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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法兰克（Herbert Franke，见Schram，1987）将辽、金、元三朝作比较，认为其行政之放松几近殖民政府的性质，原因在于汉人和三民族习俗像水和油一样地难以混融。所以，在三朝多民族、多种语言的政府中，各族仍是按自己的——契丹的、女真的、蒙古的——脚本演出。中国人仍旧预期权威阶层以世袭的方式传承，入侵者却是按有些民主意味——至少是各部宗王联合开会——的选举方式决定继位者。对中国人而言，法律是一贯的而且具普遍性的，游牧民族却是因人而异的——以其人所属部落的惯行法则处置其人。这样的差异性致使中央集权不能彻底，也不易形成强大稳固的专制权威。
由于科举制度迟至一三一五年才恢复，行政官员的空缺就以增用衙役的方式填补。有不少汉人便是利用这个管道谋得公职。但是衙役欠缺儒家知识熏陶，又没有蒙古人监督，助长了普遍的腐败。为了保持在地方上的势力，蒙古人增设了一层地方官吏。在枢纽性的地方，朝廷安排全权的蒙古官员——也有些是汉人——总理军事民政，即「大断事官」（札鲁忽赤），这些人都是皇帝直接任命的。元末的几十年中，儒家思想被研习了，蒙古的行省首长也予以充分运用，但是又遭到未汉化的顽固蒙古人内斗的破坏。
蒙古人有游牧民族好动的特性，总想不断前进夺取更多战利品和奴隶。扩张到原先未知的西方世界又征服中国之后，他们又利用夺来的宋人的船队和经验丰富的船长船员，向海外远征。一二七四年与一二八一年间，元朝以上千艘船的舰队试图征服日本，侵略了越南和占城（在中南半岛南部），进攻琉球群岛，又于一二九二年攻爪哇，都未成功。缅甸和暹罗也遭受了攻击。蒙古战士们虽然有向外扩张的冲动，却没有让中国的海上贸易加入正开始在亚洲各海域成形的早期世界航海系统。蒙古统治带给中国几十年的内部安宁和越过亚洲的沙漠商队贸易。有些欧洲人便是由这条陆路来到中国的。有人说，约于一三三一年至一三五四年间流行并大量减少中国人口的腺鼠疫，也是从这条路传到欧洲而成为一三四八年至一三四九年间的黑死病，似乎是有理的。
忽必烈实施的大运河第二网络系统等公共工程，对经济繁荣有相当程度的帮助（见地图16），但是西亚和印度来的海上贸易主要仍操于阿拉伯人之手，原因前文提过，伊斯兰教徒大迁移使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除了经丝路而来，也走运输东印度群岛香料到中国的香料之路。活跃于中亚旅行商队贸易界以及海上商贸界的穆斯林商团，受元朝廷的管制，也获赐贷款投资贸易。这些商客还兼营包收税款，帮忙元朝廷收取农地盈余，并将之转投入贸易。商业的成长可以从广泛发行纸币得到证明，这个发行业务也是由宫廷里的穆斯林金融家监督的。
元朝政府不用南宋人，也不干扰南人的地方社群，因而刺激了汉人的私人学术发展。数千的汉族士人由于得不到政府的任用，可以自由从事个人志业，进而成为汉人社群中的领袖，孔孟教诲的传承者。因此故，元代有曲的兴起发达，绘画也发展至顶峰。学术界大力提倡朱熹的自我道德修持，以个人的品格修养为社会秩序与良好政府的基础。除了朱熹学派敦促研习客观世界之外，另一位理学家陆象山的信徒则主张发明人之本心。与这些较哲学思考性的学风同时发展的权术学派，以研究实用的政治制度为主。这两类学问，一讲道德一讲功利，同样强调「忠」。与其说是对某一国朝的忠，不如说是对于理学大道的忠。此外还有重法的理论，目的在矫治政府的专断无常。
解释宋代
