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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在壮大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位居边境上的优势，既学会了中国习俗，又不完全受中国的管制。建国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一五五九～一六二六）本是满洲南部农业盆地东边一个部的领袖。受他统御的人各族的都有，但主要是曾于十二世纪在华北建立金朝的半游牧女真族的后裔。努尔哈赤与成吉思汗一样，将毗邻的各部归于自己的指挥之下，于十七世纪初建立后金朝，以沈阳为都城。继承他王位的皇太极是极有才干之人，向东征服了朝鲜，往西又与内蒙的蒙古人结盟。一六三六年以满为族名，建国号大清。同时用已发展成功的满文翻译了一些中国经典古籍。
到了一六四四年，满人已经数度侵入华北，但尚未能够灭明。明朝早已愈来愈弱，到处都有流寇作乱。李自成的人马在西北各地洗劫之外，还进入四川与长江流域。后来他得到读书人为谋士，开始组织起王朝政府的架构。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据北京，随时可以建朝称帝，但是他能以武力打下江山，却无法用制度予以巩固。
这时候，华北和西北的明朝武将已经对朝中争执不休的文臣们——大多是长江下游籍贯者——感到彻底不满了。这些出身东南省份，有地产家族的子弟都是考场上的能手，所以占了朝中一大半的位置，但是他们无甚军事知识。精于兵战的明朝武将们晓得清军的攻击力多么强悍，因此，虽然明军数量大于清军，他们却希望能借清军的战力到关内一用。所以，总兵吴三桂和一些同僚便欢迎原来一直被他们挡在关外的清军进入华北，以便帮忙制服据在北京的乱军。但是清军一旦入关，就要进行接收了。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85）与琳·史特鲁福（Lynn Struve，1984）有关这个动乱时期的研究，强调长江下游地主家族和华北的明朝武将受着截然不同的心态驱策。而满人便在这种差异之间找到缝隙。清军一扫击溃北方的流寇乱军后，长驱直入长江下游心脏地带。他们利用了儒家礼教和先例，也展示了大清狠起来能残酷到什么地步。如「扬州十日」的屠城，就是向邻近各地发出的一个威吓警讯。明朝文官武将都面临了不降即死的绝境。一六二一年间，明朝一名文官的妻子得知丈夫被俘，以为他必定宁死不降，就带领四十二名仆婢亲族集体自杀以殉。不过她那比较务实的丈夫认为天命已不在明，所以降了大清。到了一六七七年，这位降臣的孙子在清朝为官，因为不肯投降反清的叛军而遭杀害，他的妻子又带领三十八名家人「在一夜之间」自杀以殉。有了汉人官吏（以及他们的妻眷）这样尽忠，满清得以统治中国。有些明朝官吏选择一死，也有一些做了清的高官，使接收过程更和缓平顺一些。
清军虽于一六四四年攻下北京，但经历整整一代，统一大业仍未完成。包括吴三桂在内的明朝三名降将在华南和西南地区获封为藩王，各自拥兵而成一股势力。一六七三年间，三藩叛变，占领了南方各省的大部。刚主政不久的年轻皇帝康熙耗了八年时间才平定三藩，其间他以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基地，是致胜的要素，而臣民向清效忠之心也是一个要素。毕竟，吴三桂是个双重叛臣，一次叛明，一次叛清。
汉胡共治的效率很快就获得证实。明末败亡主要应归因于流寇，尤其是张献忠的一支，其杀戮曾导致四川人口大幅下降。张献忠和竞争对手李自成都曾试图拉拢读书人来帮忙建立朝廷政权，但两人都未成功，也均以败寇收场。满清能成大业而汉人流寇未能成事，根本原因在于满人建立了政治性的体制。
制度之调适
