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蜗碌�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康熙廿三（1684）年，海禁结束，海外贸易开始，次年随即停止澳门的陆路贸易（1679～1684）年，而东南沿海各省的商船再度遍及日本、东、西洋等处，海上贸易盛况空前；于是“商船交于四省，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饱受海禁、迁界之苦的东南沿海“积贫之民”，乘机相率搭贩洋商船出国，各种商船多载人民往国外，又开始清代商民持续出国浪潮。清廷对于出洋贸易的船只仍存有戒心，是故满清政权虽晓得海上贸易能增加财政收入、补充兵饷，但因其长期的游牧经济生活的限制，不能亦不愿见到海上贸易和百姓出洋对东南沿海经济所起的作用；加上满汉冲突所带来对汉人的偏见，对明郑反清势力于海上活动记忆犹新，又何况出洋者大都是汉人，所以对海上贸易虽解禁，却采取各种的限制措施。……在康熙看来，海上贸易虽能带来经济利益，却决不可因之让它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对于政权上安全的考虑远在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上。
……随著海外贸易的发展，出洋贸易商船的增多，附搭出洋谋生的人数亦不断增加。大量百姓移居海外，当然引起满清当局的恐惧与不安，康熙更担心：“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甚至对闽、粤沿海及台湾一带从事海运活动的人深表疑虑。……（雍正）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唯恐内地人外出，……与外夷勾连，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
康熙四十六年，满清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地发现洋人，省级官员都要受处分。满清对于限制洋商，则是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和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
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后却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这就是乾隆皇帝禽兽般的心理了。
1793年，英国派遣使臣马嘎尔尼携带600箱礼物到达广州，名义是为乾隆80大寿而来，实则是想通过谈判，使满清放宽对外贸易禁令，以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但乾隆却把此看成是藩邦的朝贡，在朝见礼节（三叩九拜）上进行争执，而在以后的实质性会谈中，乾隆更是拒绝了英方提出的全部方案，坚定了闭关锁国的信念。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满清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强调“海防为要”“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 。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将洋船限制在广州。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中西交流减少了，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西方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
在对外贸易方面，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宣布江南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江浙、闽和粤四海关，准许其他国家商船来华贸易的政策，外国商人可进入上述四关所在港口进行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因英商擅闯宁波定海，又将松江、宁波和泉州三港海关撤消。外国商人的来华贸易只能集中于广州一港口。乾隆在当年十一月初十日颁布谕旨给闽浙总督：“晓谕番商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押令原船返棹至文，不许入浙江口岸。” 从此，广州一口接受外商来华贸易的政策，直维持到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鸦片战争前，外商来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造成对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和巨大伤害，并造成大量白银财富外流。最终引发鸦片战争，并以屈辱失败结束。这与晚明海外贸易形成鲜明对比。
马克思对满清的闭国政策评论道：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满清关紧国门、禁海休船是征服者为了防备中国人外逃，避免掠夺成果被其他列强分肥。同时，在政治上避免反清志士逃亡到海外联合建立光复基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海外谋事、国内起义，并在早已海禁放开之后。 如英国军官伶俐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所说，“……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中通过对明前期、后期及清前期海外政策动态和静态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从整体主导趋向来看，贯穿明朝海外政策的主线是开放的，因而其政策实践也是较为成功的。而贯穿清代海外政策的主线则是封闭的，因此严格意义的闭关政策是清朝形成、确立和完备化，最终导致了近代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万明说：
从内容上分析，海禁政策包含有海防意义。明初遭遇来自海上外来势力侵扰是客观事实。明初海禁政策出台，遍设卫所于海岛，建起了万里海防，成为保卫国土的海上长城，是积极的海上防御？？而清初实行海禁政策只是针对海上抗清力量，没有外来势力自海上侵扰的问题，却实行了全面禁海，在沿海6省大规模禁海之外，又加迁海，将明代所设海上防御之所尽行废毁，迁入内地，将海外岛屿尽弃，实际上是有海无防。
从实质上分析，明朝初年出于全面集权的需要及对海外贸易利权在上的考虑，惟留朝贡贸易为对外贸易惟一孔道，积极推行朝贡贸易这一官方海外贸易，海禁主要是与之配套出台的政策。郑和下西洋便是推行官方海外贸易开放政策的突出实例。因此，明朝初年的海外政策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明初的海禁，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而清初沿袭前朝，不顾时代的演进，惟保留朝贡贸易，但与清廷建立朝贡关系的海外国家却寥寥无几，政策本身即是对明中叶以后民间对外贸易发展趋势的逆向行为。总的来说，清前期采取了置海外贸易完全不顾的极为消极的海外政策。这是一种封闭的海外政策，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是闭关自守的集中表现。清初海禁政策乃至迁海政策的推行，致使40 年间正常对外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相对明朝后期对民间的开海政策，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倒退，尤其考虑到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狂潮席卷世界，一个世界市场正在形成之时，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可以说是延误了中国的发展。