没有一个文明高峰时期可以用简单的术语描述明白。然而，学者将某个伟大时期作的一番阐释，往往会变成这个时代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宋代转变极深极广，以致日本史学者内藤湖南从其中看见了「近代」中国的诞生。他所指的近代中国是一直延续到他自己的时代的清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藤在这个近代之中看出两个势力层：一是专制皇帝与其「亲信及走狗」，二是「中央任派的官僚之下的地方社会」。这个新生的近代时期的特色是，「政府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重要性渐减，同时文化的重要性却渐增」（见Fogel，1984）。内藤看出这个过程的一种移转，即是我们曾指出的，从贵胄家族的寡头统治，移转至较强势的皇室利用有学养科举背景的官僚与地方士大夫统治。皇帝远离了每天与寡头统治同僚的非正式接触，变得更专横。「其后果」，按崔维泽（见CHOC 3）说：「是皇帝和社会之间以及皇帝与他藉之发挥统治权的大臣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崔维泽认为，内藤的论点「很经得起现代研究探索的考验」。但是这个论点并未特别关照宋代的全盛发展以及外族征服对这种发展的阻遏。中国在宋元两朝下的不寻常发展，以及后来阻碍这项发展的因素，似乎早该有人来重作一番评估了。
多家学者的说法由一个人纵观过，再予以结合关联，似乎可以从其中归结出一个理论。别人也用不同的言语表达过差不多的意思，前提大致如下：⑴古时中国建立了为达中央控制之目的而编制的「政治化」国家政府，其手段是从官僚体系中灌输学术信仰，以及独裁皇帝可运用的暴力；⑵内亚细亚的异族入侵者，凭着军事本领和行政技巧，变成了中国政体中固有的「参与者」；⑶由此而形成的汉胡皇权，一直保持在次要的经济成长与文化多样过程之上的地位，为中央「政治控制」的首要之务。
简而言之，从一开始，异族入侵者就有助于维系政治挂帅的地位，使政治控制了中国古来固有文化的、经济的生活。如今政治仍然（或是格外）控制着全局，愿意被控制的倾向，主要是受理学意识形态的加强，因为理学家强调在层次分明的社会秩序中向权威尽忠，并且较看重务农的自给自足，却看轻较难控制的贸易发展与对外关系。在政府专制持续加剧的同时，随附着的是前文提过的，在中国人心目中「文化的重要性渐增」。换句话说，我们要讨论的是两个层次：国家政府，以及伏于其下的社会。
因此，内藤的第二个论点——有关政府角色缩小而文化与地方社会角色扩大的，可以由前面讲过的士大夫社会之形成行到证实。不过，这种在地方层次上的成长，却使在上层的皇帝和朝廷专制如旧。
中国被辽、金、元三朝外族征服所受的影响，现在才刚开始被人们探讨。外族征服造成的经济冲击似乎仍难确定，但这确是创痛，而且可能整体上是剧烈的心理挫败。它对明代中国发生的影响很快就突显出来了。
第6章
明代的政府
洪武皇帝的遗赠
明代的二百七十六年间（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从原来的大约八千万人增至大约一亿六千万。有破坏力的内战多能予以避免，教育、哲学、文学、艺术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反映了士大夫社会的高文化水平。然而，元明交替的光景并不好。明朝政权起初是军事化的，为的是要将蒙古人逐出，并且抵挡在境外，继而试图维持境内安定，避免来自中国境外的影响。推翻蒙古人的汉族复兴主义并不打算延续宋代，而是在理论上企图回归汉唐的盛世，不过事实上却持续着元朝的某些风貌。