半游牧起家的满人的首要之务是：如何从部落政治的状态进一步发展。早在一六○一年间，他们已开始在自己的版图内设置统一的行政单位，并且将可作战的兵力纳入平行的八旗之下，各以不同色式的旗帜代表。满洲八旗都划分有自属的土地，但这些土地是分散的，所以八旗并未成为地域性的单元。归顺满人的蒙古人和汉人也按此编制分属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二十四旗都是直属清帝指挥的战力。
帕梅拉·柯若斯里（Pamela Crossley，1990）将这种建制追溯到突厥蒙古的世袭军役制度。清帝对八旗军的关系不是儒家式的父与子，而是游牧风格的主与奴。战时八旗军可以享用战利品，平时则有钱和米粮可领。军士们珍视这种高度仪式化的奴隶身分，因为这是「他们对朝廷重要地位与密切关系的象征」。这种身分要求他们最高度的忠诚。注意这个事实：十五万（登于籍册的不过十六万九千）所向无敌的旗军就灭了明朝。即便还有汉奸帮忙，仍是十分惊人的。
旗军组织号称是三族共组的，但一六四八年的阵容中，汉人占了四分之三，蒙古人占百分之八，满人只占百分之十六。到了一七二三年间，满人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但距离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远得很。总之，与太监相较，旗军（以及汉人奴才）做为皇帝倚重的侍从和内廷助手，要强得多了。也们形成一个可以从中拔擢文官人选的人才储备库。努尔哈赤派自己的诸子率领八旗，但统率权要受国务大会的中央控制。如此，最初君主与各部领袖和族人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便制度化了。
满人扩大政治格局的最后一步，和金朝、元朝的前例一样，是接过儒家的术语、形式、观念来，照着该运用它们的方式用它们——支撑并持续政治权威。清初的皇帝们提倡研读四书五经与敬拜祖先，制定祭孔之礼，宣讲并书写「圣谕」（三百年后日本人也在满洲国如法炮制），颂扬儒家德行，并且接受了天子以德服人的观念。
满清入主中国前的十多年间，已经在沈阳组织了仿照汉人模式的行政体制，设有明朝的六部等重要官制，分别任用了满、蒙、汉族的官员。等到进入华北领受天命之时，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可以按汉人的方式来统治，同时仍不失其满族本色。
有几个环境条件是有利的。第一，满清不像蒙古那样还有西边大片帝国版图要顾及，所以不致于在处理首要的中国事务上分心。再者，他们来自满洲南部边境，不是像蒙古那样的大草原，不必跨越牧草场与农耕地之间的文化鸿沟。由于清初有两位英明的皇帝各在位长达六十年，使得清初一百十三年间的三朝——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雍正（一七二二～一七三六》、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六）——打下强固的行政领导基础。三位皇帝都勤政爱民，通常都是每天黎明就接见大臣。三人都曾精读经典古籍，维持精干的躬亲统治。
满人为保持其宗室的活力与根本而实行的策略，是颇有趣的研究题材。如皇帝到内蒙去避暑的时候，要骑马、狩猎、射箭，呈现出一个很不符儒家模式的强健体魄典范。此外，清朝不准汉人出关垦殖，将满洲北部维持成汉人农耕经济之外的一个狩猎领域。为阻止汉人从满洲南部向北移入，又筑了数百公里长的柳条边，以标示汉人不得踰越的界限（见地图19）。满洲则另组一个满人的军政府。因此，汉人地界以北的满洲直到十八世纪末期都是一个人口稀少的空旷地区，很令俄国人和日本人垂涎。
满人也以维持血统纯正的方式来保存传统。满汉禁止通婚，两族各保有其不同的习俗，例如满族妇女就是不缠足的（见第八章）。满人不从商不做苦力劳工。满人的宗族组织则利用萨满教（Shamanism）的系统保存下来。
