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彭失和的起因之一是，彭有心要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条件，像苏联的红军那样。毛却在计划发展有游击队特色的核子弹，不想建设苏联路线的专业化军队。
外面的人不会知道这次灾难有多严重，因为城市居民仍照样领取从乡间征来的配粮，工业建设也持续扩大。但是铁的事实终就隐瞒不了。农民队伍敲锣打鼓，举着旗子向目标进攻，加上生产单位公共食堂的乌托邦式理想、妇女投入自家田地以外的劳动行列，都在带领中国人往悬崖下面跳。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生活水平，必须用六〇年代初几年时间的理智经济政策纠正过来。
权力下放是大跃进的诸多令人费解的中心思想之一。本来就不耐烦听中央命令的地方干部，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不受中央干预而自作指挥群众的主张。大跃进大大提高党在社会领导方面的重要性，其政治后果是，让意识型态狂热分子得到施展机会，这些煽起群众热情的人都是复古派的那一型，不是受过教育的专家。大跃进的动员群众策略，弄得中央管不住地方激进分子，不能回到经济管理必需的中央主导计划实施上。
大跃进的许多因素背后，一直有毛主席的个性与自我笼罩着。自二〇年代起，他这一生都在以言语行动反抗当权阶级。一九四九年当政以后，他继续以中国社会中有稳固地位的团体为攻击目标。后来，他还会和苏联这个走错路的权力结构决裂。毛泽东式造反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是动员群众以及打压以前帮着当权者统治群众的知识分子。就这一方面看，毛仍是反抗五四运动曾经打倒的孔家店的人。
恢复计划：控制工人
大跃进过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取得了有关公社、工业、科学、手工艺、金融、商业、文学、艺术的确实报告，以备整顿复兴计划之需。尤其重要的是要控制工业经济。大跃进期间，农村人口持续迁往城市，使一九六〇年的都市人口达到了一亿三千万。厂房建筑与原料需求都成长得失控了。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经费削减关掉大量厂房，使就业率降了百分之五十。失业的应对之策是，有系统地把数百万都市人口运往乡下，结果使都市人口净减了一千四百万。都市居民全部要报登户口，米、油等日用必需品全部按户口发配给票，并且定期查户口，将都市人口严格控制住。非法迁移是禁止的，都市青年依定制要到乡下插户。
在这种控制之下，都市工人有了不同的地位。工业产品的大宗产自大型的资本密集国营企业，这种企业便是有技术又有特权的工人们所属的“单位”。到八〇年代，国营工业的固定员工总数为二千七百万。这些人，按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1986）所说，是唯一“完全成为福利国家一分子的劳动力”。他们享有食宿、工资补贴、政府补助、终身年金、福利保险等附加优惠。这些待遇好的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在大约八万五千个企业中工作，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的四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的劳动力，是次一等的工人，在都市乡村的集体企业里工作，生产量只有头一等的三分之一，待遇比不上国营企业。再低一层的是“临时工”，依合约在建筑业运输业做卖力气的粗活。
国营企业的工人可以从自己的单位分配到住屋、粮票、补贴粮食、日用品。单位里也有社会福利（保险、教育等）、医疗、娱乐，以及政治活动。即便如此，工人仍需用薪资的一半以上添购食物。国营企业的工人因此是完全依赖自己的单位生存的，而单位也就可以像以往的儒家作风的家庭那样调教工人。工人可以盼望儿子将来继承自己的职位。升等的时候，年资的考虑重于技术。异议分子和发表批评的人，很可能被炒鱿鱼。
总之，六〇年代初根本没有令当局烦恼的工人运动，国营企业工人对单位的依赖使工人不敢乱动。重工业和其它国营企业的这一批重要的劳动力，便如此乖乖顺从了政府和党，和农业体系中的农民处境相同。这时候，计划经济的陈云等人主张恢复农业的工作动机。办法包括准许耕种私人田地、许可在地方市场上买卖，促成“个人负责”的理念。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却引起毛泽东呼吁重新开始意识型态的阶级斗争。这次“二线斗争”，一边是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它主张专家管理的人；另一边是毛自己与其追随者，代表以农村动员解决中国日趋严重问题的浪漫主张。
党的整风与教育
这场斗争之中，毛泽东与对阵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党总书记邓小平都得承认，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已经大打折扣，贪污腐化的情形多了，士气也低了。两方意见不同的是整风应该如何进行，该从乡下低层发起新的群众运动，抑或只限在党组织之内。毛泽东先于一九六三年领导乡村党干部的整风，名之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一来，毛就可以组起“运动”形态的暂时机构网，一九六三年的运动也就成为两边争执的战场了。党组织退而不动，却在一九六四年展开针对基层干部而来的“四清运动”。乡村党部的主委、书记、会计、仓管等人，一旦爬到比农民高的地位，就开始欺压农民。侵吞公款、偏袒私人、偷懒怠职，无所不为，而且为了私利乱下命令。“四清”要整的是干部的剥削态度，不是出身。
