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残忍的缴粮程序中，关键人物是生产小队的队长。小队长是农村本地人，通常具有党员身分，被派担任此职，任期有几年。小队长有指挥小队的权威，而且要和其它小队比赛，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促使自己的小队增加生产，并且把部分的“剩余”按政府定的比市价低的价钱卖给政府。因此，小队长也就成了整个征粮制度中的最主要掮客，在下级队员和上级大队干部之间斡旋。这种职务是农村政治学和乡村人际关系的一个主要重点，也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可想而知，小队长和低于或高于自己地位水平的人相处，都是一种主从式的往来关系。他的个人背景“关系”在这种处境里必能发挥作用，贪污行为难免由此而生，而且蔚为风气。
农人和收税者之间的战争，无疑是在男人与女人的战争以前发生的，其微妙性、精密性也决不输给后者。小队长的位置是腹背受敌的，前面有上级，后面是小队队员。他可以让全队合作，以反抗政府的征粮目标。手法包括做假帐或索性做内外两本帐、以多报少、虚报开销、趁夜间偷偷把粮谷运走，不收集散落田里的谷子以压低收成量（再以这些散谷喂牲口），不让大队干部知道有新的田开耕等等，举不胜举。对于大队干部，除了消极的蒙骗之外，还要搭配以积极的感情培养，藉邀宴、送礼、奉上小惠结下人情债。然而，生产小队智胜大队干部的故事不过和囚犯越狱成功的传奇一样，带着可怜的味道。干部对农人系统化的剥削乃是常态，例外者非常稀罕。
小队长也有一套可以促使队员增产的办法，但是要长期保持激励的效用不衰却很难。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真相才昭然于世——政府为榨取粮谷而限制农民行动自由的策略效果并不好。一九七八年以后，农人从自己的劳动获取利润的机会增加了，生产量也就大大超出了以往。但是这个日子末到来以前，农民一直处在党与政府的压制之下。
开始工业化
共党于一九四九年战胜，刺激乡村人口往城市回流。都市人口从一九四九年的五千七百万迅速上升至一九五七年的一亿。到了一九六〇年，都市人门已高达一亿三千一百万。不断从乡村迁入城市的人口，使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情形要等到农村与产业性工作人口能纳入机构管制以后，才有所改善。产业劳工——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民国时代是很不容易追踪的。因为无技术工人都是劳工承揽人到乡下去找来的，而这些承揽人和工厂经理是一气的，反对工人组织工会。一九四九年的制造业劳动力，有五分之三仍是未受雇于他人的工匠。到了一九五七年，这些人大都纳入了城市的手工艺合作社；此时的劳动力已是原来的两倍，一半以上的人是工厂的员工了。
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强调先牺牲农业以发展重工业，这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乡村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占着很大的优势。即便如此，早期的工业目标都达成了，将工业社会主义化的工作方向中已经出现了“大跃进”的心态。
国府时代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先前就控制了全国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二，这是有益于进行国家垄断工业的。一九四九年战争结束时，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主管和其下的二十万名职员都留在大陆没有撤离。这些入主张按照苏联路线建立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反对美国人偏好的公私混合发展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改进原本是由资委会领导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阻挠资委会的行动，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资委会终于完全停摆了。
共党并没有以几年的时间渐进为资本家与政府配合经营的工业，反而按照党在农业管理上已经确立的集体化来办理。很快的，集体化运动在名义上接管了工业经营，虽然实际上资本家仍旧持续运作。至于共党干部们，一律是对农业所知比工业多得多。爱国心和私下的野心教他们把工业计划目标定得太高，又虚报成果，根本不求健全逐步的发展。因此，政府和党干部在工业上的积极行动作风都变得不切实际了。
通货膨涨控制住以后，课税基础扩大，政府岁入从一九五〇年的六十五亿元增加为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三亿元。持续不断的赤字，藉发行债券余销了百分之四十。债券不是以通货为单元，而是以货品等值为单位，也可能是银行存款。国民政府时代的岁入约为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共党政府一九五二年的岁入却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五七年增至大约百分之三十。
政府利用差别待遇的税则和信贷政策，将私人资本的工业并入国营。结果，使一九四九年占一半以上的民资工业降至五分之一以下。但是地方上的手工业大致仍属私营。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被认为是大为成功的。国家收入的平均年成长率为百分八点九。农业产量据说有大约百分之三点八的扩大，而同期人口成长约为百分之二点四。其它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平均约为百分之二点五。印度在五〇年代的成长率还低于百分之二。中共的纸上统计数字是非常可观的。按统计，小学生的入学率从百分之二十五跃增到百分之五十。据说，都市工资普遍增加了几乎三分之一，农民收入则增加了五分之一。
