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 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 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 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主制群征》 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 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 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 艾儒略，1637年
《坤舆格致（矿冶全书）》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汤若望、杨之华、黄宏宪译
《建筑十书》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
《测量全义》 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 罗马版
《比例规解》 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 雅克？贝松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磁石测量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 萨拉？安吉鲁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 克洛德？举雷
当时翻译和创作的还有《远西奇器图说》（从书集，邓玉函和王徵，1627年）《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1635年）、《西国记法》（1595年）、《性学觕述》（1623年），《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天启年间陆仲玉著）、《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而在清代出版的著述只有：南怀仁《仪象志》、《仪象图》、《坤舆全图》、《坤舆图说》、穆尼阁与薛凤祚《天学会通》，利类思《狮子说》，梅文鼎《梅氏历算全书》，《数理精蕴》五十三卷，等等。数量相比明代可说是极少，且多是传教士所作。
在明代中后期翻译的书籍中，我们看看《几何原本》，以及《明理探》两部著作。
徐光启已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科技多时，深感西方科技的精妙。于是向利玛窦建议：“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要新奇而有证明。”这个建议被利玛窦愉快的接受了。……据记载，从1606年9月到1607年5月，徐光启每天下午都到利玛窦的住所翻译三、四个小时。
徐光启认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可见在其心目中，“会通”中西是第一步手段，“超胜”西学才是目的。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由之路。在当时条件下，徐光启极其重视翻译等会通工作，注重通过翻译工作培养自己的西学人才。让天文生学习西法并亲自传授，“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 对此，纪志刚评价说：
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
1607年春，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 徐光启并未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翻译古代西方数学之经典著作《几何原本》。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首次向中国人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坚定地说：“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 他还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二至、二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 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使得封建士大夫并未普遍意识到《几何原本》的巨大作用，“而习者盖寡”，但徐光启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 ，并认为它是“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 。
李之藻和傅泛际翻译了《明理探》。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逻辑的学术著作，书中多次申述：“名理乃人所赖以通贯众学之具，故须先熟此具”。李天经把《名理探》比作太阳，“众学赖之以归真实，此其为用固不重且大哉！”曹杰生认为，没有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中国学者就会推迟对西方逻辑学的接触和了解。
三、明朝政府组织修编《崇祯历书》
在天文学方面，与西方伽利略（1564～1642）同期的是中国的徐光启（1562～1633）。事实上，中国传统科学相对于西方科学缺少对“所以然”的探求，即较拙于“言其故”。利玛窦在翻译《几何原本》时就曾指出：
窦自入中国，窃见为几何学者，其人与书信自不乏，独未睹有原本之论，既缺根基，遂难创造，即有斐然述作者，亦不能推明所以然之故，其是者已亦无从别白，有谬者，人亦无从辨正。
当明朝人对新近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很快意识到“言其故”的好处。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都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万历41年（1613年），李之藻曾上疏请求参照“西法”改历，列举了“西法”的十四条长处，并总结道：
凡此十四事者，臣观前此天文历志，诸书皆未论及，或有依稀揣度，颇与相近，然亦出无一定之见，惟是诸臣能备论之。不徒能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
而徐光启对此则有更加系统的论述。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徐光启曾指出：
杨子云谙历理，而以觕法言理，理于何传？邵尧夫未娴历法，而撰私理，法于何生？不知吾儒学宗传有一字“历”，能尽天地之道，穹宇极宙，言历者莫能舍旃。孔子曰：“泽火革”，孟子曰：“苟求其故”，是已，革者，东西南北，岁月日时，靡所弗革，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故者，二仪七政，参差往复，各有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郭守敬推为精妙，然于革之义庶几哉？而能言其所为故者，则断自西泰子之入中国始。
在后来的崇祯改历中，徐光启再次强调了“西法”的长处，认为这是改历中必须加以借鉴的：
第令改历一事，因差故改，必须究其所以差之故而改正之，前史改历之人皆不其然，不过截前至后，通计所差度分，立一加减乘除，均派各岁之下，谓之改矣，实未究其所以然也。臣等昔年曾遇西洋利玛窦，与之讲论天地原始，七政运行，并及其形体之大小远近，与夫度数之顺逆迟疾，一一从其所以然处，指示其确然不易之理，较我中国往籍，多所未闻。臣等自后每闻交食，即以其法验之，与该监推算不无异同，而大率与天相合。故臣以为，今兹改历，必须参西洋而用之。以彼条款，就我名义，从历法之大本大源，阐发晰，而后可以言改耳。
崇祯二年（1629年6月21日），钦天监 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吻合。徐光启时任礼部尚书，他再次提出修改历法的建议，是年崇祯帝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奉崇祯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1629～1634年徐光启、李之藻和李天经，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任用西方人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J。Terrentius，1576～1630）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是在以崇祯帝为首的明朝政府组织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崇祯历书》共137卷，包括《测天约说》《浑天仪说》《恒星历指》等30余种书籍。其中参考了当时在欧洲都很新甚至尚未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龙果蒙塔努斯（Longomontanus）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等，译用了哥白尼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介绍了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现象，译出开普勒《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若干材料……并用1/3的篇幅阐述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崇祯历书》大量引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和图，并把哥白尼视作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
《崇祯历书》采用第谷体系后，很快被当时的中国天文界接受，如明末苏州的薄珏就著有《各重天有本动、有推动、有带动论》加以诠释。 《崇祯历书》分为基本五目：
一，法原：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二，法数：天文学、数学用表；
三，法算：天文计算所需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五，会通：中国传统方法和西法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徐光启在主持改历时，提出了一套发展天文学的方法，他说：“欲明天事，只有深伦理，明著数，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而已。……除此之外，无他道焉。” 徐光启认为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是为修历：
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此其书必愈数倍，其事必阅岁年。既而法意既明，明之者自能立法，传之其人，数百年后见有违离，推明其故，因而测天改宪，此所谓今之法可更于后，后之人必胜于今者也。
《崇祯历书》正是按此目标来编写的，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用以介绍基本天文理论，讨论各天体运动的几何模型及其建立方式，并把这部分内容排在“五目”首位。 “法原”占据了核心部分，共有40余卷，占《崇祯历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和《高弧表》等引入平面和球面三角学，《比例规解》和《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可贵的是，明朝科学家对西方科技知识加以批判地吸收，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
如方以智通过深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修养，对当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学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圆说赖以成立的观测证据，然后才加以接受的。
对于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例如传教士曾说，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1600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根据计算（定地球圆周长约9万里），太阳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三分之一，这显然不可能。他运用自己发现的“光肥影瘦”理论，对此问题做了解释，指出人目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发光体要大，因此按几何方法进行的测量并不准确。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又如方以智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如他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认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认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崇祯时也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对徐光启任用西法进行指责，却未受到行政干涉。政府为他设立一个民间历法机构东局，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及原来的大统历局、回回历局四家机构平等、公开地辩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在这十几年的争斗中，中西立法进行了八次正面较量，终以西历八次全胜，而宣告了《崇祯历法》的正确性。” 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
对此，江晓原分析说：
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向者己已之岁（1629年——引者注），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
正如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所说：
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徐光启时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他于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深受崇祯信任。他生病了，崇祯却不放他回家，以至让他死于任上。“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又派员赐给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钱等，还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祭，并派人护丧回上海。” 以表示对他的哀悼。而1633年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