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军饷不足和而发生哗变，最后携带大批明朝最先进的火炮装备包括数十门红夷大炮以及上万士兵投降了后金。
令徐光启想不到的是，他的宏伟蓝图，不久即为孙元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突然率部哗变和投降后金所破坏。孔、耿二人所率领的部队装备了直接从澳门引进的红夷大炮，而且还曾雇佣公沙的西劳等13名葡萄牙炮手，他们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早被聘用的西方军事技术人员。崇祯四年八月，孙元化遣孔有德、耿仲明率军前往辽东救援大凌河，兵至河北吴桥时，因粮饷匮乏，发生哗变。叛军配备红夷大炮20余位，大将军炮300余位，炮弹6斤至10余斤不等，尤其是士兵曾受到过葡籍炮手的操炮瞄放训练，……此后叛剿双方在登莱一带交战18个月，各倚红夷炮为攻守，出现了百炮齐射，“炮矢如雨”的局面。这样大规模的炮战，在我国军事史上是空前的。不久，二将率残部携十数门红夷炮和众多火器手投降后金，如此行径不但给明军在登莱方向造成莫大的损失，而且使关外明军处境更加恶化。被围困在大凌河的祖大寿部明军，也于1631年10月败走锦州。大凌河要地的3 500门火炮，包括数十门红夷炮，尽为后金军所有。……吴桥兵变，明军元气大伤，大大改变了明与后金军火器数量的对比。此后，明军已无法恃火器为长技。
孔有德的投降，令后金以汉人为主体的炮兵部队，战力激增且战技精进，经搭配以满人为主的八旗步骑兵后，在当时即形成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劲旅，此一崭新形态的军队编组，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许多战役中，更发挥了极大威力。
这是对明朝军事最沉重的打击，不仅损失大量先进武器，改变了与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牺牲了大批优秀人才。而孙元化也因被指责无能而被处死。徐光启策划的训练火器新军的计划永久搁置，入主中国的满清政权在巩固统治后逐渐漠视、甚至抵制火器的发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也被拖后了数百年。
有人说，明朝在张居正当政时没有提高商业税，依然使国家“财政赢余”。“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 这国库积银四百万两，可明代当时一些工商业巨头的财产资本远超过四百万两，国库里的银子居然还不如私人银子多，这已经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了。
这样的“财政赢余”是从张居正改革的两项主要措施：一是尽可能收缩政府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尽可能在农业上榨取更多的油水。张居正的改革仅仅是在保持原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挖掘原有制度的潜能，提高原有制度的效率，修补原有制度的漏洞。而对于真正需要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已经和经济现实与国家需要严重脱节的税收结构制度，张居正则并没有触动。
并且，张居正改革期间的行为也侵犯了众多文官的利益，造成在其死后的被清算，改革措施也多被废除。这样的改革所带来国家财政困难的缓解，是相当脆弱的，并由于它建立在国家财政的收缩，及无意外事变发生的基础上，治标不治本。一旦发生大的军事危机，或者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者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的时候，改革带来的财政好转假象马上就会消失。故而当戚继光要求训练更多的军队和更大的军事行动来彻底消除北边游牧民族的威胁时，张居正坚决不同意。
明英宗以后政府甚至丧失了对货币的控制权。这也是爆发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
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明王朝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明世宗实录》卷191）
3。千年罕见的自然灾难
17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末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而且当时的自然灾害是全球性的。许靖华说：
我和我的同事过去30年来一直在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湖沼地质实验室从事古气候研究。通过与欧洲、亚洲、南美、北美的同行合作研究，我们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观点，我们的数据表明，自大约一万年以前的冰川融化期以来，存在全球变暖时期和变冷时期的交替。全球温度变化对地区降水有可预见的影响。……在近4000年以来有4个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也即小冰期）。
而明末所处的17世纪上半叶到中叶正是这样一个向“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尤其以末期的1580～1644最为寒冷。这段时期在一千年里是最冷的，在一万年里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万年里也能排进6～7位，是相当寒冷的，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是最寒冷的时期。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灭亡后的1650年左右。李隆生说：
17世纪中叶是一个全球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几乎整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部分地区都发生动荡和暴乱。例如1648～1653年法国投石党运动；1642～1660英国发生的大反叛（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33、1634、1637、1645、1648年发生在莫斯科的动乱；1628～1644年中国的农民暴动；1624、1647、1664发生在墨西哥的暴动。