明朝的气质始于其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心态。自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在位的洪武君，原是佃农之子，少时贫苦，曾乞讨为生，做小沙弥时跟寺僧学识字读书，后来加入反元的宗教组织。他起兵反元之后，以武力消灭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其它反元势力。在儒生襄助之下，发布了檄文，施行了受天命的仪式。一三六八年赶走了内讧分裂的蒙古诸王，在南京建都即皇帝位。（见地图17）
这位新的专制君主的人品，虽然一如其它开国皇帝般受到赞颂，总体而论似乎是中国的一个劫难。洪武皇帝相貌丑陋，精力过人，脾气暴烈，而且多疑猜忌，唯恐有人图谋不轨。牟复礼（Frederick Mote，见CHOC 7）认为，明朝统治形态的许多独有特色源自「这位奇怪而强有力的人的个人特性。」
洪武皇帝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最大规模、最多样化的国政之上，维持中央控制权。为达此目的，他颁下了无数规范子民行为的忠告，包括法律、典章、祖宗训示、一系列堂皇的教谕、乡村法令、礼仪规程。爱德华·法默（Edward Farmer）认为，这许多规章形成了一幅理想社会秩序的蓝图，还包含了支撑这个秩序的奖惩条款。洪武皇帝不怎么像黩武者，倒更像理论家，满脑子的概念。
至于实际行动方面，洪武皇帝基于个人经验，了解农村的疾苦，尽可能用政策压低田赋、种植树木防止水土流失、维修黄河长江上的堤堰、在谷仓中储粮防饥、编里甲以杜绝盗匪、鼓励士绅济助贫病者。但是他的经济理念只限于传统儒家的看法，以农业为富国之本，认为商贸是剥削的、可耻的，并且以节俭为皇帝的主要德行。
太祖洪武的政府曾试图培养自给自足的小区，让大众自己管理自己，让军队自己屯田供粮，由人民服徭役自筑道路或供衙门差遣。皇帝本人的俭省也延及官吏，只发放有名无实的微薄俸禄，迫得官吏们只得谋取法外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因此，太祖的不增税（nonewtaxes；布什语）终不免导致贪污腐败。
但是，太祖关注的重点仍是军事。由于中国必须防止蒙古势力复兴，便因袭了元人兵制，在重要据点设卫与所，将军民分籍，军职世袭。军人屯田自供粮饷，并且随时备战。蒙古王公原是各有大封地的一个分散的贵族阶级，明太祖则是将带兵的人封赐成为一个武官贵族阶级，职等和俸禄都优于文职大臣——至少在他疑心武官谋反而大开杀戒之前是如此的。
必须在文与武两者中做一选择的时候，明太祖尽管法令多又爱说教，却站在暴力的这一边。一三八○年间，他发现宰相谋反，将宰相斩首之后，其亲族也全部处死，前后总共杀了大约四万人（有「关系」的害处在此）。以后连续处死大臣，加上好几次的整肃，杀人之数可能达到十万之多。其后果是可用的人才丧失与恐怖统治，儒家好仁好礼的政府根本无从施展。大臣受廷杖的刑罚羞辱，在明朝已变成常例。受刑者要伏倒，手脚被人扯住，露出臀部由司刑的人役边打边唱杖数。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有损人格、有害生命的仪式了，因为几杖之下便会皮开肉绽，感染生疮是难免的。一五一九年间，因为进谏皇帝勿再流连南方不理朝政，有一四六位臣子受了廷杖，其中有十一人因而致死。一五二四年，大臣们反对以追赠先皇与皇后的名号称皇帝的生父母亲——因为他的皇位继承自堂兄，结果有一百三十四人受廷杖，其中十六人丧命。这些令人觉得，皇帝和臣子们经常陷于皇帝的暴力解决不了的制度性争斗之中。