满清在中国的战略要地驻防八旗军，以掌握军事控制。唯一被认可的汉人军种乃是各省的乡勇，但这种军队主要是在关卡上维持治安或逮捕盗匪，并没有受过军事攻击的训练。
清初几位皇帝给宗室亲王俸给钱财，但不允许他们在地方坐大，以巩固其领导地位。宗室都留在北京城内，无权过问政事。鉴于明朝的皇后太监干政导致宫中阴谋纷争不断，清朝一直到一八六○年以前都避免让后宫主政。
在文官行政方面，清朝采用满汉双任的制度，内阁大员满汉各半。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90）曾指出，起初的策略是起用满洲南部亲近清朝的汉人，这些人大多已编属汉军八旗或是家臣包衣，是必须依靠满清效忠满清的。后来的策略改为任用有才干的汉人办事，再由满人从旁监督。京城里的满人多于汉人，到了各省里，汉人官吏的数目远多于满人。为了要引来最有才有能的汉人，清朝特别做到让科举制度以最具威信、最有效率的形态继续运作。
共同统治（synarchy）的策略用得彻底。不仅是蒙古人汉人都编入八旗制，连京里的六部都是采双首长制，满汉尚书各一人，地方总督、巡抚也是满汉并行。常见的情形是，由一位满人总督兼辖两省，而两省总揽民军政的巡抚为汉人。这些高官都是直接上奏皇帝，各省内的机关则是将例行报告呈交六部。督察院所属的十五个各地及京城内的御史，负责纠察弹劾大小官吏，也可以直接上奏折进谏皇帝（但此例不常见）。
清朝皇帝的控制手段之一是保存满洲语言文字，并按契丹、女真人、蒙古人的先例，用满文编写文献数据，这些数据通常汉人官吏是无法取得的。最重要的还有内务府，其中包含财务库房，府内职员都由旗下属人包衣担任。这个与京城正规部处并列的隐密的政府阶层从土地、独占贸易（包括东北的人参）、海关（包括广州贸易在内）、盐税、织造、借贷、罚金、贡品各方面获取大量收入，使皇帝能在贸易工商成长上有利可得。内务府初设是为了不让宦官有经手的机会，以杜绝防不胜防的宦官贪污。但时日一久，内务府自己也腐败起来。不过，清朝皇帝用这个法子确实可以直接控制庞大资源而不让官吏染指。
在内亚细亚，清政府的第一步策略是，按明朝的方式将蒙古人分编为盟，各有其放牧的草场。如此一来，蒙古人被固定、分离，再也不可能集合统一于另一个成吉思汗之下了。清朝支持西藏的喇嘛黄教，这一教派已传入蒙古，以拉萨为其中心，这些涉及内亚细亚的事务都归理藩院主管，但是从邻近的越南、朝鲜以及外国经海路而来的贡使事务仍由礼部主管。
满清无意进行社会革命，抗清者格杀勿论，汉人士大夫家族肯接受清朝统治者，则可确保其社会地位。汉人表示顺或逆的最明显证据即是男子的薙发——将额顶剃光，后脑的长发束成辫子。清朝也必须接下明朝遗留的缺憾，如只征收总生产额百分之五的税率造成的财库衰弱，反商主义，市面流通多种不同兑换单位的纯银锭。发源于内亚细亚的满人和明朝一样，对海上贸易等关系也不感兴趣。
雍正皇帝自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三六年在位期间，以有效的改革来加强行政系统。第一项改革就是税收。他发现，许多地主利用关系和衙门书吏串通，用狡计花招减轻自己应纳的税额，把税赋的负担转到一般农民身上。这种情形又以富庶的长江下游各省最多。按玛德莲·泽林（Madeleine Zelin，1984）记述，雍正时的税务人员要收地主士大夫家族的税赋时，往往无功而返。依照一项改革，累积的小额附加税，改代以按照相当低的基本田赋抽取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一笔「耗羡」。各省将这笔税收的部分付给高阶官吏，以为「养廉」之资。但是，利用私人关系在仕途谋进已经根深蒂固于整个政府结构之中，已不可能祓除。甚至到了今天仍有这个问题存在。
