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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的先辈们深信西学中源说，把回归“六经”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却迈开了前所未有的步伐。直到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1770～1830年）以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发现我们自己大大落后了。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成为近代科学。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这一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然而由于政策失误，他把这个机会失去了。
1999年10月12日 席泽宗
第三章、明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
一、西方人眼中的明朝
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是耶稣会士，他在返回欧洲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其中有以下记载：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其中一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西班牙人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载：
他们的食物很好，十分丰盛，他们吃很多的猪肉，跟西班牙的羊肉一样好，一样有营养。我们看见的水果，有的象我们在西班牙所产，另一些我们则未见过，但极香甜味美。……经过的街道满是人，如有一粒麦子掉落，它很难落到地上。
他们还有一件非常好的使得我们都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惊叹的事，那就是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老是客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这些人就居住在所说的房屋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馆舍中住到死去，此外他们在这些地方养得有猪和鸡，因此穷人无须行乞而活下来。
他们在福州城郊区走了半个多列格，……第二天一大早，总督派许多人到他们的寓所，为他们准备了两顶华丽的轿子供神父乘坐。……尽管他们行进的很快，仍然用了足足一个半钟头他们才到达城门，觉得在郊区走了两个列格；郊区人口众多，有漂亮的屋舍，以及许多摆满货物的商店，若不是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会认为那不是郊区而是城镇本身。”“它（指福州城）仍然是该省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尽管在别的省有比它大的多的），而据说皇帝及其朝廷驻跸的城，有30万户，不过国内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城，叫做南京。葡人曾予以大量报道，但肯定有关此城的雄伟报道甚多。我本人根据到过广东城的权威人士，耶酥会士所听闻和确定那是真实的，这些人应该是可信赖的。
……此类记述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可谓数见不鲜。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也说中国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 而清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二、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影响
关于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张正明的《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会的影响》对此有详细论述，引下作简要引用：
1。明初商人的社会地位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深恐“民急则乱”。为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制定统治政策时，认为“农为固本”，认为农业生产如不能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无法安定，其政权也难以支持。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小农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封建主靠压低商人的地位来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以维护剥削。统治者也惧怕商人的经济实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重农轻商是明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屈居末位。
但明朝政府的重农轻商政策，并非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的补充、调节和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统治服务。明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彰德税课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黜之。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 明政府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使商业在有限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商人逐渐改变着其社会地位。
2。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官僚阶层的渗透
对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明人董含说：
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
当时的四民观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特别是在商人势力较强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例如《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 此类记载于各地地方志中数不胜数。
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人甚至通过钻营仕宦，或通过其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仕宦职者），对国家政权发挥影响，以逐渐改变其社会地位。
以家族为纽带的官商合作形式在晚明中国不胜枚举，最经典也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是明末势力最大的晋商张氏和王氏家族。张氏家族的权力核心人物张四维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取进士，万历三年（1575）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去世后，出任内阁首辅，累官至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妻兄王诲等都是商人；其三弟张四教是非常成功的大盐商；四弟张四象的前妻王氏家也是大商人，继妻范氏家仍是大商人。张四维家和王崇古家为姻亲，张四维的舅父王崇古嘉靖二十年（1540）考取进士，官居兵部尚书、陕西总督；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王崇古的父亲王瑶是长途贩运的贸易商；王崇古之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是活跃的大盐商。张、王两个家族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弟自修亦为大商人。御史永郜春巡视河东盐池后说：“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言中所称之势要，就是指张、王两大家族。通过科举入仕形成的官商合一的大商人家族在晚明中国比较普遍。在张正明为明末清初16位成功的晋商作的小传中，几乎在每个家族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官商结合的明显痕迹。另外，对晚明中国政治起到过重要影响的东林党与商人家族之间也瓜葛甚深，其成员籍里主要集中在商业发展最为活跃的江浙和山陕地区，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首领顾宪成本人是商人家庭出身，其他成员或来自商业家族，或与商人有亲密的社会关系。
