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文人的言论，以及明政府对“四夷”的接纳和赏赐远大于进贡的事实，很好地反驳了所谓“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扬扬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 的“朝贡体系”，至少在明代是不正确的。
如东林党人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记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礼拜天，该城（泉州——引者注）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但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因为明朝人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取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信任和敬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和传播西方的科学。
正是因为有这样自信开放的胸襟和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门多萨曾记述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海盗林凤的事情，其中记载：“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现在人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四、明朝的科举文官制度和文人的政治思想
1。科举制度的全面实施及其效应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完全地推行科举制度的朝代，即推行最平等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在明代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基本格局。
其他朝代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都不彻底，往往权力核心和普通士大夫还是没有太大关系，宋代科举入仕的人不到全部入仕数的1/4，恩荫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制度，皇帝可以部分地影响控制权力的分配。清代，最根本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满州奴隶主和贵族手中，汉人始终是处于奴才和附庸的地位。明朝在全面实施科举制度的情况下，从基层到高层的权力分配都按照固定的章程制度进行，皇帝只能被动地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人事调整，对于权力分配的整体格局是难以控制的。
明初太祖朱元璋为防大臣专权而废除宰相，后永乐帝朱棣因难以忍受高强度的工作而设立由多名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参与机务。为防止内阁权势过大，内阁成员官职只有五品。但内阁却逐渐成为明朝统治中枢，阁臣成为百官首领。自此，无数忠臣、乱臣都在内阁这个舞台上表现一生。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即文官制度。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治理国家的任务由家天下逐渐成为君臣共为之事。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削弱。这在明朝中后期成为明显。文官制度，其实就是君主立宪的前身。
根据事实分析，工商业阶级进入政府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原因也是显然的，第一是经济上有保证，工商业阶层比其贫困农民来说，有更充足的资金来供养子弟读书学习；第二是有更强烈的愿望，这点也是显然的，经济上的目标实现了，自然就希望在政治权力上也能施展手脚。工商业者当然强烈希望政府内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通过科举，他们就能名正言顺的实现自己的这种愿望。……从制度上说，明朝政府也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了参加科举的便利。
从理论上讲，通过科举，任何一个人无论出身，都有可能通过努力进入明朝权力机构中心，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与官僚阶层结合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最可靠的莫过于让自己或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分子。科举制度为大商人家族接近仕途提供了最为重要的通道。”
不仅大量文官出身于商人家庭，而且明代文官进入仕途后，不忌讳自己的出身，很多继续进行商业活动。
翻开明朝士大夫的文集，我们会发现大量的为商贾树碑立传的文章，这些商贾被称为“隐君”“处士”“大贾”。由于官员经商的普遍化和大量工商业者子孙进入仕途，官绅士大夫不再讳言其父祖的工商业者身份，反而把他们打扮成亦商亦儒的形象，说成是善士善贾。
有人统计明朝官绅经营的工商业有：
①借贷。从戈谦的《恤民疏》中，我们知道洪熙时官吏已普遍于所部内经商借贷。
②质铺。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文人，官员王世贞的父亲祖父就从事这个行业，“元美席有先业，家亦巨万”“一年子钱三十万，尚不若往年也”。
③官肆。（引者注：办理存款取款业务）徐阶家开有乃授之官肆。
④店铺。严嵩在南昌开有“铺店二十八间”，……在临川县有“房屋铺店（共四十六间半）”，……黄曾省说“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乃授之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
⑤商业贸易。比如大学士陈文，贩卖食盐，其门生弟子称其为阎王。较之尚晚的吏部尚书屠庸“鬻贩私盐，乡人效尤，几至千辈”。民以食为天，官绅当然忘不了贩米牟利。成化中，福建“各官亦有亲戚子侄原籍贩米货物”。也有贩纸的：“括苍樊斗山献科，任广东抚按巡史。居艰日，正值大造版籍，自家贩纸至温贸利”。
⑥海外贸易。王文禄说“……闽广隶浙沿海大造楼舡，公行货贩，仕宦豪右为之聚薮”，陆容也说：“近日之利，皆势力之家专之，贫民不过得受其雇之直耳”朱纨为打击倭寇而严禁海，结果被闽中乡官林希元等人“故簇言官劾其擅杀，而是时言官莫为之申救者”，结果朱纨被罢官自杀，“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⑦手工业，明代纺织业空前发达“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明朝内阁首辅徐阶“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而霍韬家经营窑冶、炭铁、木植，各有专人负责，“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廪家长，以知功最”还有经营印刷业的。
⑧种植业，户部员外郎毕一衔“广置废山，稍地种木，……而郡遂以赀饶一时”。（徐光启也曾在天津种植大量荒地，进行农学实验并获得大量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
由于大部分文官出身商人家庭甚至自身从事商业活动，明朝的整个文官集团（以及部分士大夫阶层）逐渐成为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代表人，并为他们谋利，对不利于商人利益的政府决策进行阻挠和抵制。
明代思想家何心隐说：“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圣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 这是强调圣贤之大，前提却是“商贾之大，士之大”在当时“莫不见之”，也就是众所周知、没有人不知道。而士则是商贾的利益代言人，就是商贾在政治上的代表。
