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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其生前信徒已达200多人。 按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人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准奏，亲赐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 ，墓碑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这年十月下葬时，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曾记载，“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引者注：即内阁首辅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内阁首辅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明朝统治阶层对科学的重视和不凡的胸襟。
利马窦死后，澳门教会当局借口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传教士散播科学。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时就表现出心不在焉，使徐光启很不满意，说“可以窥见其人”。
利玛窦的成功经历，使传教士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于是来华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1620年携入的7000部书，“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物外有装潢图书七千余部，……书籍见顿香山澳，俾一朝得献明廷。”这些书籍中，“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日所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传教士们一面编译出版，一面还与中国学者合作，直接用中文进行著述，向中国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西方的先进火器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传入中国的。
而看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中国的境遇。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著作有《远镜说》、《主制群征》、《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和《崇祯历书》有关。明末汤若望还撰写了对西洋火炮的整个制造工艺的《火攻挈要》一书。
然而在满清统治下“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崇祯帝以开明的态度准奏。但很快明亡，没有起到作用。
满清统治者与明朝不同，将西方科学技术全部拒绝，这和明末士大夫积极学习西方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对待耶教从理论上的驳斥变为政治上的严禁，是一种倒退。如1805年（嘉庆十年）满清禁止西方人在华刻书，传教和设立学校。
七、其它科技成就的部分列举
1。天文、气象
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一致。欧洲到西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16幅的云图。
嘉靖年间，万户进行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不幸牺牲，成为人类载人飞行先驱，为纪念其为科学献身精神，现在月球和火星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1618年传教士邓玉函已把小型望远镜带到中国。1618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远镜说》，对伽利略的发现和发明做了介绍。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中有《测量全义》（1631年），其第十卷为《仪器图说》，其中首次出现词汇“仪器”，表明科学仪器的制造和研究，被有意识地提到日程上来了。1629年徐光启上疏“急用仪象十事” 第10项即为请求装修3架天文望远镜，用来观测行星和该年9月9日的日食，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
1631年（崇祯四年）10月25日，徐光启和历局人员“于历局测日食，用镜二具，一在室中，一在露台。两处所测食分俱得一分半（径分十分）”，经换算得“一分四十二秒，正合于所算食分矣”（汤若望译撰《交食历指？新法算书》）。这是中国天文机构首次用望远镜观测日食。在徐光启的主持下，11月8日又用这种仪器观测月食。此后，望远镜的使用遂成为惯例。……
在徐光启等人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利用望远镜观测日月食方法的影响下，崇祯皇帝也开始利用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并用其观测过1638年（崇祯十一年）13月20日的日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另外，在崇祯二年（1629年）防御后金军队进攻时，徐光启就曾使用过望远镜窥敌。徐光启引进了西洋的新工具望远镜，引进了利用观测月食测定地理经度的先进方法，并利用望远镜获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如木星的卫星、月亮的环形山等，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纳入世界近代天文学发展的轨道。
2。物理、化学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176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1403～1424年）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 “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
徐光启在准备《农政全书》的手稿《造强水法》中记录了以绿矾（硫酸亚铁）与硝为原料制造酸的工艺过程，并说以金属加入后“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 。因能溶解金属而把它称为“强水”，此名称长期在民间沿用。
1627年扬州刊印由邓玉函口授、王征笔录的《远西奇器图说》。其第一卷“重解”介绍地心引力，物体重心与稳定的关系，几何图形重心的求法，比重与浮力。第二卷“器解”叙述杠杆、滑轮、斜面与螺旋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与计算。第三卷介绍了各种起重运输、引水机械。从而把当时西方的力学与机械知识传入我国。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声音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同水波相类似。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在物理学方面，方以智有诸多创见。他从气一元论自然观出发，提出朴素的光波动学说，认为：“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 亦即，方以智认为光的产生是由于气受到激发的缘故。由于气弥漫分布于所有空间，彼此间无任何空隙，被激发的气必然与周围静止的气发生相互作用，“摩荡嘘吸”，将激发传递出去，这就形成了光的传播。方以智所描述的朴素的光波动学说，区别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可称之为气光波动说。
从气光波动说的角度出发，方以智进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线的主张，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要向几何光学的阴影范围内侵入，使有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他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现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线直进性质进行的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准确。他说：“物为形碍，其影易尽，声与光常溢于物之数，声不可见矣，光可见，测而测不准矣。”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所有这些，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新鲜的。
另外，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和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色散，以及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是很领先。如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一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在卷二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也就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七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欧洲到西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3。生物、医学
王夫之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
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一书中，记述有大量动植物的生态学内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识。他引述传教士“脑主思维”之说，介绍了关于人体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识，但剔除了“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之类的内容。他自己对于传统医学也素有研究，撰有多种医学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传世不多，我们难以窥其全貌。
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4。科学实验及其它
朱载堉注重实践、实验和实测。他特别注意把自己的理论放在实践中去检验。例如他提出的名为“异径管律”的管口校正法，就是从数学中推导出来以后，又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证明了它确实有效的。为了确定量制标准，朱载堉测定了水银密度，测量结果相当精确。他的书中记述了大量的实验事实，如管口校正实验、和声实验、累黍实验、度量实验等，就充分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方法。
在重视实验方面，还有徐光启的例子。“徐光启在科学方法上的第二大贡献在于他对实验方法的重视。” 无论是修历，还是农学研究，徐光启都非常重视实验手段的运用。对有疑之处，徐光启不是到典籍中寻找答案，而是亲自进行实验，用事实来说明问题。
……徐光启就是这样用科学实验的事实来破除农业上的保守思想，为推广良种高产作物而顽强进行斗争。他在上海、天津都建有试验园地，对京东水利、种植水稻、引种甘？ 、放养白蜡虫、种棉花、积台等，都亲自实验，这是他在农学研究方面能够提出创见的重要原因。
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明末技术专家薄珏能制造各种武器、机械、仪器，“其学精微博奥”，“远近叹服”，连“海外亦重其名”。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1586～1641）所著《徐霞客游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广泛系统地探索和记载岩溶地貌的地理学著作，他比欧洲最早系统地研究岩溶地貌的德意志人瑙曼（Naumann Kart Friedrich，1797～1873）要领先二百余年。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他的游记读来并不象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象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充分说明了这部著作的开创性贡献。
在科学认识和思想方面。徐光启认为科技始终是“治世之大法”，西学之科技可以补益中国传统科技之不足。西方科学是在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基础上导入经验观察即系统实验。爱因斯坦说西方科技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在《几何原本》中的逻辑思维形式，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系统实验总结因果关系。徐光启认为西方科学“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分解掰析，亦能使人无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分解掰析”，即命题间的演绎推理，这保证了西学的“精实典要”和“使人无疑”。西方科学之中一直贯穿着演绎推理这一认识论原则，并由此统一起来。徐光启认为“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达，丝分理解。”“丝分理解”就是指正是中国传统科技之所缺的演绎推理和数量关系。徐光启发现西学中所表现的注重逻辑和数量关系，是儒家经世致用、务实之学的重要有益因素。因此，传教士传播科学，这一欲用来吸引士人和传教的手段，在徐光启那里成为其理想追求的目的。徐光启在经世致用、务实之学中找到了科学的位置，把科学进一步引入了儒学。“道本技末”在徐光启那里变成了“道技并重”，科技在徐光启思想中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因素。这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大革命。
在西方尚未区分哲学和科学时，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两者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 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近似于现在的自然科学概念。“通几”的概念：“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类似于现在所说的社会哲学。
方以智还论述了两者的关系：“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通几护质测之穷”，“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当时的中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