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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满洲统治者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在影视剧中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头发都剃掉，只在头顶留一顶如铜钱大，结辫下垂形如鼠尾，被称为“金钱鼠尾”式。与光头相差不大，留的发辫要比小拇指还细，能穿过铜钱中的方孔才算合格。“剃发不如式者亦斩”。
1647年清兵在广州剃发易服令竟无耻地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所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顾炎武《断发》诗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那种清代中后期才有的，现在影视剧中不合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在清初也得处死。
1793年英国访清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纪实画稿（右图）证明，乾隆时期中国男人的发式仍是金钱鼠尾。 我们看的清宫戏里满族男子却都梳着阴阳头，就是头发的前半部分剃掉，后半部分编成发辫。其实这种发式是清代后期才逐渐出现的。
由于汉民族的强烈反抗，及其对满清统治的阻滞，清廷在向中国人强推落后习俗“剃发留辫”时，采取了“男从女不从”等“十从十不从”的软硬兼施策略。
③与满清对中国人的大肆屠杀形成鲜明对比，反清义军张煌言部队纪律严明，对民众尽量“秋毫不犯”。顾诚《南明史》记：
煌言治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煌言自记：“予之按芜邑，兵不满万，船不盈百，惟以先声相号召，大义为感孚，腾书荐绅，驰檄守令，所过地方，秋毫无犯，偶有游兵阑入摽掠者，即擒治如法。以故远近壶浆恐后，即江楚州中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祃旂相应。”张军纪律严明，受到百姓广泛欢迎，士大夫更以重睹汉官威仪为盛事。史载：“寇之入宣城也，谒文庙，坐明伦堂，博士诸生儒冠洁服，不期而会得数百人。荐绅执事，威仪称盛”。
2。从夏完淳等例看多少人死于满清屠杀
满清入关颁布剃发令后，中国人民抵死反抗侵略的斗争如火如荼、此起彼伏，涌现出大量不可计数的英雄、烈士和遗民。此非本文重点，故仅摘录杜车别文中相关内容，仅举英雄夏完淳及函可两家的反抗与牺牲情况一例，从中依稀可见明末人民面对野蛮入侵的反抗精神。
看看明末烈士遗民的事迹，几乎无一例外可以发现，我们所关注的每一个人背后，其亲属朋友，常常是七八个甚至上十的死于清军的杀戮之下，如果以此推断，则明末当时死于清军之下的人口比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夏完淳父亲夏允彝投水死；他的老师陈子龙被清军抓获后也投水死；他的叔父夏之旭因藏匿过陈子龙被清军追捕，自缢而死；他的另一个老师吴易被清军诱捕后处死；他的岳父一家，岳父钱彦林和他同日处死，岳父的堂兄钱棅也同日处死，他的内兄钱熙在抗清起义中死，另一个内兄钱默削发为僧，流浪各地不知所终，他的岳母投水自尽，他的妻子秦篆在短短时间内经受了父死母亡，兄长死丈夫死，怀孕期间受到世上最惨厉的痛苦折磨，最后生下的男孩也还是死，她削发为尼，夏家和钱家至此全灭并且绝后！
他的姐夫全家（嘉定侯家）的成年男性全部死光，女性也几乎死光，其中侯峒曾与侯玄演、侯玄洁父子三人死于嘉定屠城，侯峒曾女儿辅义，孙女异来自尽而死，侯峒曾的三儿子侯智含在在灵隐逃难时死去，侯峒曾的弟弟，即夏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公公侯岐曾逃出嘉定城，没有多久还是因为曾经藏匿陈子龙而被清军抓获自缢而死，侯岐曾的母亲自杀身亡，侯岐曾的妾刘氏一同自杀，侯家只剩下夏淑吉这个寡妇，后来夏淑吉的儿子也即夏完淳的外甥同样被称为神童的侯檠也在十七岁病死，至此侯氏一门全灭并且绝后，夏淑吉也出家为尼。
夏完淳的的表妹，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原来许配给侯家的侯智含，但侯智含也死了，于是也做了尼姑。
夏、侯、钱，本来是江南颇富盛名的三大家族，人才辈出，在清军摧残蹂躏下，到这时候，基本全部死光，只剩下几个青灯古佛为伴，无尽痛苦与仇恨中煎熬的寡妇尼姑。
仅仅关注夏完淳，他背后死于清军迫害的亲友就高达二十以上，而这还仅仅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
再如函可，他自己因为记录南明史事，被清廷发现后，迫害流放到东北，他的三个弟弟全部因抗清而死，从兄如琰，从子子见亦死，他的姐姐，“清兵攻陷博罗城后死”，一个弟媳绝食死，另一个弟媳“饮刃死”，他有诗反映清兵攻陷博罗后，大肆屠杀，他的全家几百口人惨遭杀害的事实：《秋思》“前月片纸来，摧胸裂肝肠！闾井十无一，举家惨遭殃。叔弟尚伏枕，一命在微茫。母死恐未葬，弟死谁盖藏？”《沈阳杂诗》“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地下反相聚，天涯孰与邻”《得博罗信》“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闾惊闻一聚尘。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
也即仅关注函可一人，他背后就是整个家族几百口人死于清军屠刀之下。
3。圈地、投充和逃人法
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满清入关后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和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满清旗人跑马圈地，并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
满清入关后，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曾三下圈地令，以残暴的手段圈占普通百姓的土地，圈地时间从1644年（顺治元年）首颁圈地令到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颁布停圈令，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波及的地区极为广泛，除了直隶省外，各地驻防八旗，如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宁夏，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圈地。满清统治者通过圈占的手段究竟掠夺了多少土地，难以做出确切的统计，根据各种不同资料的计算，总共约在十六万余倾至二十万余倾之间，数字之巨，实为惊人。民族压迫的程度可见惨重。