对士大夫来说，国家大事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政务的公开性等原因，文官们敢于与皇帝斗争，批评甚至辱骂皇帝，限制皇帝的权力和自由。政府的放纵以及商人资本家阶层强烈的欲望，使得明政府权力的天平向资产阶级倾斜。在明朝中后期，政府大部分权力控制在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手中，这决非是夸张的说法。
富商们通过培养、资助、贷款和贿赂等方式向官僚阶层成员或准成员投资，要求官僚阶层中的政治庇护人对他们的产权给予保护，避免他们破坏和侵占自己的财产，同时积极帮助他们逃税漏税、压低工资和打击竞争对手等。就这样，官僚和他们所掩护下的亲亲戚戚构成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法律所不及的区域”。
例如在税收方面，明代的农业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稍微增加，因为农业税是文官集团可以勉强接受的范畴；而如果皇帝要增加商业税就如同虎口拔牙，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抗。后文会提到在皇帝强制提高工商业税后发生了不少由政府官员煽动的反对增税的抵抗和暴乱行为。
全面实施科举制度具有的先进性、公正性，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的麻烦。一是由于政府更加开放，各不同阶层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群在政府内都必然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内部互相斗争激烈，政府的办事效率难免低下；二是政府内部充斥满了来自各阶层各地区的利益代言人，并掌握实权，使得政府过于平民化，往往为了迎合平民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度对西方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7～18世纪，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并在法国首先化为文官考试制度。1983年，美国人事署署长？坎贝尔说：“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所以不能把传统科举制与腐朽、僵化等概念简单地连同起来。
2。晚明人的政治思想
经世致用，是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史为鉴，学术研究和现实结合，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甚至导致党社（如东林党、复社）兴起，出现近代政党萌芽，形成了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初步成型的组织系统，并直接促成市民运动的发生。
明朝末期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士大夫面对危机，积极寻求改革方案，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结合现实，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明代完整继承了汉文明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发达的经济催生出活跃的思想，进而加强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以及发达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上层政治制度的民主倾向。
明代思想家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在权力分配上，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在舆论监督上，万历年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君臣关系上，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也就是大臣不仅仅不是皇帝的仆从奴才，甚至连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何心隐提出“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即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明末出现了综合王廷相、王阳明、以及王畿学派，王学左派等人思想大成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思想三巨头。他们的启蒙思想不是因一时战乱而突发灵感，而是整个明代思想各流派发展的必然趋势。
黄宗羲（黄黎洲，1610～1695）不仅明确地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认为工商皆本，还揭露了君主专制本质，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并呼吁废除“一家之法”建立“天下之法”：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进发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 中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他明确提出臣和君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关系：臣不是君的仆妾，而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或者路人关系，甚至臣可以是皇帝的师友。
黄宗羲的好友顾炎武反对八股取士，他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主张为学应求真务实，关心国际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
曾参加复社的顾炎武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认为只有皇帝同各级官吏共同掌握政权，才能达到“天下治矣”的目的，他还提倡“清议”，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清末梁启超将顾炎武的思想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主旨是“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并猛烈抨击“孤秦”和“陋宋”，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秦始皇和历代皇帝将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他提出虚君立宪思想：“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即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
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即使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 他还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明末思想家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更大胆的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