17世纪中叶，普遍发生的全球性危机（17世纪危机），除了每个事件背后的地区性原因外，一定存在一个共通的因素。……17世纪中叶的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少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发生饥荒、瘟疫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不安。
Romano考察欧洲的国际贸易、工业、农业，发现如下的三项重要结论，……大概在1600年以后，欧洲的农业发展停滞，在失去农业部门的支持，商业和工业部门在1620年以后也失去成长动力；1620年以后的17世纪，除荷兰外，整个欧洲经济处于停滞状态。Romano因此认为1620年前后，“不仅代表一个世纪的断裂，也决定一个新世纪的特性”。
1630年代末期和1640年代初，日本北方一连串不寻常的凉夏以及其他地方的旱灾、水灾、减少谷物收成，特别是1641～1642年的大饥谨，造成许多人畜死于饥饿与疾病。……到164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
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与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最为严重。
远东地区也没能逃过全球变冷的冲击。17世纪明朝末年华中地区又冷又干。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统治期间出现了最恶劣的气候。在40多年里（1601～1644年），历史学家记载了两次‘八年大旱’，即连续八年的严重干旱。在河南，据记载在整整三年里未下过一滴雨。
学者王家范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说：
韩国学者朴根必、李镐澈在我国《古今农业》上发表了题为“《丙子日记》（1636～1640）时代的气候与农业”的论文，指出“17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危机。
因有《丙子日记》的发现，在朝鲜境内已经得到确证。我国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以及相关论文集刊，也证实1470年至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且旱涝互生）的历史时段，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现在看来，由于气象史专家搜索的历史资料不全，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
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豫变纪略》一书，因对农民战争期间河南省情熟悉，记载详尽，在明清易代诸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对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摘录于下：
崇祯3年 旱。
4年 旱。
5年 大旱。
6年 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
7年 夏旱蝗。
8年 夏旱蝗，怀庆黄河冰。
9年 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
10年 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
11年 大旱蝗，赤地千里。
12年 大旱蝗，沁水竭。
13年 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
14年 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
15年 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当时气温最为寒冷的时期肆虐了20余年。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导致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粮食产量骤然下降，如此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极度削弱了明朝的国力。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越来越频繁。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有人研究认为，由于传播鼠疫的跳蚤不喜马而使以骑兵为主的满清军队受鼠疫影响不大，而明军和农民军都曾先后大规模爆发鼠疫流行而丧失战斗力。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轻易攻占，而搜出七千万两财富的李自成军队旋即惹得鼠疫疾病而迅速丧失战斗力，导致败走北京。
从上可知，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困难。明朝极低的税收所造成的社会治理能力低下，罕见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瘟疫，以及政府无力赈灾和发饷导致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兵变，给明朝带来的是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的后果。
附录一：《泉州市志》摘录