工业投资方面，中共的记录与苏联于一九二八年展开的强制工业化颇为相似。不过，一九五〇年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只有一九二八年苏联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至四分之一。中共未能看清，苏联的人口与资源比例优于中国很多，而且革命以前就有很大程度的工业化，便采取了苏联模式的快速工业化——偏袒重工业而牺牲农业。中共的工业投资总额，有大约一半给了苏联支持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计划，都是大规模且资本密集的。这一百五十六处苏联工厂，几乎全是重工业，都设在武汉、包头之类的内地大城市，以避免对上海、天津等沿海都市有所倚赖。
倚赖苏联援助，却要支付很高的代价。中共第一次五年计划投资约二百五十亿元，苏联以每年六千万元的额度支持，但这些钱是借贷，不是赠予，必须全数偿还。苏联派来的专家有一万名左右，中国派到苏联受训练的有二万八千人。但是苏联的全部贡献只占中国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左右。当然，苏联科技比中国的先进，整体看来苏联的友好关系也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这诸多因素让一九五六年的“第二次五年计划”的策划人得到十分明智的结论，大家都认为，重工业的确该受重视，但是必须农村进步，才能长保城市进步。策划人士又觉得，大规模工厂在内地不如较小规模的工厂效率高。小型的地方工厂尽管科技较不进步，原料和人力却可就地取材，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又可以带动乡村的工业化。此外，策划人士也想减少对苏联支持的依赖。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造成谷类与其它农产品的产量显着增加。政府官僚系统愈扩愈大，似乎已经到了妨碍经济成长的地步，主张减少中央控制的呼声相当强。然而，一九五六年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进行到公开宣示的程度，就被一九五八年夏的“大跃进”压倒了。
教育与知识分子
如果知识分子还在扮演指责告诫当政者的儒生，学生还在学校里念古典的、自由开放教材，革命怎能搞得成功呢？．毛泽东没受过很多开明自由派的教育，不过他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即是：支持政府的知识分子，以及能够触及而且重塑农民大众的教育形式。由于这是他后来吃了败仗的一个领域，我们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下中国的教育经验。
帝制时代，有学问的人几乎全都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所以有学问的人一般都是崇尚古典而保守的人。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成就，是在这个认可社会秩序与中央控制权威的架构之内产生的。在欧洲因为许可宗教寺院庇护权、不同信仰宗派对立、政教分治等情形存在而酿成的多样化，在中国是没有的。学术活动大都留在官方管道之内，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哲学门派创始人，都做过官。
近代中国有两项事实源自这种传统。第一，十九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并不轻易就接纳外国观念，改革的进行相当缓慢。其次，旧秩序真正瓦解以后，民族主义弥漫，知识分子不分改革派或反动派，大多一心想要“救中国”，心理上仍以国家政府为取向。
这种取向有其矛盾性。因为从政书生的角色本来就是双重的，一则要执行朝廷的行政，一则要向主政者建言，必要时还得站出来批评朝政。读书人知道是非而且有义务进谏告诫，这种观念已经牢牢嵌入“知行合一”的学说之内了。也就是说，学问应该在行为中体现，而行为应该影响知识。一九一二年“新文化运动”的读书人曾经力主划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实在是革命性的作为。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华以后，这些读书人都成为官方的顾问或行政主管了。专门批评中国腐化现象的鲁迅，曾经有组成“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行动。他鼓励批评与出版，也是以改善社会秩序与国家行政为取向，毫无退出政治的意思。
共党一旦于一九四九年掌权，思想谨慎的必要性就大大增加了。理论上，从革命战争过渡到运作新政府之际，必须把尚武的行为转变成以说服的方式达到革命目标，不再诉诸暴力。进入二十世纪的后半期以后，建立一个现代化政府除了必需工程的经济的知识资源，就连社会科学、历史、文学各方面的人才也是缺一不可。后工业文明的成熟社会里，这些新知识已受到高度重视了。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却认为，中国最当务之急是重建统一国家的强固中央权势，并且按照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改造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为了这个目的，共党必须先控制好中国人民的思想与行为。共产党的悲剧在于几乎走不出抓牢控制力这第一步基本要务。