在更深层次方面，对于明代中国资产阶级未能进行激烈革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上，官商结合可能给我们启示：
中国官商结合的产权制度，提高了晚明中国商人阶级“革命”的机会成本。在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运行过程中，他们对现行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官吏选拔制度产生了依赖性，不愿意改变现状，采取集体行动去推动制度变迁，其问未能催生一个带有反叛精神的资产阶级也就不足为奇了。费孝通对此问题的理解可谓入木三分，他说这些“欲求自保的资产阶级”靠近政权、打入官僚阶层的战略“并不是攻势，不是积极的目的，而是消极的目的——并不想去‘取而代之’，而是只想逃避，‘吃不到自己”’；“他们更不想改革社会制度”，因为一旦如此，他们就“不能靠这制度得到经济的特权”。
……在明末的中国，新兴商人阶级没有和王权统治者结盟，财富与国家权力未形成一致的目标，这加速了国家权力的衰微。
3。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轻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活动。一些儒生士子在“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1506～1571）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 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 明末晋江人“史某，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而就贾。又有高元近者，邑之庠生，弱冠因贫从贾，远贸西南，多年始归。”
不仅商人们热衷于经商获利，那些世代之家、积祖务农之家以及老实忠厚的仆人、望子成龙的父母，也都看好了经商之途，或者亲自经营，或者勉励子弟。做买卖、搞生意成为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业，一种兴家立业的最佳方式。……远在陕西内地的农民也经不住商品经济的诱惑，看准了经商可以致富这一门径。……一般农家靠经商致富，官宦之家也要靠经商复兴家业。……商人更从经商中尝到了甜头，一心一意让儿子继承父业。……这种追逐商业利润的风气浸淫了社会的各个地区。……某些本非商品的事物也成了了商品，可以买卖交换，且有明自牌标价。……商品经济的意识同样渗透到了官府衙门之中，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吏都将手中的权势当作交换金钱的商品。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晚明传统社会。如薛论道在《题钱》一文中描述道：
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
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王平认为：正因为金钱有如此大的神通，才引诱得人们垂涎欲滴，不择手段地去获得它、占有它。上至朝廷命官，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钱神”趋之若鹜。为金钱不惜铤而走险，不惜兵刃相见。官场风气因之腐败，社会道德随之堕落。
由于拜金思潮的泛滥，明代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也愈来愈深，可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抗倭名将戚继光曾遇见一场令其震憾的民间大斗殴。明朝义乌原属经济不发达地区，但后来陆续发现矿藏，于是当地农民纷纷开矿并因此致富。邻近的永康县人也来到义乌开矿，引起义乌人的强烈不满。于是义乌人组织数千人前往拦截，双方在义乌城外的八宝山开始了一场惨烈无比、旷日持久的斗殴。当地政府无力调解和阻止，只好派人“观战”。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起，义乌矿工、乡民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爆发械斗，双方参与殴斗人数累计达三万人左右，历时四个月，直到十月秋收方告结束，死伤共计二千五百余人。
由于捐纳之风盛行，已使官场酷似市场。明人周顺昌说：“方今仕途如市，人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这种拜金观念思潮还反映在民间传说中。明末赵南星在其《笑赞》中说：唐三藏西天取经，到了雷音寺，迦叶长者索要小费，三藏无奈，只好将紫金钵给他。猪八戒忿忿不平，在释迦牟尼面前告了一状。“佛说：‘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向时舍卫国长者请诸弟子下山，将此经诵了一遍，讨得了三斗三升麦粒黄金，你那钵盂算有多少金子？也在话下！’说得个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恼恨恨地走出来说道：‘逐日家要见活佛，原来也是要钱的’”。 金钱魔力如此之大，上至天理，下至人伦，无不趋钱附利，在这股思潮下，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经商。这不能不说是晚明社会的巨大变化。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对晚明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影响，文学作品中对商人描写的比重越来越大。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文学巨著《金瓶梅》中西门庆就是一个豪商。“……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其中还有“合伙而商”、分利及其它商业活动的描写。其它著作中的商业活动描述还有很多。
晚明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国民间文学作品，比如南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凌漾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天然痴叟的《石点头》等，都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许许多多官商“互利”的例子，可见官商一体的格局已然成为主流。从当时商人的传记中，更可以看到官商相通的现象相当普遍，官商结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影响社会上礼制、生活风气。在商人的推动下，僭越礼制现象日甚一日，是非荣辱已出现商品化。顾炎武感叹当时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尤其是商人一掷千金的奢华风气，改变着过去朴实、俭约、守成之规。如清代《震泽县志》载：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食器皿不敢奢侈……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多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
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它反映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天崩地裂”的时代，标志着古老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并对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私营）工商业的巨大发展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委琐。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