以政策结果而论，明朝开放的海外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渐变，促进封建社会晚期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松动，拉开了中国迈向近代的帷幕，同时也加速了封建王朝腐朽灭亡的过程。清朝封闭的海外政策，将明末中国海上力量扼杀殆尽，把已加入世界市场近代国际贸易竞争的中国海商置于死地，抑制了社会活力，成功地使中国明末的社会发展方向逆转，返回了封建的老路，建立了封建的盛世。换言之，清朝中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型变化，代之以循环型的变化，使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渐变发生断裂，与世界发展大势适相背离，南辕北辙，以致中国在封建旧轨道上缓慢前行，与发展迅速的西方差距越拉越大，说中国发展到近代的机遇在此时即已失去，应该说是不过分的。
附录一：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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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完淳（1631～1647），别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明松江府华亭县人（现上海市松江），家住郡城西花园浜。完淳父夏允彝为江南名士，与完淳师陈子龙创立几社。完淳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天资聪颖，早慧，五岁读经史。时陈继儒曾诗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七岁能诗文，九岁即作《代乳集》。允彝出游远方，常携完淳，使其阅历山川，接触天下豪杰。
从陈子龙为师，又受知于复社领袖张溥，文章气节深受二人熏陶。其《南仙吕？傍妆台？自叙》：“我本是西笑狂人。想那日束发从军，想那日霜角辕门，想那日挟剑惊风，想那日横槊凌云。帐前旗，腰后印，桃花马，衣柳叶，惊穿胡阵。”“盼杀我当日风云，盼杀我故国人民，盼杀我西笑狂夫，盼杀我东海孤臣。月轮空，风力紧。夜如年，花似雨，英雄双鬓。”再如：“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励志鸡鸣思未楫，惊心鱼服愧同舟。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精卫》：“北风荡天地，有鸟鸣空林。……辛苦徒自力，慷慨谁为心。”少年英雄倚剑报国形象跃然纸上。
完淳年十四，识女孩秦篆，曾传词曰：“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十二玉阑干，风有灯明灭，立尽黄昏泪几行，一片鸦啼月。”后娶其为妻。
完淳少年即胸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一次完淳问其岳父钱栴：“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丈人惊愕，一时语塞难答。
崇祯十六年（1643年），完淳十三岁即与同县友人杜登春等组织“西南得朋会”（后改为“求社”），继其父、师所创“几社”。次年春，农民起义军席卷北方，自称“江左少年”，上书四十家乡坤，请举义兵为帝出力。
为救国复明，父子倾尽财富，毁家抗清。1645年（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完淳年十五，随父、师于松江抗清。失败，夏允彝投水自殉。乃随子龙联系太湖义军，参谋义军领袖吴易军事。不久，太湖义军被灭。完淳泅水脱险。恢复华夏意志坚定不移。因痛心国事，作《大哀赋》，文采宏逸，情词哀惋，见者无不惊佩感叹。
1647年（顺治四年）春，明鲁王（朱以海）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和时为帝草旨，可调动人事，类今国务院办公厅副厅长）。完淳写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秀才谢尧文，使其海上赴舟山呈与鲁王。尧文在漴阙候船，被清兵拿获，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廷得完淳所书谢表等，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秉承清摄政王意旨，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务要一网打尽。
完淳避于嘉善岳父家，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松江，意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不幸于六月底被清迁侦获逮捕，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审。船过细林山（即辰山），念先生子龙，作诗《细林夜哭》，以表哀悼。船过吴江，又作《吴江夜哭》，以悼念吴易。过江宁，望钟山，大笑曰：“我得归骨于高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孝陵，千载无恨！”
押至南京，洪承畴亲讯并劝降：“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挺立不跪，佯为不知审讯大院即为洪承畴，反话正说、寓贬于褒，高声答道：“我闻亨九（洪承畴字）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当左右差役告之实情，完淳更声色俱厉：“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洪承畴面红耳赤，满头是汗，色沮气夺，羞愧不已，无辞以对。初崇祯帝以洪承畴战死，为其大办国丧。岂知洪承畴中努尔哈赤美人计，降清，立成满清鹰犬、朝廷叛徒和民族败类。
时钱栴亦被捕，意志沮丧。完淳在旁勉励：“今与公慷慨问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哉！”使钱得全晚节。在狱中谈笑自若。写下许多感情激愤的诗篇，如：“片风丝雨笼烟絮，玉点香球。玉点香球，尽日东风不满楼。暗将亡国伤心事，诉与东流。诉与东流，万里长江一带愁。”自被捕至狱中作诗集《南冠草》，另《狱中上母书》及《遗夫人书》等，俱为慨世伤时、怀友和悼亡之作，亦表达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之爱国豪情。谢枚如云其诗词作品“如猿唳，如鹃啼”，或悲或慨，或凄或壮。“英雄恨，泪满巾，何年三户可亡秦。”“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少年侠肝义胆，激越豪情，英雄气概，吞山河，盖宇宙。传诵千古。
如上母书：“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深厚孝心，慷慨悲壮；与妻诀别：“三月结缡，便遭大变，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尝以家门盛衰，微见颜色。虽德曜齐眉，未可相喻！贤淑和孝，千古所难。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后，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双慈，下有一女，则上养下育，托之谁乎？……言至此，肝肠寸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身后之事，一听裁断，我不能道一语也，停笔欲绝……吾累汝，吾误汝，复何言哉？呜呼。见此纸如见吾也。”凄怆哀婉，视死如归，绝不贪生，更显其柔情万种。
完淳继其父所作之政论集《续幸存录》，析南明弘光朝败亡之因，识见超卓。如谓“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大；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乌乎不亡？”故郭沫若叹“完淳不仅为一诗人，而实为备良史之才者也。”完淳坚信“大造茫茫，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
九月十九（1647年10月16日），押至南京西市刑场处斩。至刑场途中，完淳肩负重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