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为基础，有民众参与，也就是必须动员人民。
毛的刊物于一九一九年末遭禁以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和上海，在两地都找到了志同道合之士。但是他还不是阴谋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于一九二〇年组成一个俄罗斯事务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分团。甚至他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党会议之
时，也还未全心投入阶级斗争。一九二三年间，他组成了“湖南自修学院”，宗旨之一是，用旧式中国书院传播近代知识的新内涵。他本来还要为湖南的工人运动效力，却不得不于一九二三年四月逃往上海。
上述有关中共建党人士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的数据，显示一个密谋夺权的组织在中国出现时，要具备形式相当容易，反倒是做为组织方针的理论依据比较不容易规划完善。几千年历史中曾有无数抗暴造反者秘密组成结拜兄弟的团体。孙中山组党之初，确实曾因为难以超越这种古老作风而感到棘手。汤尼·赛克（Tony Saich）编辑的中共各支党部与中央的往来书信（即将出版），指出一个事实：所谓“民主的中央集权主义”（democratic centralism）这种单向式的党纪，早期曾有执行上的困难。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将包括运作风格和观念两方面。强调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只是马克思主义衍生的一支，它有它的民主期望。至于剩余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观念与“劳动学习”的观念（即是使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使劳动者成为知识分子），以后仍将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但对于促成中国式的文明社会无甚帮助。
一九一〇与一九二〇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学界人士和都市企业人士的经验，都证明这两种人同样不能只凭自己的力量奠定政权。他们虽然需要新的政治秩序，却只能静观历史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孙中山与联合阵线
军阀割据的中国重新统一，也与历史上其它再归统一的先例一样，需要三十年时间，从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五〇年止。也和其它类似的时期一样，这三十年是漫无头绪的一片混乱，因为有平行的好几路人事在同时进行。对外关系方面，有一九二〇年代的争主权运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行为使争主权转为爱国抗日，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国内政治统一方面，由两个专制政党力量组成的联合阵线进行，而两党都受到俄国的列宁主义者鼓动影响。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了瓦解军阀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曾携手合作，也相互竞争。两党于一九二七年拆伙，虽于一九三七年再度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却始终是死对头。同时，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宣称统一而建立国民党政府之后，党内却发生第三条斗争路线。这次的党内之争的双方，一是仍在继续发展的文明社会元素，一方则是因为日本侵略而获得认可的军事独裁。
三条冲突路线无一不把旁观者搞得胡里胡涂，也令参与其中者困惑。三者一起把共和下的中国变成充满不可解与误解的谜。我们作析解，必须从孙中山这位爱国者开始。他的诚恳使他能够几乎不涉意识形态，却敢大胆冒险，这两者正应了当时情势的需要。
孙中山生于靠近葡属澳门的珠江三角洲的一般百姓之家。但是他的成长期有部分时间在夏威夷渡过（曾经因英文成绩优异获得学校奖状），在香港受完医学教育（故有“孙博士”之称衔）。一八九六年间，清朝驻英公使馆将他拘禁之后又不得不释放，给他赢得革命先驱的名声。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协助他在东京组成了同盟会。因他有革命元老的象征地位，一九二一年曾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几个星期，之后便让位给了袁世凯。
孙的国民党本来的宗旨矛盾不定——只有重整中国社会的有限目标，到一九二〇年代却突显得十分清楚。因为孙中山于一九二二年决心要向苏俄学习，他的接班人蒋介石一九二七年的决定乃是与苏联一刀两断。
列宁主义所说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因而带有一些世界性的色彩。由于政治思想在中国向来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为依据，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包容文明世界的传统。因此，中国的革命者自然选中了有全球普遍效用的教条为号召依据。孙中山虽未表示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清楚看出共产主义方式的有用之处，所以同意容共，共赴民族主义革命。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是将分散在各个国家里的共产党组织而成。一九一九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曾鼓励在欧洲各地进行革命。一九二一年以后，列宁回到他的“新经济政策”上，虽然共产国际仍在与复苏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较劲，其革命性却已变得较不积极。只有在中国的作风依然不改。
列宁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利用亚洲落后国家为获利来源，才得以支撑其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亚洲不再受帝国主义剥削，西方国家的工资将持续上涨，从而迫使资本主义迅速崩溃。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将使帝国主义列强丧失赚钱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因此等于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最弱的弱点进
