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国一直占据主流位置的儒家思想所宣扬的观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中国主流的儒家观念里，汉族统治者如果用暴力去欺凌压迫其他弱小的少数民族，则本身就是丧失道德，缺乏仁义，削弱统治合法性的表现。
文明类型本身的需要和儒家观念影响结合起来，使得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思想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确实影响到统治者实际政策层面。
如明太祖朱元璋直接在《皇明祖训》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瓜哇、渤尼、……基本上囊括了周边大部分弱小的民族、国家地区。再如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以郑和率领的舰队所具有的军事实力，要想在沿途所经地区进行如西方后来的殖民强盗那样的抢劫掠夺乃至屠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实际上郑和所经之处，无论当地民族多么弱小，郑和都是和平友好相待，从事贸易，馈赠礼物，传达善意。
即便是对那些历史上残杀压迫过汉人的民族，明朝的皇帝也往往以德抱怨，比如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带兵北伐时，即发布讨元檄文，宣布‘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他还诫谕诸将士：‘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以上‘有不恭命，必罚无赦’。长期以来，元政府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列为最下的等级，实行残暴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朱元璋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逆用元朝的政策，而是对蒙古、色目人一视同仁，‘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而中国历史上那些喜欢武力，喜欢侵略扩张的皇帝，历来在史书上都得不到好评，被丑化抨击，被说成是‘穷兵黩武’的暴君，比如秦始皇，隋炀帝等，一直是被历代文人当成最典型的反面人物来列举。即便是汉武帝这样基本上是属于自卫反击而连年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皇帝，在历代文人史官那里也非议不断，毁谤连绵。
再以对待国内的少数民族来说，只要不叛乱，不搞分裂独立活动，汉族中央政府基本上是给予很大宽厚优待的。如果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给他们民族自治的权利，让他们本民族的首领土司管理当地，而不设立流官。对民族风俗民族习惯以及信仰也都给予尊重保护，而不强行干涉改变。真正大规模取消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实行“改土归流”，恰恰是残暴的满清统治下，而非明朝。
如果说因为某些少数民族从事叛乱或抢劫活动，而派军队镇压，那实际上汉族人造反或抢劫，政府照样会派军队镇压……”
费正清、钱穆、许纪霖、赵丰年等一方面指出了“华夷之辨”的重点即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主义，说明狭隘的民族观在古代中国并不是主流思想。但另一方面，由于对民族本质（文化共同体）、民族发展的高级阶段为文化主义阶段、文化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外在体现的类似性的认识不足，他们误认为古中国没有民族主义（或者并不强烈），这是不准确的。
由于中国早已进入民族发展成熟和高级阶段，即文族阶段，社会主流思想是以文化作为判断民族属性的核心因素，“蛮夷”只要接受和遵守华夏礼仪，就可做华夏人；而当华夏遭遇外敌入侵，人民生命财产遇到严重威胁时，中国人必然会生出强烈的保卫华夏文明的民族情感，如秦汉征夷、民族英雄岳飞抗金、少年英雄夏完淳抗清等。
一个著名的能说明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华夷之辨”之大防的核心为文化的典型例子：“很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如江阴人民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本来江南百姓们已经接受了清廷的统治，他们对明王朝早已没有感情，认为谁做皇帝没有关系，亦即不在乎统治者的血缘、地域甚至语言，只要不过分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满清用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逼迫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百姓剃发易服，直接改变中原和江南人民的风俗习惯，这种破坏华夏文化，使中国退为“蛮夷”（即由文族退为极端的部族）的罪恶行径，必然招致全体中国人自发和强烈地反抗，乃至数千万中国人毫不犹豫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因为服饰是文化最突出的外在表现，让多少个繁华的城池被屠戮殆尽，骨积如山，血流如河，这个惨痛的史例无可辩驳地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
南宋文天祥面对投降元朝的南宋太后的劝降，说：“君降臣不降。”这和上述抗清的史例说明，古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所效忠的，绝不仅仅是一家一姓之王朝，真正的中国人是将民族利益置于一私姓王朝之上的。
再看看明末知识分子的“华夷之辨”。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最后一句即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亡国指改朝换代、统治者政权的变更，而亡天下是民族、文化的沦亡，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显然瞿太素、顾炎武在这里表达的华夷之辨不是国家、民族之辨，不是地域、血统之辨，而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华夷之辨”，从来不是排斥其它文明中优秀、先进的东西，恰恰相反，排斥和抵制的是野蛮、落后的东西，对文明，哪怕是来自再遥远的地方的其它文明，中国都是抱着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和吸收的。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死后还要厚葬。从内阁首辅叶向高所说：“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即可见明朝人对科学的重视和不凡胸襟及他们对文明与先进事物的推崇。故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即认为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
明末，“王夫之继承了先秦尤其是公羊学以文化来划分夷夏的观点。” 他提出了在当时相当大胆惊人的思想：“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他说中国人曾经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这段话本质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即“文明是由互不相知的各民族分别创始的多远独立发生论”。其中包含了两个具体方面，一是文明在空间上的波动起伏，当一个地区处于蒙昧野蛮状态时，别处文明已经相当强大；二是文明在时间上的波动起伏，从野蛮进到文明，也可能从文明退回野蛮。
王夫之说：“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也就是说，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的地方却处在文明状态，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提出：“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一会明亮，一会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无一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义词。明朝时期中国被西方传教士看成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到满清末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却成为了一个野蛮的国家，中国人民都是“野蛮的半开化的人”。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王夫之悲痛的预言。