明太祖的判断错误，大体上可溯至他非巩固维持个人控制不可的决心。由于他一心一意要独揽大权（这乃是自古留传下来的一个必要），便于一三八○年取消中书省，废了宰相，使身为皇帝的他成为全国民政与军事的「总经理」（CEO）。这么一来，他有了控制权，但也有了极沉重的负担。明朝行政制度的研究权威贺凯（Charles Hucker）指出，曾有一度，太祖在八天的期间收了一千六百件奏章，其中共计有三三九一条请示的问题。按每天十小时批阅两百件的速度来算，每件奏章平均看三分钟时间。以前的朝代中，这种每天例行的公务，由宰相带领一批属员去处理。在明清两代，这个重担落到了皇帝身上。既然皇帝不见得都是超人，皇帝的办公室通常成为一个瓶颈，政府因而更容易堕入无效率可言的例行公事。
明太祖废除宰相和中书省，等于将文官层僚斩了首，而文职官僚及其工作必须由外廷的首长宰相领导（外廷即指六部、监史台，以及京中其它官署）。因此，明朝的皇帝不得不藉助于身边的随侍者（内廷）来理事，进而变成行政、军事，以及其它特殊事务都要靠太监去办。到后来，宫中太监人数高达七万。
财政问题
洪武皇帝给后世子孙留下的最怵目的缺陷，按财政史学家黄仁宇（1974）看来，是财务方面的。首先，国库和皇帝可动用的御库并没有分开。明成祖（一四○二～一四二四）在内战中篡得皇位后，迁都到北京，因为这儿是他个人势力所在的地区，而且是可以北控蒙古的战略要地。环绕紫禁城四周的京师面积将近七点八平方公里，其中有五十多个供应铺，雇用工匠人役大约十万人，专为宫内提供服务，所服之务也没有公私之分。这种情形正符合了一项事实：皇帝的个人生活和仪礼性质的行为，都是政府活动的一个部分，应受儒士、道学家的监督和评判。
在太监的管理下，宫中开销无来由地扩大。皇帝的亲军卫「锦衣卫」的费用也是如此。锦衣卫除了负有保护皇帝的任务，还是一个特务机关，主管令人闻之丧胆的镇抚司，专门查办政治犯。一三八二年锦衣卫设置时卫卒有大约一万八千人，后来扩增到七万五千人。
姑不论洪武时代的朝廷或以后的皇帝如何，明太祖本人是力求节俭的。他规定的田赋约为农产量的百分之十，税率不重。这似乎是善意的轻税，使政府岁入匮乏。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就是使政府发挥不出功能，帮助不了百姓的经济生活。太祖却期望地方小区代中央政府之职，负责各种各样与税金相关的私人花费。为了纳税与管制之便，农民自一三八一年起按里甲制编册，每里之中有十户户长担任甲长，其上再有一位里长。由里长甲长负责全里内的税收和各种差役事务，并且要负责更新户口「黄册」登记的土地人口数据。里长甲长都是轮流制，每十年轮过一回。
这个巧妙的安排和相互监视保安的「保甲」制一样，都有重大缺点。这是饱学的行政官设计出来教导百姓如何履行多种义务的蓝图；却详尽得没有改动的余地。到了必须适应地质实况和乡村生活的人际关系时，弊端开始出现。不用多久，就腐化得千疮百孔了。这个不可收拾的综合症候群还包括税收、军备给养、通货供给等，都或早或迟变得失效无用。在这一切问题之下的，是死守着太祖定下的旧制不改。以至于明朝行政后来无法配合中国需求转变的脚步。
以税收为例，为了省却将各地收得的税赋送进京师的麻烦，安排好各缴纳地区直接把税收送到指定支销该笔税收的机关。其结果是，各路自行——或依法——进出的税收在全国交叉往来乱成一团。这套不能便通的既定办法却不受任何监督，因为没有一位从头到尾负责的官员。黄仁宇说过，明朝财政系统的主要顾虑「始终在求统治上的安定」。因为每个财税机关都从无数个不同的来源收税，地方官全都没有能力独立，也无力改善行政质量。因此也无人建立起有造反财力的根据地。「国家税收作业太分散，以致根本不可能被人操纵」。
如此散乱的税收花销制度，使中央政府起不了作用。大批衙役、书吏、小办事员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忙着收各季到期应缴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