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的、朴质的《鬻子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所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以下摘录短文《暴行之四：文过饰非也杀人》（凤凰历史专稿） ，看看所谓“康乾盛世”时的人民生活和康熙帝的所谓“仁爱”：
另外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明阎教授称颂康熙仁爱似乎不尽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可以看《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 一文。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从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康熙仁爱，似乎也很勉强。还是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2。“康乾盛世”的农业和工商业
清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就是世界第一。满清之前宋朝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75％，明朝约占45％，而清代约占25％。 这得归功于满清以前中国雄厚的基础，巨大的惯性作用使中国延续到康乾之时仍保持了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一，但比例已开始严重下降。
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时经济的增长是战乱、政权更迭后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的经济增长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破，而是因为战争和饥荒后的人口恢复性增长。这与宋朝和明朝时期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和突破而引起的突破性的经济增长有着根本的不同。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只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在耕地面积上，万红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时期中国有耕田1161万顷，而翦伯赞认为明末崇祯时有783万顷。但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中国耕地面积是549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683万，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741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最高为嘉庆十七年的791万，仅超过明崇祯时期数万顷，之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737万。可见康雍乾时期生产的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有明末的生产规模，甚至下降，封建经济在停滞中。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这样概括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停滞的却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晚明时期中国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一亿。自西汉武帝中国人口达到五千万以来，历代兴衰战乱，人口总在三四千万和一亿上下徘徊。然后从顺治初年人口凋敝到乾隆后期人口超过三亿，中国人口最后在19世纪中叶达到四亿。这一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代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康乾盛世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性的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庞大的人口基数撑起了所谓经济总量第一的“康乾盛世”，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了。
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而欧洲占62％，中国一下被抛到后面了。
满清皇帝不顾晚明商业和商人地位已显著提高且对社会发展存在巨大促进作用，依旧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93处了。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到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明代，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地区之一。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
前朝（指明朝——引者注）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清代，编者注）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3。“康乾盛世”的疆域
现在很多史学家认为康雍乾三帝将中国汉、唐、蒙元以来的版图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清代疆域是在明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的版图与明代衰落后的疆土比较也是不合理的。
看看满清对新疆的“统一”。新疆是在以种族灭绝的手段杀掉准格尔部落最后一个幼童才正式纳入满清版图的。满清对外蒙古人也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致使外蒙古人叛离满清和制造俄国，造成了致使民国时期外蒙古独立这一根本祸患。而满清在晚期更是将台湾、香港等地割裂给西方殖民者。
再看清廷对西藏的控制。满清派遣的驻藏大臣只是个联络官，西藏地区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政教合一的达赖班禅政府手中，驻藏大臣既无权力管理西藏的民政事务，亦无权力管理西藏的军政事务。达赖和班禅，仅仅和清廷皇帝保持有名义上的关系，其性质和唐朝皇帝与吐蕃赞普的关系并无本质不同。清政府虽然有理藩院，但是其实仅仅只是充做联络之用，达赖班禅之政府，并非理藩院之下属机构。相较之下，明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则远超清廷。明朝尤其是太祖成祖两代，大力册封藏区宗教和世俗两界中高层，对于青海西藏地区政府中中层以上的官员实施直接的强有力的控制。而清代后期西藏地区政府和英国划定麦克马洪线的事件就更不必说了。
而且疆域的大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生活安定，国家昌盛。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满清王朝相抗衡。康熙时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一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的疆域，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四、清代的文化氛围和政治制度
1。残酷的文字狱
文字狱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常有的事，但满清的文字狱与以前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前的文字狱大多出于皇帝的忌讳和暴君的暴戾无常，是对个别大臣和文人的严厉处置；而满清的文字狱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异端思想的清洗和威慑恐吓，不仅针对大臣和文人，更针对平民百姓。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株连坐罪。
学术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学术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形势和趋势。清代后期著名文学家龚自珍在其《咏史》一诗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周思源教授认为“康乾盛世”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禅。
满清在大规模屠杀结束、有骨气的汉人被灭尽后，历经康雍乾三代134年，掀起的几百起文字狱是一场彻底的政治文化运动，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从大臣到知识分子，甚至连疯汉都不能幸免。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到宗教甚至是科技，是对华夏文明的阉割和前所未有的破坏。
满清统治者为什么这样做呢？龚自珍一语道破天机——“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当时女真族民不过百万，当面对泱泱汉民族时，满洲贵族的心理弱势不言而喻，因为他们知道单凭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民族专制政权，是不可能长期来奴役中国人的。满洲贵族害怕统治被失血，害怕文化，害怕民族思想，而且仅靠暴力改变中国人的服饰、发型还不够，还要进行残酷、野蛮的文化杀戮。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彻底剥夺掉，使得全民甘心为奴。
康熙五十年，刑部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其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为奴，作序者绞刑。两年后，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将两已故重犯开棺戮尸；作序者、刊印者和读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
雍正六年（1728年），反清的曾静被捕后说受吕留良（已死45年，其子吕葆中亦故）著作的影响，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父子被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被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等四人因刊藏吕留良著作被斩首。
根据史料记载，清代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戴名世、吕留良案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它大大小小之案更是不可胜数。其中被株连的之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为奴等等。这里面，更多的是被牵连的无辜百姓。
再举一个例子。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江苏震泽县卓汝谐告发卓连之、卓培之收藏祖父卓铨能著的《忆鸣诗集》中有悖逆词句，于是清廷就到两人家中抄检，《忆鸣诗集》并没有抄检到，抄检到三本《高樟阁诗集》，这是两人的曾祖父卓长龄所著的诗集，里面查到有一句诗“可知草莽头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结果罪名落实，被指为“一家之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阅之实堪发指”。判决如下：
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设想如果《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活在满清统治下，光凭其书中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光凭他对车迟国国王好道教而失德讽刺当朝皇帝……吴承恩会被凌迟多少次？其家人和子孙又会遭受怎样的命运？后代还有机会据其头骨复原其面？
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