再看王夫之的接近生物进化论门槛的文明进化论观点。他说：“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只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很显然，王夫之这里的所说的“夷狄”不是国家、民族和地域概念，而是判别文明程度的概念，“夷狄”代表的是野蛮。
正是从文明进化，防止野蛮民族对文明的破坏，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停滞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王夫之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提出“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也就是说，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权，可以让出来，可以继承下去，也可以革命造反加以变动，但决不能让野蛮加以统治掺杂。那样就会导致文明停滞倒退甚至毁灭的灾难性的后果。
根据王夫之评传一书作者所说，事实上“在王夫之看来，纯粹的‘夷狄’文化尚有其长处，而如果华夏的文化退化为‘夷’，为‘野’，那所产生出来的乃是一种更加不祥的新劣种”，中国在明灭亡后，悲剧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证实了王夫之的观点，所以王夫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但他并未因此陷入绝望，一方面“他深信‘日照月临之下’，必有文明的存在”，他充满激情的预言“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也就是只要能族类强植，仁勇竞命，就算经历一百个世代，中华文明也终有消除弱丧之祸，重新崛起之时。
莫秀珍在《王夫之的民族文化观》中将王夫之的夷夏观总结为：①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文化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②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之间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契合，或曰互相融合，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契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③社会文明是进化的，在此总趋势中，文明中心会发生转移，因而发展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路。
明朝后期的思想先进，勇于跳出自我中心主义樊篱，站在所能企及的世界主义制高点上，去审视和反思传统华夷之辨，并且得出一些迥乎以往的认识结论，不仅具有思想启蒙意义，而且成为晚明时代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蒙元简单粗野、赤裸裸的“四等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动荡和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包括今天的满族）。
“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华夷之辨”的重点在于保卫文明，抵抗野蛮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的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即便在现代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极其先进、不容质疑的。只是到了满清统治下，“华夷之辨”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不伦不类的口号。
有些人尽管承认文化的重要性，却仍把血统作为民族认同之基础，他们认为满清入关统治中国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弊端，实际上，明亡、满清统治中国的重要原因，是过度自由化、思想混乱、官僚阶层和军兵阶层纵欲导致华夷之辨被漠视甚至被抛弃。另外，如果对华夏文明有足够的自信，那么今天也应对华夷之辨存有同样的信心。尽管当今世界华夏文明尚未复兴。实际上，西方国家一些人的民族思想连中国古人的思想高度都没有达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更多的体现在科技、生产等方面。况且他们的所谓文明成果，真正属于自己劳动所得并不多，相反掠夺、欺骗其它文明的成分却不少，至今如此。很难说，因为如此的西方文明发达，便说华夷之辨失去其合理性。
当今新形势下的华夷之辨的重要任务，除揭露和批判不当文明史观的宣传，重建自信、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外，更有对不正当渗透中国并进行合法和不合法的掠夺的西方势力及其培养的无耻卖国精英和买办汉奸集团的一系列卖国行径的深刻揭露、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与美国等国家严禁重要经济领域如金融领域被国外公司控制的保守作法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过分开放，严重依赖外资，将国民经济各重要领域领导操作权和巨额劳动成果拱手让与外资，每年中国在经济各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丧失于国外势力和精英汉奸共同作用下的资产以万亿计甚至更多。亿万人民的辛勤血泪劳动成果不知不觉中被外资和买办集团窃取，滋生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人民生活和生产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资源浪费与消耗愈来愈严重。所有这些出卖和掠夺中国国家民族利益、透支中华民族未来的现象必需得到深刻而广泛的揭露，买办汉奸和部分外资势力也必需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这是为了保护更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和中华民族现在和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二、我们批判的封建糟粕与满清统治的关系
1。了解真实的程朱理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孟之道，曾经被全盘否定和打倒，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发展，以及自由的盛行，人们已经开始正面认识传统儒家学说，如所谓“国学”热，各地读经活动的举办，甚至很多地方开办了私塾或书院，招收儿童、少年和年经人学习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王文元先生将儒家文化概括为：
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但很多人仍然对程朱理学存在误解，对陆王心学的了解则更少。此小节内容是初步认识人们对程朱理学的明显误解。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代程颐说：“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
对程颐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男女双方的理想要求。程颐并未要求现实中广大普通妇女守节、普通男子不再娶，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所以程颐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还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徐继畬说：“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宋代人对妇女改嫁态度并不太严厉，再嫁女、失身女、妓女都可被赞为贞烈之女。 宋代士与妓相爱并结成夫妻的现象很普遍。“婚姻不求门阀”是宋人对婚姻的广泛态度。“士庶婚姻寝成风俗”是宋代婚姻的一个普遍现象。
以下摘录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中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