行“侧翼攻击”。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弱点是亚洲经济结构，这儿也是帝国主义剥削劳动阶级最不留余地的所在。
苏俄政府逐步放弃了沙皇时代与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藉以讨好中国。不过随即发现这么做对以前在东北的权益而言吃亏很大，因此其外交部继续与北洋政府以及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同时却以共产国际进行革命颠覆。
一九二二年的孙中山已经历过三十年的风浪，走到了一生机运的低谷。他于一九一二年被拥上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却眼见自己的国家分裂为军阀割据状态。为了藉用军阀手段使中国统一，他得与广东的投机武人共事，却于一九二二年六月间因为不敌对方的阴谋而逃往上海。就在此时，他证明了自己是国民党的首要领导人，也证实他无力完成革命，于是才与共产国际连手合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孙中山便按苏维埃路线开始重组国民党。
这种为便宜行事而结合之举，是有严格限制的。联合声明由孙博士和苏俄代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宣布。声明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环境条件不适宜。苏俄则同意，中国需要统一与独立，故乐于协助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孙中山于此时写信告诉过蒋介石，能找得着谁帮忙就找谁帮忙了，而西方列强都不愿帮忙。虽然孙中山此时争取且接受了苏俄之助，在他心目中，共产主义并不能取代他自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方针。即便他发觉，将共产党强调的以反帝国主义精神激发群众运动之说并入他的想法，有其效用。
以这欠安定的结盟为依据，苏俄的协助随后就到。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初在广东成立政府之后，便派蒋介石到俄罗斯考察三个月。蒋回国后，于一九二四年担任在广州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这时候，擅长组织且曾居留美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担任指导国民党革命的专家之职。他帮忙创办了一所训练宣传家的政治学校，教国民党的政客如何博取群众支持。于是国民党按苏俄的模板发展了许多地方性的小组织，并且由小组织选出代表，参加党的大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选出苏维埃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为党内的主导权威。党章由鲍罗廷起草。
协助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之余，共产国际隐而不宣的目标是要发展中国共产党，并且使中共在国民党内取得战略地位，进而控制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同意之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然另成一个独立组织。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首肯了加入国民党而成“内部集团”的策略。孙中山觉得此策可行，因为中共的党员甚少，两党基于反帝国主义而联合，而国民党也有意带领一个宽容的、全国性的、多阶层的运动以避免阶级之战。孙中山同时觉得，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不大（至少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来是如此）。至于中国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群想要垄断俄国援助的“青年”，如果俄国为与国民党合作而必须不承认这些青年，俄国人就会这么做。
中国的共产党员们却正在都市工人、贫苦农民、学生之中寻找确定的阶级支持。不过他们看得出，这种阶级基础还太弱。所以起初只求跟着民族主义运动走，利用这个运动，但不要令其中占大多数的非共党分子产生反感。应注意的是，共产党在中国这时候还只是婴儿期。一九二二年的党员还不到三百人，到一九二五年仅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而一九二三年的国民党人数已将近五万人了。赛克（将出版）查阅中共早期文件，指出共产党人在运用“内部集团”策略时的进展乃是假象。事实真相是，中共党员挤入国民党高阶位时能有影响，却没有势力。中共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宣称领导了一百二十万名工人，其实只是工人代表曾出席中共主导的第三届劳工大会。他们造起来的不是“泥巴脚的巨像，而是泥巴脚的佛陀像”（注：feet of Clay 字面意为泥巴脚，意指根本弱点）。共党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第一次联合阵线中，无论是在都市或乡村，都未能打下长期支持的基础。
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不稳当。其维系力量是彼此的利用价值、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以及孙中山在世之时对国民党内反共较激烈分子的驾御力。
一九二五年间，上海和广州的学生示威与帝国主义势力开火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与六月二十三
日），掀起全国人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不平等条约与外国人的特权持续存在的恶劣事实，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引发的行动包括对英国与日本的长期抵制与罢工。
蒋介石之得势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不幸早逝之后，他的追随者完成了自广州至长江流域的北伐（一九二六——二七）。受了新的宣传训练的国民革命军人员，比蒋介石的军队先一步出发。军队有俄国顾问，配有俄国武器。借着宣传先行，鼓励民众，以及“银弹”贿赂的手段，北伐军的六支主力将华南地区的三十四支军阀部队击溃，或是予以收编。