与此同时，满清贵族“迫使各地百姓投充到旗下为奴，这又是清初严重的民族压迫，满族的封建主为了扩大劳动人手，凭借着权势，强迫大量的民人投充为奴。” 1645年春，摄政王多尔衮颁布投充法规定：一、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二、被投充的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于是，满洲贵族不管这些汉人是否是贫民，他们在需要时就去任意逼迫汉人为奴。凡在京城三百里内外，八旗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汉人逼勒投充，特别是各色工匠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安，唯思逃窜。此举在各地汉族人民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激化了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
逃人法是清廷为严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他八旗人员逃旗而于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颁布的法令，中经多次更改。清入关前，为了制止农奴逃亡，就已陆续制定惩处逃人的法令。入关后，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进一步制定极其残酷的逃人法。其内容有对逃亡者的处罚规定，还有关于惩罚窝主、奖励检举、奖惩有关官吏和办事人员等的规定。康熙中期后，随着旗地中农奴制经营逐渐被封建租佃关系所代替，前此严惩逃人和窝主的法令已不适应新情况，于是渐次更订，放宽惩罚。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规定，改3次逃人处死为给宁古塔穷兵为奴。三十八年决定裁撤兵部督捕衙门，把督捕事宜归并刑部办理，将逃人案件逐渐与其他刑事案件同等看待。1724年（雍正二年）规定，逃人在某地居住不到一年，窝主等俱各免议；超过一年，责30板。1743年（乾隆八年），大学士徐本等奏准刊布《督捕则例》，继续贯彻了减轻处罚的精神。此后，由于满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日益加深，一般旗兵与余丁等逃亡严重，使清统治者把八旗兵丁逃旗作为督捕重点。
4。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
满清统治者从入关就开始对各族人民实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猜疑和压迫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如尚书侍郎，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另外，满族主要出任高级别的官职，保证满族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
②满族不准许通婚，八旗女子不可以嫁于汉人，而汉族女子则可以嫁于八旗。
③满族人只能为职业的军人，不准许从事生产活动，满族人的生活全靠政府财政供应。
④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
经济方面，旗人兵饷按满一人当绿营（汉人）三人。 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惹判3年，旗人同罪只要枷号40天就能释放。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 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为避免蒙元赤裸裸地与汉族人民对立起来，尽可能地减少反抗，满清统治者对汉族上层贵族和文人采取怀柔和笼络的政策。恢复科举制度，允许汉人入朝做官，打造出了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的帝国金字塔——当然满清的部族政权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显然，满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麻痹、分化和瓦解了汉族贵族和文人的势力。
5。满清为何要剃发易服和大屠杀
关于满清统治者为何不惜使中原、江南百姓群起反抗，致“统一”中国推迟数十年，也要推行残酷、野蛮的剃发令？《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中说：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汉化”，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的危险。……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虽然如此，华贵、典雅的汉族服饰仍然以其无可比拟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甚至连一向热衷于参禅悟道、附庸风雅的胤祯、弘历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行乐图》等等。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包括满清皇帝在内的许多满汉官民，在内心里都表现出对汉族服饰的强烈渴望和欣赏，但在表面上，却又严令禁断汉服。说到底，保证满清王朝的长久统治，终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恢复汉服，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很可能让人数不多的满洲人淹没在全面“汉化”的潮流之中。想到这一点，弘历没理由不对皇太极的“圣谟”“不胜钦懔感慕”，赞叹祖先的“先见之明”。
《鲁迅中“辫子”意象的文化解读》一文中说：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征服辽东辽西的战争中就以武力推行剃发收降的政策，取得了一定军事、政治和社会效果，被他征服并被强行剃发留辫的汉人也不再以“蛮夷”、“胡虏”来蔑视满人，因为他们从身体上已经分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