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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思想家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更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呼，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 “乱天下者惟君。”他愤然说道：“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国破家亡，流毒无穷……非君其谁乎？”并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
可以看出，明代许多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都达到了“民权”高度。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他们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由于满清的野蛮统治，这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中国文明进步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提高。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中国晚明的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预示着中国有机会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满清的破坏使得这段历史成为中国沉痛而又悲哀的历史。
五、明初的文字狱和朝政状况
根据吴晗的《朱元璋传》所述，明代文字狱集中在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短短不过13年，主要涉及文臣、武将和大地主，并没有形成社会运动，影响面相当有限。亦即，明朝文字狱很少针对平民百姓，满清文字狱则杀人多杀民间百姓。历史学家孟森说：“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而朱元璋是否真的制造了严重的文字狱也值得怀疑。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原因，虽难免由于对功臣不利于自己特别是后代统治的担忧，但更多的是因为骄兵悍将和功臣勋贵逐渐虚荣膨胀，得意忘形，践踏律法，危害百姓。朱元璋出身贫农，当过游僧，对百姓之苦有深刻感受，故而对贪官污吏等十分痛恨。加之部分功臣权力膨胀，骄横自大，埋怨皇帝，甚至商议起兵，威胁朝廷。如蓝玉、胡惟庸等的被诛就是这类例子。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准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俾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如明实录中的记载：
乙巳，上幸锺山归，由独龙冈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闵其劳，徒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闵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上召孔克仁等赐坐，因曰：“昨到钟山，令侍御仆从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趋，记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诸子曰：‘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当朝夕勤励可也。’朕之意，惟恐其居富贵耽逸乐耳！”克仁对曰：“陛下此言，即无逸之戒也！”
下面简单说明一下所谓文字狱的真实情况。仅举三例作说明。
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蒋清高，高僧守仁和德祥。
①所谓的朱元璋杀来复。
僧来复有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通常所谓的朱元璋杀来复的心理动机是朱元璋以为“殊”同“歹朱”。
然早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就已辩正：“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样，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欣笑隐，旋释之。”朱元璋看到“殊域”确实生气，却和作者开了个恶作剧般的玩笑，但没有杀他。
②所谓的朱元璋杀徐一夔。
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然而在光绪年间就已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学者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徐一夔在《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说，这个齐公生于1367年、死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而时一夔已年逾八十。“明年”就是建文元年（1399年）；再如万历时《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记载徐一夔“洪武六年任杭府教授，下接建文二年教授，为蒋良辅。”……这些都证明徐不可能死于洪武年间的文字狱。
③朱元璋杀高启一事。
高启（1336～1374），明初大才子，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为翰林院编修。1370年，高启拒绝朱元璋的高官，回家乡教私塾以为生计。1374年，高启被腰斩于南京。但高启的死因是一桩所谓的“苏州知府魏观谋反案”。由于有人诬告魏观谋反而被朱元璋错杀，而高启也牵连其中并受害。显然，高启虽冤死，却不是死于文字狱。
一些大肆渲染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野史说“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而这些文字狱案例中大半竟都是同一类型，因“生”谐音“僧”，“则”谐音“贼”。这些“好事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因犯相同的错误而遭到朱元璋的忌讳和极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画家陈学霖说：
由于别无旁证，我们无从知悉此十数儒学教官的催祸年月及地点，更亦不可确定是否因表笺诖误致死，只能姑而言之，又据彼言，此等儒士皆以贺表内犯同类文字忌讳坐罪，如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词，与“作贼”、“僧知”、“发髡”声音相近，有讥讪主上之嫌。若果他们在同一时期获罪判死，则犹有可说，但从中文观之，显然不是。如此何以既有极列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
凤阳明皇陵内明皇陵碑上开头部分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和悲惨经历。“空门礼佛，出入僧房”。显然，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和当过和尚的经历没有丝毫讳饰和隐瞒，陈学霖还举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笔》诗文作为证明，其中就有三首言僧谈禅。朱元璋不会害怕别人影射。若他忌讳这些，则会尽力掩盖和粉饰真相，更不会通过文字狱间接承认和强调自己的出身。