为此，共党派外地的工作队来整本地干部的风。其程序和当初土改时斗争地主恶霸的情形差不多。外来的工作队到村里来住上几星期，和村里有诉怨的人培养关系，然后收集指控本村干部的罪名和证据，在斗争大会上运用不断问话、损耗体力等疲劳轰炸手段逼取供词。这些都与知识分子、官僚的斗争大会一个样子，乃是农民在共党操纵下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农民不再像古时候那样只能被动地围观杀人行刑，现在可以对当局指定的斗争目标嚷叫控诉了。
共党大员不乐意配合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整风法，很令毛灰心。他遂于一九六五年往党以外的地方去找进行党内整风的工具了。
这时候，毛泽东的另一个心愿也受挫了。这个心愿是解放农民，藉教育使农民成为有知识的公民，这也是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最赞成的理想。教育一向都是人们特别关注的事。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难题是，如何以新的制度机构使一般民众都受教育，同时仍以既有的中大学系统继续教育菁英？类似延安时代“民办”学校的半工半读学校便由此产生了。据称，数以千计的中等半工半读学校建立起来。学年从原来的十二年改为苏联式的十年，课程内容也为了配合一般民众而简化了，教科书因此必须改写。瓶颈却在于没有可以担任个别科目讲授的教师。为了应急，把农民推崇为“科学家”再让他们来做老师，结果甚是不佳。工读学校不如正规学校的事实，是隐瞒不了的。
半工半读学校的坏名声传出去，农民家庭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子弟如果想往高处爬，一定要进正规学校不可，念了工读学校出来只能变成受过教育的农民。许多农民家庭宁愿把子女留在家里帮忙农事，也不愿意让子女去念工读学校。
正规普通学校系统为了将就程度较低的工农子弟，水平不得不降低。教育人士为了维持知识水平以造就菁英人才，起用了延安时代用过的重点教学政策。重点学校吸收最优秀的学生、用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设备。由于这时候已恢复会考制，中学的好坏都是按其毕业生通过会考升人大学的人数多寡而定。按这个方式排名，重点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工读学校都是吊车尾。工读学校学生以工农子弟占的比例最高，普通中学学生绝大多数是政治激进分子或“革命干部”的子女。在重点学校里，成绩顶尖的都是旧知识分子的子女，家风熏陶使他们在起跑点上就超前。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其它新制，都是针对中国旧社会上下二阶层划分而发的社会运动。毛泽东的名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子女非常不利。阶级背景“坏”的学生常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好在大学的入学仍照旧例，以考试成绩为准。总之，六〇年代的新教育系统是双轨制的，上头的这一条轨，依然走向统治阶级。利用教育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行不通的。
相反的，菁英阶级的出现使挤不进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怨愤不满。六〇年代，政府顾及经费问题，又恐怕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限制了高等教育发展，使城市失业青年增加。整体劳动力也显露同样的不安分，因为高薪给的较安定职位要的是有技术的人，而大多数的劳工都是消耗性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重要层面都渐渐出现紧张，共党内部亦不例外。
中苏拆伙
现在回顾六〇年代，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和苏联是注定要拆伙的。重要的事实是，美国从太平洋彼岸与中共进行的接触，比苏联越过西伯利亚和蒙古而来的影响力，既广泛又持久得多。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没在中国办大学来教育中国青年，上层阶级中国人的第一外国语是英语，不是俄语。相对的，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源于共党革命运动与几千名曾被派往莫斯科的人。这种关系迟至二〇年代才开始，而中俄共产党人彼此认识得更清楚以后，双方的情谊倒不见得更融洽。共党领导人不会忘记，斯大林在二〇年代主张遇错误的策略，到了一九四五年又为了苏联自己在东北的利益与国府签和约。总之，中苏间的连系很稀薄，一旦中共开始发展其本国式共产主义，这关系就可以溶解消失。溶剂之一是，中共再度承认需要外援来发展经济以后，美国及其盟邦能供给的也比苏联多得多。
中苏拆伙在五〇年代分几个阶段进行。一九五七年苏联建国四十周年，毛主席于冬天访问了莫斯科。他说了有关苏联在国际共党中至高地位的溢美之词，甚至说了连苏联都觉得言之过早的话——苏联人造卫星环绕地球是“东风压倒西风”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来日无多了。这时候中苏之间有许多科技交换协议存在，包括协助制造核子弹在内，中国工业发展持续有近万名苏联专家帮忙。
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大跃进的时候，双方关系就开始有了裂痕。赫氏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先后访北京，和毛泽东处得都不大好。苏联这位领导人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浪漫的线路偏差者，对他的见解不敢恭维。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宣称，人民公社制将可使中国比苏联先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很令赫鲁晓夫恼怒。毛于一九五八年计划炮轰金门的时候对赫氏只字末提，因为毛认为这是家务事，更使赫氏怒不可遏。毛的说法忽略了一项事实，美国之与台湾结盟正如中共与苏联结盟，毛所谓的纯属内战，其实可能引发美苏两大超强对峙，进而导致核战。
