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
东林党人不讳言“朋”“党”，常以“吾党”自称。“党”，已成“同道”、“同志”、“志同道合”之意，显示出东林党人强烈的独立的社会群体意识。在高攀龙、钱一本看来，小人可有党，君子也能有党，主张不要惧怕小人以“党”字倾君子，也无必要以无党自命。刘宗周则进一步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改变了“党”、“朋党”的贬义内涵。英国近代政党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其萌芽时期，各自的名称都来源于对方的漫骂。自东林书院讲学始，由于参与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张，地域界线被打破，形成了各地同道公认的领袖。这种“通乎天下”的联盟超出了以往文人结社、讲学的规模，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领袖也不仅仅是单纯学派的领袖，如顾宪成说：“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
英国两党曾因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王位继承问题牵扯着深刻的宗教问题。明代万历朝国本问题，也影响着政局的发展方向，东林党人将立储看成天下之公事。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即张居正被打倒后的内阁基本上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与皇帝的对抗。推举李三才入阁，即能表现出东林党人希望控制内阁的目的。李三才“诚世道所赖”，是多数人利益的代表，是政治参与的体现。
天启朝冤狱大兴，东林党人以“撑住乾坤”的精神行了坚决的斗争。苏州市民公开反抗专制统治，形成了带有暴力特征的社会政治运动。这表明，东林党人思想上接近民众，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众多东林党人在最初中西交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表现出其不凡的开放意识。
而复社的成立经历了前期思想共识和组织准备。张溥十分注重组织的联合与统一，“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复社的成立，一开始就酝酿着明确的政治动机。它有统一的社规、相对成型的组织和各司其职的分工。张溥、张采的领袖作用表现为对“社局”政治斗争更为有力的领导和控制，比东林党人更胜一筹。他们注意斗争策略和行动统一，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科举选士，而且几次大的政治行动都达到了预期目的，政治上日益成熟。
张溥之所以名震天下，并非全在于他的文章学术，特别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张溥终生“曾未一日服官”，然而他在复社和士大夫阶层以及社会上，具有极高的威望。里居在乡，却可以“遥执朝政”，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复社对地方及朝政的干预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周延儒再召入阁一事上，充分体现出张溥左右政局的才能。在政治变迁上，复社对朝政的渗透力度大大超过东林党。由于复社成分多为诸生，属于无政治阶层，复社将政治参与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桃叶渡大会，南京上《留都防乱公揭》，是复社著名的政治行动。国门广业社的社集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曾加入复社，黄宗羲与复社的联系尤为密切。
东林党和复社与英国乡村党—辉格党、宫廷党—托利党有许多相似之处，复社显露出政党化的趋向，就组织系统而言，比17世纪英国两党更为成型。英国两党从萌芽发展到完全意义的近代政党，经历了200多年的漫长历程。晚明时期，在没有其它外界因素的干扰下，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必将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
3。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
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1776年，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婆罗洲）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的共和体制国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比1787年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0年。其前后存在100多年。人民日报曾经报道：
闽西归侨作家张永和、张开源新著长篇传记《罗芳伯传》，最近由印尼和平书局出版社出版，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较大反响。……专家学者在发言中认为，《罗芳伯传》史料丰富，笔触生动，情节曲折，再现了广东梅县客家子弟罗芳伯和一群热血客家青年，于1772年5月移居婆罗洲（现印尼西加里曼丹岛），与当地苏丹和各族民众并肩兴业，发展经济，并于177６年创立共和体制的历史画卷……
在当地华人圈内，首领称为大唐总长（或者大总制），面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王。首领的传承不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式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首任大总长罗芳伯（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即是公推上任，待其逝世，公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刘台二，故被人称为共和国。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也有似于议会制。
兰芳共和国能在海外建立起来，主要还是华人群体实力的强大。罗芳伯在中国国内，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身份的平民。他到海外经商，建“采金公司”，因才能过人，被公推为首领，带领众多海外华人，谋求共同的利益。后因数万华人势力太大，当地土著居民归附数十万，并帮助浡泥王平定叛乱，浡泥王不得已拱手让位。罗芳伯除了个人能力之外，在华人圈内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所以，他敢于向土著居民称王，却不敢在华人面前称王。
后来因荷兰入侵，兰芳共和国还曾经遣使回国，向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清请求称藩，想把西婆罗洲成为藩属国家，但无果。兰芳生共和国面对强大的西方入侵者，又得不到故土的支持，最终败亡，也使东南亚华人在建国与民主方面的探索为兵火所灭。
4。国外资本主义发展
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并将中国打败。农奴制的俄罗斯，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满清用血腥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心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再比如现代中国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英国有议会，而明代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几乎一切非政府组织都要取缔，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
兰芳共和国以及日本俄国的经历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必须是西方殖民论的破产，说明若无“满清入关”，早200年即已有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条件和思想条件的中国人能够创造并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只是这一切都被残酷野蛮的满清入关割断了。
附录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简介和摘引
一、对君主专制下叫人不要自私的实质的揭露
後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
二、指出君为天下之大害
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三、指出君和臣完全平等，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世之为臣者昧於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四、指出君主专制下的法律不过是一家之私法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五、指出要用真正的法治来代替这种一家之私法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后有治人。
六、提出要让通过选举贤能产生的宰相能够和世袭的君主分庭抗礼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七、提出要让学校来公天下是非，以牵制天子是非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八、指出要改革科举考试选拔制度
使为经义者……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九、指出工商皆本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附录二：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一道闪电
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总结，自由派认为是“专制压迫”。可实际上他们的总结总是充满了偏见，出于私心他们进行的是逆向总结。公正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不能不说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人们一直以为“自由主义”是舶来品，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老庄学说以及无政府主义都是其来源。到明末时期，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得尤其明显，直接导致了华夏沦亡。
具体而言，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丧失，意识形态的动摇，情色文化的泛滥，伦理道德的瓦解。这一切和现在自由派所主张的所从事的，和当代社会出现的大量不健康现象完全一致。
一、政治权威的丧失
其一：党争泛滥，言官误事。
自崇祯十一年起，到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身为一国之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
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在朝廷上是党同伐异，党争不断。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发表意见的多，承担责任的少。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
其二：政令不出朝廷。
在明末崇祯时期，就已经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
到了南明更是混乱，大敌当前，党争不断，四个小朝廷互相拆台。为了个人的私利不能做出一点点妥协，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
二、享乐主义，情色文化的泛滥
不论从王公贵族、儒生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处于纵情声色之中。明末是古代中国艳情小说的高峰，《金瓶梅》、《二言》、《三拍》、《肉蒲团》等等，说的和做的一样多。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正迎合了明末自由主义思潮的放荡趋势。声色犬马，怎能打仗？怎能救国？
三、伦理道德的崩溃
“痛苦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讽刺吴三桂置国家大义于不顾，结怨于儿女私情而引狼入室。明末小人儒现象特别突出，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这些人和满清有杀父之仇的，有夺妻之恨的，儒家教义“杀父之仇，九世可报”，但是明末这些汉奸却賟颜事仇，为虎作伥。岂只非儒生，连一点人格都不要了。从高唱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国标、马立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私心、私欲之下，软弱、屈服、为虎作伥才是自由主义者的实质。
四、意识形态的解构
以个人自由，自然权力为意识形态基础导致了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孔、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阶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