雍正一朝又以广用「亲呈御览」的奏折的方式，避免官僚的例行公事阻碍效率。这种允许地方督抚直接上奏皇帝的制度始于康熙时期，皇帝批阅之后再将奏折发还，这种打小报告的举措使皇帝在整个臣僚系统中部布下耳目。一七二九年间，雍正皇帝又设置了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处理紧急事务。后来却变成总揽内阁实权的内廷机构，外国人称之为Grand Council（最高政务会）。
军机处是内廷决策的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单位，主要原因在于不拘于形式。军机大臣大约为七人，包括汉、满、蒙各籍的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官。大臣们也在外廷任职，军机处里的事务则密不外泄。军机大臣以下有三十二名军机章京，都是前途看好的青年才俊。
碧翠丝·巴特利（Beatrice S。Bartlett，1991）亦指出，军机处建立自己的机密档案，其中包括大臣的密奏，许多重要文件都是以满文缮写的。军机处里的文书工作大多由最效忠皇帝的八旗子弟担任（绝大多数为汉军八旗）。
耶稣会教士始末
十七世纪前半期明清两朝交替之际，也是欧洲人从海上航抵东亚之时。传教士循着贸易航线随后而来。中国与欧洲的第一次接触成果丰硕异常，因为前来的耶稣会教士都是饱学之士，可以用彼此都是知识分子的态度和中国这些做官的读书人交往。一六○一年间，意大利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便获准长住北京，并且以西方学者的身分领皇家俸禄。继他之后的人也都在钦天监任职，负责编制官历。耶稣会教士能顺利成功，除了因为善用天文、地图绘制、欧洲钟表机械、记忆锻炼术等等新奇知识，以吸引中国读书人的兴趣，还使用了聪明的「迁就通融」策略。例如，他们接受了早期儒家的古代伦理，只抨击佛教和理学思想。认为中国天主教徒的敬祖行为是「世俗（非宗教）的仪式」（civil ritc），和天主教信仰并不冲突。
耶稣会在欧洲是受到多面攻击的一个教派。不久，托钵守贫的多明我修会教士（Dominicans）与方济各修会教士（Franciscans）从西班牙属地菲律宾来到中国，以平民百姓为传教对象，并且驳斥以士大夫阶级为主要对象的耶稣会教士。教会争端提交教皇仲裁后，教皇派了两名特使向清朝皇帝说明，宗教事务中教皇有至高无上的职权。耶稣会教士后来又涉入清朝宫廷政治。结果，皇帝于一七二四年指天主教为异端而予以勒禁，耶稣会教士则只准在北京城内停留。
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自毁事例，已是广为人知的故事了，正如利玛窦当初成功的故事一样著名。史景迁（1984）对于后者有极鲜明的详述。耶稣会教士除了翻译宗教著作之外，还用中文出版了欧基利德几何学等上百种西方科学工技文献。这些译作在中国造成的影响，尚有待更深入的探讨。但是，耶稣会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前哨以及其达成的（与未达成的）思想交流，均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至于中国对于十八世纪欧洲的影响，一般是循两条主线进行研究。一是哲学界研究的中国政治思想，另一者是在园艺、宝塔建筑、家具、陶艺等事物上流行的「中国装饰风格」研究。中国透过耶稣会教士对欧洲造成的冲击，其实是极大的一个研究领域。
清朝对内亚细亚的控制
清朝在十八世纪的强盛，亦可见于在内亚细亚的势力扩张，特别是在蒙古、西藏、东土耳其斯坦（Chincse Turkestan）三地。东土耳其斯坦的辽阔地区包括天山以北的伊犁草原，以及以南的喀什噶尔沙漠与绿洲。
既然帝国周边的土地不划入版图就等于舍弃，清朝在十七世纪时便开始制止俄罗斯皮货商人和探险者越过西伯利亚进入满洲北方的黑龙江流域。由于水上运输已开发，清军可以大举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