此时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的协商正进行到“戴维营阶段”。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中，美国与中共可能发生战争。苏联表明不支持中共，随后又食言，把原于弹交给中共。到了六〇年代中期，赫鲁晓夫突然把派在中国的苏联技术专家撤回，而且把蓝图也一并带走了。中共不久就对苏联共党发出意识形态炮轰，抨击苏联修正主义，苏共也照样回敬。到一九六三年，中苏共党的争执公诸全世界了，双方互指对方背叛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
大跃进的社会运动意义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之得以实现，是因为有地方干部多少年坚决而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好几百万人，不论男女，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兼操纵人。有的是党员，也有的等着入党，都有野心要实现革命，并且跟着革命往上爬。他们凭着能够对革命的机会有所响应，因而从农村群众之中脱颖而出。就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他们大致与帝制时代与民国初年的下层士大夫阶级相似，旧士大夫的下层分子听命于地主士绅，替不在本乡的地主收帐，也有的是地方小吏、帮会或农民组织的头目、军人等，都居于可以对百姓收税、征役、调度、施压的地位。清朝末年以后，下层士大夫阶级变成了地头蛇，与上层已无瓜葛，而上层士大夫多已迁入城市。
共党推动的土改，从头到尾是一个以党干部取代旧士大夫阶级下层残余的过程。党干部的活力代表新的政权，但是就结构而言，他们穿透村民生活的程度更甚，而且有党的权威为后盾。旧士大夫阶级下层分子在地方上的出现，多少是自发而自主的，共党干部的地位却是凭着代表更高层权威得来的。
这一批乡下激进分子被造就出来而且爬到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后，当然希望有事可做，而且愿意超额地做。大跃进发动以后便煞不住，正是因为党干部一旦重组了村民就不肯停了。共党的“解放”运动，事实上是制造了一个想要一直解放下去的新阶级。
五〇年代末与六〇年代初的中共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家。这些年轻人完全摆脱了过去，卖力地争取好机会好职位。除了自私牟利之外，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动机。农民生活的旧梏桎排除、教育与组织普及、人人机会均等的信条，使许多农民青年有为伟大主义效劳牺牲之心。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会发现大跃进是往昔大规模公共建设的现代版。明代的重修万里长城工程，和抗战时期成都修筑美式B29轰炸机起降机场一样，都是征召乡村劳力完成的。通常是先召村长来，指示他找多少多少人到某个工作地点工作一段时间，也许是十天吧。于是，村民们就自备食物来
了，在工地架起可供歇眠的席棚。他们分工合作，分配到的工作完成后，再整队回家。村民服劳役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这种挑担子运土、以人力采石的功夫都集合成为光辉的业绩。大跃进时期修堤筑坝开渠的成就，与安阳和郑州的历史古都的建筑是异曲同工的。动用如此浩大的人力乃是统治者的特权，毛泽东用它自是理所当然。
农民被组成生产大队和公社而生活，也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发明。大跃进应该可以和北魏、宋朝、明初等时代的农业改革相比。特别是在政府力量侵入农村方面。我们仍要多看中国的悠久历史，才能真正认识现代的中国。
六〇年代初期的一阵经济恢复之后，中共的下一革命阶段又转为向内。的确，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之争是在解放军快速而漂亮的胜战之后结束的。但是，中苏争执愈趋激烈后，中共企图拉拢非、亚两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同反对苏联，却遭到挫折。周恩来游访非洲各国只是徒劳一场。这时候，美国以庞大军力介入越战了。但是为避免韩战式的中美冲突再演，美国承诺不入侵北越。毛泽东在外交上诸事不顺，却可以感觉出这是再次大举改造中国人民的时机。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起因
毛泽东的最后十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病亡——经历的这一场国内政治斗争，震撼了中国、令外界世人惊愕，也造成可怕的破坏。中共的“迷失的二十年”是以一九五七年整倒无数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的，现在以此做为闭幕终曲，确实毫不逊色。这一场大灾祸直接牵涉的人就在一亿左右，现有已经说出来写出来的资料要算是其“完整历史”，还差得太远。
美国人若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应当先想象在一位“伟大领袖”与党的专政统治下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受统治，只因为其人民在政治上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