五〇年代初，教育界的教授们有上百人遭受了思想改造。每个人都必须招供过去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顺从，表白自己因背叛中国人民的深重罪恶，以及感谢毛主席指导他洗心革面。知名人士的儿女都得公开指谪父亲为反动分子。每一篇招供到了可以过关而告示大众的时候，多是利用出入意表的推理方式说明被旧秩序恶行腐蚀了的被告为什么已经不堪为青年表率。教授们经过这一番羞辱折磨，其公众形象也就毁得一干二净。
五〇年代的知识分子只是思想改造的目标物之一。等思想改造扩大成全国性的运动以后，改以某些理论上的恶行劣迹为攻击目标，再找出一些有此类恶行的人按照固定步骤加以改造。每次运动都是全国一致展开，由地方上的激进分子带头做起来。这些人通常都受上级指示，要揪出一定数额的改造目标。思想改造的斗争大会都是群众规模的，动辄上千人，以便有效发挥杀鸡儆猴的作用。
教育改革的下一步是，制造忠于党路线的学生。由于知识分于从事教职者非常多，整个教育体系变成了一个要彻底翻新重建的领域。中国近代教育政策的三个明显有别的时期中，第一个时期是旧式经典教育期。这个延续到一九〇五年为止的时期，教育了类似英国牛津、剑桥毕业生的通才，造就了见识开阔的行政人才，而非技术专才。第二时期至一九四〇年代为止，造就成功受西方文艺与科学熏陶的新式士人阶级，一般民众只在初步教育的阶段。第三时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也是毛泽东希望能以一般民众为教育政策重心的时期。推广初级学校教育与简易公卫措施，是中共的两项重要成就．按毛泽东的希望，可以利用苏联体系，从小学就开始培养意识型态正确的技术专家。但是，实际的教育制度面前有两条路要走，一是让一般大众受新式教育学专门技术；另一个是培养一个见解开阔的菁英阶级，以取代旧式的从政儒生。然而，以中共的有限资源，哪能同时把两个目标都达成呢？
一九四九年起，中共便开始积极模仿苏联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强调的是，以专才教育培养实用科门的科学人才，其中又以自然科学为首要。因此，中共取消了教会学校和国立大学必备的文艺院系，另外办了二十所工艺学院和二十六所新的工科大学。大约二百所高级教育机构中，只有十三所
是文理学院兼备的综合大学。中共当政初期的这种教育调整，结果是使大多数的毕生转入技术科门，也使以往调教有政治理念而无甚实用技能的科系——尤其是政治系和经济系——人数锐减。换句话说，教育方针的转向主要是把制造适任政府高官的通才教育，改成了制造技术专才的实用教育；共党自有选任高级官员的管道。这样的转向，意在切断文科教育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
仿效苏联也包括管制教学计划、教材、教科书。因此，一切专才教育制度都是按中央指示办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成立了。在庞大的翻译计划下，苏俄的各种专业教科书都有了中文版，俄文中译的书占了出版书籍的三分之一以上。原来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教学，也改采俄语。评分数与口试的方式全按苏联通行的模式。遗传学这一门，更是对苏联冒牌学者李森科（P。Lysenko）的非科学性观念唯唯诺诺，徒然白忙了一场。
国民政府时期和共党“边区”留下的旧系统，与苏联模式合组的教育制度，尚有许多仍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受过高深教育归国的人，现在虽然都是教授，却得为了适应共党统治而重新受训调整。虽然教授们都是五〇年代思想改造的头号目标，事实上，任教职的人大体上都没有采纳共党的方式和观点。教员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成分多些，极权共产主义的成分较少。
教员即便受过思想改造，而且有心接受新的革命思想，却遭到了教育标准的难题。共党希望加紧制造工农阶级的知识分子，教授们却发现，最优秀的学生还是有教育背景家庭的于弟，只受过两、三年教育的工农阶级根本达不到上大学的水平。政府虽然鼓励乡村民办学校，但是要让这种学校衔接上新式高等教育的水平却不可能。由于民众教育是由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党员指导办理，想要达到大学水平的希望渺茫。
重要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数量一直有限。一九四九年以前，人口有四亿的中国每年只有十八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以后，人口迅速增加，受过高等教育者占的比例并没有扩大，大学毕业的人仍然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人才这么少，如何能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五〇年代渐渐过去，每村皆设民办学校的目标不得不放弃了。中学毕业而等着进大专院校的人不宜太多，万一造成一批职业不符其志向的知识分子阶层，反而无益。
简而言之，中国人还没摆脱劳力的大众与劳心的有权阶级二分法的观念，中学毕业生认为不挤入白领阶级乃是丢脸的事。一九五六年间，大学生之中工农出身者只占三分之一。教育的革命虽然已经展开，距离完成或成功却还远得很。除了教育之外，还有苏联的不当经济开发模式，一同为下一个争取知识分子支持的革命阶段作好准备。
毛泽东先说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前提，“我们没有他们不成。”他在一九五六年初的立场是，农民和工人渐渐合并为一个阶级，工农都成了党员，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知识分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