下面摘录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之“余论”部分内容：
关于表笺文字狱案木身，依上所陈，已见此类野史稗乘听载，虽似有其事，然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其中如《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及《七修类稿》等谓徐一夔上贺表触犯文字忌讳被斩，蒋清高以表笺诖误罹难，或释来复呈“谢赐宴诗”干忤圣意赐死，揆诸史实，皆系虚构误传。据前所论，一夔系得善终，享年八秩；清高卒于国子学住所，未尝进表笺得罪；释来复上诗亦无触怒太祖，而系涉嫌为胡惟庸党致死。以上三案皆证据确凿，可以为定论。至于《传信录》等所载十数儒学教官以上表笺诖误文字被斩，虽无旁证斥其误记，但所言获罪之由则极为可疑。始则太祖于洪武六年起，即数次颁布表笺格式及字讳回避事例，故学官不能罔无所知或故意触犯忌讳，而按实录所记，虽有过犯但加责罚而无处以极刑。次者此类官制表笺，旨在振兴散文，废除四六骈俪，务求叙事典雅简明，以致直言达意，而所颁定之字讳事例，亦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故若说儒官上表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语与“作贼”、“僧知”、“发髡”等词声音近似，有讥讪圣主之嫌，实在难成理由。致如赵翼谓太祖不学无术，致误读表文以儒生故作隐喻诽谤，亦不能成立。此因表笺狱案发生之时，明祖已年过五十，熟习经史，而且擅长文字，亲自批答奏章，绝不可能如此无知。故此，若说此十数儒学教官以表笺诖误、触犯忌讳致死。揆诸事理，并据前论野史误传徐一夔、蒋清高与来复罹难文字狱合而观之，实在疑窦百出，极难自圆其说。
虽然，此等野史稗乘所记表笺狱案不足尽信，但以史料缺乏，亦难断定并无其事。然以情理度之，此辈儒生若果真以干忤文字忌讳被诛，原因不在赵殴北所言明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而可能系嫌及政治事件。前此考据来复实死于胡惟庸党祸，而并非因上诗触怒圣主，可为一有力旁证。……后代论明初史事者，疏于鉴别史料，遂有误解太祖文字狱案，歪曲历史真相，至为令人兴叹。
……明初政治忌讳与史官失守，对史学的发展与时人对国史认识影响极大。故此，太祖史事之多见于野史稗乘听传，及其记载的失实亦可以了解。……此类记载反映明中叶士绅与庶民对太祖之印象与评骘，不受官史忌讳所限制。
实事上，朱元璋的性格并不暴虐。对于真正敢于直言批评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褒奖有加的。如明史中记载以敢言著的周观政：
（观政）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朱元璋不过想让几个女乐师进宫教授音乐，却遭到御史稍显过分却毫无畏惧的阻挠，其强项情状，硬是让朱元璋收回决定，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即便被人称颂为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能否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也未可知。这说明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也约束限制了自己。对此，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赞叹说：
“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也。”
《明史讲义导读》中转述商鸿逵的回忆：“一次胡适之先生与孟森先生谈及明朝士大夫的士气，适之先生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有所不解，问于孟森先生，先生思索后答道：‘乃太祖皇帝作养士气之结果’。”这和人们对朱元璋的印象很不符。因为朱元璋“不过是一个凶残暴虐，人格病态，杀戮无度，造文字狱，诛杀功臣，一触即跳的暴君”，怎会“作养士气”？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作者左东岭说“朱元璋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而对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却颇能容忍乃至优待”。明初很多官员保持人格独立，如钱唐：“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
洪武年间进士解缙，《明史？解缙传》 中记载了其生平。朱元璋曾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解缙写了封万言书，自称“率意狂愚，无所避忌”，肆意批评朱元璋的政策。甚至连朱元璋看何书都要干涉：“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如此指责有些迂腐，也无甚道理。但朱元璋阅后仍称赞解缙（“书奏，帝称其才”）。后来朱元璋对解缙之父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朱元璋死后，解缙立即回到南京，当“有司劾缙违诏旨”时，解缙说“宾天之讣忽闻，痛切欲绝。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亲，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拜山陵，陨泪九土。……负平生之心，抱万古之痛。是以数鸣知感。冀还京师，得望天颜，或遂南还，父子相见，即更生之日也。”可以说其中的感情相当真挚，不尽是虚情假意。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练子宁，明史记载：“子宁英迈不群，十八年，以贡士廷试对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 练子宁在廷试对策时猛烈抨击斥责朱元璋，朱元璋却将他擢升为一甲二名。
正因为朱元璋奠定下的这个基础，到了建文帝的时候，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刚烈正直之辈，靖难之役，有这么多的文臣，自愿殉难，坚决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决非偶然，应当朱元璋时代就孕育养成的风气。
六、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干扰与限制
由于科举制度的彻底实行，和文官集团成为商人阶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明朝的皇权的发挥受到了历史上最大的约束和阻碍。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这与历来教育所灌输的明朝印象，如极端专制，皇权空前膨胀，政治极端黑暗等说法都是截然相反的。
清代人管同在《拟言科举书》中说：“明之时，大臣专权，而清代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士多讲学，而清代则聚徒讲学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多清议，而清代之士，则一心科举”。 明朝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专权和清高的大臣，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作为文官集团之首的内阁才能有效制约皇权。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太祖诛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十五年（公元1382年），太祖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明代内阁的职权主要为草拟诏书和为皇帝决策提供意见。明代的票拟不单单是提意见，而是代皇帝草拟诏书。当内阁的阁臣发现他们所票拟的诏书被皇帝改票了他们可以封还执奏。皇帝不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