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达到新的抒发高峰，对象则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首的英国。英国人为了自保，一方面归还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另一方面纠集列强组成一支有四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卫上海。大多数传教士——有好几千人——因为恐惧反洋行动，都自其内地驻留处撤出。一九二七年三月，革命军到达南京之时，外国居民遭到攻击。有六个人丧命，其它人则在英美两国炮舰掩护下撤离。
就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革命军内部潜伏的左右翼分裂终于浮现。两年北伐行动中，左右两派大体上都合作行动，但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就曾在广州下令逮捕左翼分子，据称是要反制对方挟持他的阴谋。一九二三年在俄罗斯的三个月考察，已经使蒋认识了苏维埃的作风，也令他疑心共产党图谋不轨。北伐成功后，情势终于明朗。
简言之，自广州迁至武汉的革命政府，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已经为国民党内的左翼与共产党人把持。其领导人包括孙中山的遣孀宋庆龄、孙中山的大弟子汪精卫、革命军首席顾问鲍罗廷。全国首都改设在武汉。由于武汉是重要工业中心，正适合共产党人的策略。革命政府虽有中共党员为阁员，但军事力量很弱。
国民党内较保守的领袖所支持的蒋介石，原本以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要地为目标。蒋生于宁波内地的地主士绅家庭，在华北与东京受完军校教育，继承了中国日本惯常的儒家（并不开明的）观点。一九二七年间，上海南京地区一旦进入蒋的掌控，他就能够以军事力量预先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并且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七年四月，共党领导的工会控制了上海，与外国军队及战舰对峙，共党依共产国际指示，等候盟友蒋介石到来，岂知竟被蒋的军队——得上海黑道的青帮之助——攻击，在一场流血背叛中伤亡极为惨重。
蒋以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不久就有一名武汉当地的军阀夺权成功，瓦解了左翼政府，有些左翼领导人便逃往莫斯科。南京的新政府解除了居要位的共产党员之职，并通令全国实行清共的恐怖政策。有一段时间，清共行动大体上成效颇着。一些由共党领导的小队革命军曾发生叛变，共产党人继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广州发动政变。这次夺权失败后，共党就退入乡下山区，以撤往江西省者最多。
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革命实验的不光彩败绩，曾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托洛斯基（Trotsky）与其拥护者不赞成共产国际渗透国民党的工作方式，他们事先已料到蒋介石会反共党，故力主纯粹共党领导的独立行动，在中国发展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组织。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却认为，在这么落后的国家里推动独立的共党运动，只会招致来得更快的打压。这一派人期待，到了国民党容共的后期，共产党将可以如斯大林所说的，把国民党盟友当“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
共产国际之未能成事，主要当然是因为距离现场太远。像上海这样连无产阶级都未组织起来的地方，斯大林藉马克思辩证就想遥控其混乱骚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计谋失败，也肇因于共产国际先把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式党组织教给了国民党，要颠覆这种党组织可比颠覆西方式国会政党要困难多了。
蒋介石与共党决裂，意味着要在革命军行动到了某个阶段时收拾一下成果。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改变乡村农民生活形态未发生前煞住了脚。
南京政府的统合巩固，加上以军事行动遏阻反叛，使蒋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经营出表面上的全国统一局面，并且获得列强各国承认，开始推展行政体系——此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决要件。一九二八年春，蒋领导进行第二次北伐，随即于六月间攻占北京，改名为北平。十一月间，东北军阀张学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管辖权，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此时各国先后与南京政府缔约，也使国民革命军的行动获得国际承认。
这个当儿，可归纳出来的结论有好几个。国民党虽然得势，党内却有太多相异的成分，无从发挥党的专政。相反的，不久就变成蒋介石的专政。国民党成立初期曾以民族主义为驱策力，一九〇五年起是针对满清异族统治而发，一九二三年起以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帝国主义为目标。意识形态是激发学生行动不可或缺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名义上是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实在只算党纲（一组目标），不能算是意识形态（一种历史理论）。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国民党未超出广东军阀势力的格局，以后与苏俄连手，才按列宁主义路线改组，有了接受党性灌输的兵力，并且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为期四年的苏俄协助与中共合作，加上要求内除军阀“封建”外除列强“帝国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爱国意向，帮助国民党掌握到权势。
这个纠缠不清的故事暗示，二十世纪中国根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