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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满清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80％。这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大祸临头。此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整个朝廷都处在精神萎靡的状态，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能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不闻窗外之事，其实与世无益。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独裁，更是拼力禁锢民间的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每个明伦堂设有一块横躺的石碑，叫做卧碑。在卧碑上镌刻有几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 “（《大清律例》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满清表面上仍把程朱理学、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但这些是被阉割和严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卫人格独立，个体尊严，反抗强权的学说，在满清的阉割与改造之下，被成了彻底的奴才学说。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满清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下来。
在明代被看成理所当然之情，到了满清却要被严厉地批评。如焦循对明代思想家吕坤进行批评：“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明代文官士大夫有独立的个性人格尊严。而到满清更多的则是奴性，像明代文官集团那样和皇帝对抗的行为，在满清统治下是不可能看见的。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
在满清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文人不过是和倡优一样的东西。原来中国历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阶层荡然无存，剩下的是寡廉薄耻和无人格尊严的奴才。“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满清的文武百官、缙绅大夫无不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对比明武宗朱厚照要南游遭君臣反对、甚至被谏臣骂出灭国亡种的话，可见满清君主专制之落后。
明清两代修史的精神相去乃天壤之别。明朝官方修《实录》，记了这么一件事：嘉靖皇帝与皇后对坐闲谈，有妃子进来献茶，嘉靖当场把妃子拉过来暧昧，致皇后吃醋，谁知嘉靖大怒，把皇后吓得堕胎。这些宫闱丑事都被明朝史家一一记录下来。对比满清，其官方所修《实录》里的康熙帝几乎就是个完美无缺的皇帝，记载他“勇武无敌，出去打猎，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文质彬彬的鸿儒，博古通今，堪为一代宗师”。乾隆皇帝更厚颜无耻地自称“十全老人”。
周思源说：
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200年。
2。修纂《四库全书》与禁毁、篡改中华文明
《四库全书》，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共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从各种历史档案上，可以看到乾隆从开始的征集天下的奇书珍本，逐渐转移到搜查违禁书籍上来。其实，后者才是乾隆的真正目标。
满清统治者通过修纂《四库全书》，名为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清洗，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的书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
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一共禁毁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曾出版《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有人在江西、广东等地所获有关记录，可统计出：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3400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3000多种。再考虑到，当时读书人在恐怖的氛围下，为活命而在私底下也烧了不少书，其中甚至包括大量无纯科技类书籍。所以实际上被焚毁的书绝不止3000多种——如此编书，是何居心，可想而知。
编《四库全书》时全国进书12000种，其中江苏4800种，浙江4600种，两省占总数的77％，致使吴地主要私人藏书家从此一蹶不振；除了对政治、民族书籍或禁止或篡改，天文亦在禁之列，全国收缴烧毁禁书6000种共15万部，其中江苏6万部，又是全国第一，而且因书禁极严，民间有天文之类书籍“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三）。著名的《天工开物》、《园冶》等书籍是失传之后在近代再从日本引回的，孙云球的《镜史》等就此失踪。知识分子转向校勘、注释古籍，形成所谓乾嘉学派。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包括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以万卷计。包括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书籍，连明人选编或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杜曲集》《杜陵七歌》 等。总共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地方官员把搜缴到的各种藏书送到京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后，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勒令各地官员注意，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并且鼔励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于是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搜书、禁书以及焚书运动。由于鼔励检举揭发，挟私仇诬告之事也屡有发生，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
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全被销毁。除此之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的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如明实录的遭遇：
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又残缺，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四十八年（16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焚毁。
周思源说，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满清统治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不得超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仅乾隆一代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即等同）”。 单选现今仅知书名以“明”开头的书籍，就禁毁了超过132部。
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认为满清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收录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史学界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编纂者在满清恐怖政权的迫胁下，对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行摒弃和抽毁，对于不得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最著名的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四库全书》中被改成以下几个版本：“壮志饥飱狼虎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壮志饥餐仇恨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壮志饥飱仇寇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以及“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
又如南宋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在《四库全书》中被改作“洙泗上，弦歌地，亦纷争” 、“洙泗上，弦歌地亦荆榛” 、“洙泗上，弦歌地，亦榛荆” 。却又另有至少五处未有变动。
再如南宋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四库全书》中则将其改为：“于中应有，一个半个仗孤忠。万里干戈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天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以及：“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挽琱弓。万里烽烟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世运何湏问，赫日自当中。”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满清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残酷无比。章太炎曾有感而发：
满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減耶？
在满清覆灭后，近现代学者毫不客气地指摘《四库全书》的谬误。《四库全书提要辩正》一书指出《四库全书》甚多错误，条分缕析，切中关键：
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唯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之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简，仓猝成篇。……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而晃、陈书亦未曾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作《论衡》之王仲仁，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待何言。
针对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对中华书籍文化的大肆摧残，对影印《四库全书》的现象，顾颉刚曾作过如下评论：
……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突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允许。
任松如在其《四库全书答问》一书中，对此野蛮行径作了入木三分的概括：
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
章太炎先生论述满清禁毁华夏书籍的目的说：
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
鲁迅曾评论说：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评述道：
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
3。政治制度与全民皆奴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