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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身正己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60＇这就是说，修身正己，在教化中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都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从事商业的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与诸家思想家一样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经商活动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明代广东布政张君毅曾弃仕从商，正如他所说，“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资计出入”。＇61＇
经商虽是商人致富捷径，但他们很重视劳动节俭。春秋商人白圭作为富商，却坚持“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这位治生之祖的节俭风范为后世经商者效法。顾炎武说：“新都（即新安）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徽州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62＇这就是说，徽商之富由勤俭起。明人沈思孝说：“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63＇谢肇涮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64＇可见，勤俭经商是明末清初商人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明末清初商人很注意对数学、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实际应用。明人张四维之弟张四教，年16即服贾远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张四维说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句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弟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科原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65＇。明人王文素，随父到河北饶阳经商，自幼涉猎书史诸子百家言，尤长算法，所编《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是一部优秀的应用数学之作，内容之丰富，科学性之强，胜过明代钱塘吴敬《九章算比类大全》、安徽休宁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闽商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则是记述从商经验和商人训戒之书，着重阐述商人在投牙、找主、定价、过秤、发货、付款、索债、讼诉等过程中应予注意的各个环节，介绍了观察天气变化、选择出行吉日、警惕不良之辈、留意人货安全、防止发生意外的经验，总结了商人必须遵守的商业道德，告诫商人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此外，还有许多经营、治家、理财方面的经验。徽商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是根据各种程图和路引汇编而成的明代国内交通指南，它详细记载二京十三布政司水陆路程、各地道路的起讫分合和水陆驿站名称，它如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行会特点、船轿价格等，也间有所记，是古代士商行旅的必备之物（以上已由杨正泰点校，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以上数学、地理、交通著作的编著，充分反映了明末清初商人重视科技应用的思想与作风。
五、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明末清初的社会舆论对商人与商业有了比较恰当的评论。明人庞尚鹏说：“民家常业，不出农商。”＇66＇万历年间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说：“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用。行商生贾，治生之道最重也。”＇67＇汪道昆主张农商“交相重”，认为“厉商则厉农，商利而农亦利”。＇68＇清人沈走说：元明以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69＇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主张工商为本，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意出于道者，盖其本也”。＇70＇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贱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一些儒生士子在这股“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归有光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71＇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72＇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明末清初的传统社会。如薛论道在《题钱》一文中描述道：“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73＇由于捐纳之风盛行，已使官场酷似市场。明人周顺昌说：“方今仕途如市，人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74＇这种拜金观念的思潮，还反映到了民间传说中。明末人赵南星在其《笑赞》中说：唐三藏西天取经，到了雷音寺，迦叶长者索要小费，三藏无奈，只好将紫金钵给他。猪八戒忿忿不平，在释迦牟尼面前告了一状。“佛说：‘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向时舍卫国长者请诸弟子下山，将此经诵了一遍，讨得了三斗三升麦粒黄金，你那钵盂算有多少金子？也在话下！’说得个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恼恨恨地走出来说道：‘逐日家要见活佛，原来也是要钱的’”。＇75＇金钱魔力如此之大，上至天理，下至人伦，无不趋钱附利，在拜金主义观念的思潮下，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去经商，不能说不是一个变化。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对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影响。由于明末清初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地位的提高，社会影响的扩大，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对商人描写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金瓶梅》是明中叶以后的文学巨著，其主人公西门庆就是一个豪商。是书一开始就对西门庆作了个交待，称：“原来是清河县一个破落的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脾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人都叫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西门庆后来娶的孟三姐，其前夫杨氏也是商人，第七回说：“这位娘子，说起来你大家也知道，是咱这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份好钱……不幸他男子汉去贩布，死在外边，他守寡了一年多。”西门庆的好友应伯爵，也是商人家庭出身。第十回说：“西门庆是个大哥，第二个姓应，双名伯爵，原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儿子，没了本钱，跌落下来。”在《金瓶梅》中还有“合伙而商”和如何分利的描写。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2000两银子，“委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陈经济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账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咱（韩伙计自称）每和崔大哥与他分利钱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五分，乔大户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均分”。《石点头》第八回，则描写了徽州富商汪姓，遭受荆州监税提举吾爱陶掠索的故事。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回“卖油郎独占花魁”，描写了心地善良的小商人秦重得到美妇的故事。第七回“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则描述了江苏洞庭商人的活动，称：“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影响社会上礼制、生活风气。宋明以来所奉行的“兴天理，灭人欲”的礼法观念，遭到挑战，在商人的推动下，僭越礼制现象日甚一日，是非荣辱已出现商品化。顾炎武感叹当时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76＇明人李贽针对摧残封建女性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某些妇女“才智过人识见绝甚”，“男子不如也”＇77＇的观点。尤其是商人一掷千金的追求奢华风气，改变着过去朴实、俭约、守成之规。如乾隆《震泽县志》载：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食器皿不敢奢侈……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多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78＇
总之，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它反映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天崩地裂”的时代，标志着古老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并对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注：（引者略，需要请见附件）
附录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樊树志（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根据国内外历史学家的意见所谓“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会给当今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邻近国家要与中国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它们在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都要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在这种贸易中西方国家始终呈现结构性贸易逆差，不得不用大量货币——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致使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流人中国。这种状况给予中国与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检讨的。
＇关键词＇ 全球化 全球经济 晚明 马尼拉大帆船 白银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晚明时期的中国，正处在新航路发现以及新大陆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或许会给每一个试图重新论释这一段历史的中国人带来更多的新启示。在以往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势似乎久已深入人心，以为老大的中华帝国已经日趋没落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表明，当时的中国竟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邻近的国家在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说是勘合贸易、贡舶贸易的同时，民间走私贸易日趋兴旺，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美洲的殖民地都卷人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球，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是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它源源不断地流人中国。这种现象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震惊，然而却似乎早已被当代中国人忘却或者全然忽略了。其实即使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无怪乎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要写出洋洋洒洒的巨著，论证公元1500年至1800年间世界的经济中心并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笔者在读史过程中，为之深深震撼，撰写此文的目的，是想把这种感受传达给学界同人，唤起学界同人的共同关注。
一、对“全球化”的历史纵深考察
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替之际，“全球化”成为时髦的现代话语，由于缺乏历史的纵深感，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全球化”仅仅是当今世界出现的现象。其实不然。在历史学家看来，“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他们的论著《全球化：来龙去脉》中，对“全球性因素”与“全球化”作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探讨。他们指出“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即地理大发现时代，此后，“世界市场也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等许多地区。世界各大洲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粗露端倪”。其实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早在世纪年代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il Wallerstein）就已有深人系统的研究，他的论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以一种历史的深邃感阐述了“世界体系”的起源，即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是崭新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体系”。与此同时，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k Braudel）在他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erielle，econmie et capitalisme，15～18siecle tome）第三卷中，阐述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的概念与历史，他认为“世界经济”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地（或几乎如此）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德裔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那引起国际学术界强烈反响的著作《白银资本》（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Asian Age）的副标题就叫做“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是公元1500～1800年，在他看来这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问题到此为止，那么还不至于引出众说纷纭的争论。弗兰克的独创性就在于，他批判了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所构架的“世界体系”、“世界经济”（或“经济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案臼。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1800年的“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他说“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