊人。显然毛主席是一位有超人特技的运动健将典范（照片显示，他的头完全在水面之上，可知他游的不是蛙式、自由式、仰式、蝶式的任一种，而是用他自家的游法——直立式。看计时成绩，他的速度也是超乎常人地快）。
毛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了十一中全会，这其实是中央委员的拥毛派会议。会中把刘少奇从共党中央第二号领导人的地位降到第八位，把林彪升到了第二位，成为毛的假定接班人。十一中全会也提出了毛对于反修正主义运动的大致看法，其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心态彻底改变。毛自己说，精神的新生应当重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的法则要应用到所有知识分子、官僚、党员身上，以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毛使出的这些招式，无非是要使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挑起攻击党内当权派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过不久，红卫兵运动便爆发了。
红卫兵
文革的群众以十来岁的青年学生为主，这与五〇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大跃进的农民群众大不相同。文革起初并未影响到农民，只有城市邻近的公社受到波及。基本上属于都市运动的文革，自一九六六年中开始以红卫兵担纲主演，到一九六八年中他们才鞠躬下台。这一大群想要“从革命中学习革命”的幼稚青年，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一个城市之内的不同红卫兵团体，甚至会公然互斗。
红卫兵的派系主义是其来有自的。六〇年代的教育系统，前文已讨论过。此系统下最有资格挤入大学的学生分两类：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家风熏陶之故，学业成绩优秀，他们凭本事考来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第二类是高干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