明代开始禁海，只实行“勘合政策”下的官方贸易，民间贸易被严格禁止。但明代民间商人反禁海斗争，从明中叶以后就逐步发展起来，泉州沿海商人冒禁出海者日益增多。一时，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比比皆然，形成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这期间，虽有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又有西方殖民者东来中国的商业掠夺，但民间商人的反禁海斗争规模壮阔。成化至弘治年间（1465～1505年）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走私队伍已经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力。到嘉靖初（1522年）便出现“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明世宗实录》卷五十四）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这种武装走私集团，被明朝政府称为“海盗”。其实，这些所谓“海盗”，他们并不攻城，也不杀官吏，只要官军不与之为难，他们彼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碰到穷人，他们有时还能给予接济，与一般的“海盗”大不相同。
这种民间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以官僚、地主和地方豪强为骨干，以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基本队伍。他们长期在海上从事武装走私活动虽属非法，但对冲破朝廷的禁海政策，促进东西方经济交流，却起着明显的作用。他们中间的突出代表，就是泉州人李旦。他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活跃于日本、印度、英国和荷兰之间，拥有大量资产和大批商船，而且有相当的武装力量，足以在海上与前来干预的官兵相抗衡。当时，西方殖民者东来，到处寻找市场，李旦是与之打交道的能手，扮演着为西方殖民者引荐的角色。甚至干脆与之合伙，共同经营海上贸易。明朝政府对他无可奈何。有人甚至向朝廷进言，想利用他这股力量，来与西方殖民者周旋。当时驻守东南一带的明朝镇臣俞咨白本曾向朝廷报告说：“泉州人李旦，久在倭用事。且所亲许心素，今在系。诚质心素子，使心素往谕旦立功赎罪。旦为我用，夷势孤可图也。”（《熹宗天启实录》卷五十三）
当时活跃东南沿海一带的著名海商，还有何亚八、洪迪珍、张维、许栋、许西地、谢老、严山老、张琏、林朝曦、林凤、李魁奇、褚彩老、刘香等。这些著名海商，有一些也是泉州籍人士。
隆庆元年（1567年），统治阶级采纳开禁派的建议，在漳州月港首先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准贩东西二洋，政府征收饷税。天启以后，海禁的开放出现更加不可遏制的趋势。泉州安海港继之而起，出现以安平镇作为根据地的著名海商郑芝龙。郑芝龙，南安石井人，18岁去澳门，投靠泉州著名海商、他的母舅黄程，学做生意，并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中学会了葡语。天启三年（1623年）他为黄程押运货物到日本，并在那里认识了李旦。李旦很赏识他的才干，将他收为义子。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了他的遗产和武装力量，成为继之而起横行海上的新的海上贸易首领，控制了东南一带的民间贸易。邹漪明《明季遗闻》记载，那时“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以“安平商人”为代表的泉州海上贸易，又进入黄金时代。安平是泉州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早就有从事海外贸易的历史传统。何乔远《镜山全集》就这样记载，那时，在安平这个地方，“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从事海上对外贸易的风气盛极一时。正如《安海志》所记载的：“安平人尚贾，十家而七，以贾为业。即农、儒、童、妇亦皆能贾。”在这个地方，以陈、杨、柯、颜、叶诸族姓行商人数最多。这种重商主义思想的抬头，还遍及晋江县及泉州、惠安一带。明末晋江人“史某，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而就贾。又有高元近者，邑之庠生，弱冠因贫从贾，远贸西南，多年始归”（《安海志》1983年版，第133页）就是典型的例子。泉州城内大商人郑梅峰，曾“出金钱数千缗，委二三苍头转毂旁郡国，通四方异货，遂赢得为奇胜，身治产积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一年之中，收息什之；数岁之后，收息百之；最后息千之，公以此起家”（庄为玑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第95页。），这种富商巨贾，当时在泉州城内还大有人在，甚至惠安崇武镇，也出现了“文献黄氏”一族数十人从事海外商业活动，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
这种民间贸易仍然存在“独资”与“合资”两种形式，而贷本经商则相当普遍。从内部组织关系可划分为几种形式：所谓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国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这是一种租贷型的经营方式，商民向“豪门巨室”借贷造船或势家宦室租船给商民出海贸易。另一种经营方式是殷实商民自置帆船，运载货物，延揽商人出海贸易，号称舶主。他们往往对那些散商科敛船金和方物，进行剥削。最具封建性的经营方式是豪门巨室私造大船筹集资金然后指派家中拳拳的义子出海贸易，则在闽南十分普遍。还有为数众多的大小商人采取合资造船出海贸易的方式。这是一种临时性、松散型的联合贸易组织形式。
附录二：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会的影响
张正明 载《明清晋商及民风》
一、明初商人的社会地位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种经济政策。《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商被排在了最末位。朱明王朝建立后，继续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①洪武十四年（1381）还规定：“农民之家止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绸纱。”②“重本抑末”，主题在于“重本”，“抑末”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