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沿着邵力子先生的这段话，做一些分析。先说“窒塞民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可能认真地去普及教育，普及科学。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日记》上写着，1690年2月17日康熙皇帝对他们说：“我们这个帝国之内有三个民族，满人像我一样爱敬你们，但是汉人和蒙古人不能容你们。你们知道汤若望神甫快死的那一阵的遭遇，也知道南怀仁神甫年轻时的遭遇。你们必须经常小心会出现杨光先那种骗子。你们应以谨慎诫俱作为准则。”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为了“窒塞民智”，和个人的独断独行，康熙又扼杀了另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当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据潘吉星先生研究，巴多明原稿书名为《根据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Dienis或Diones）的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简称《解剖学铨释》（Antonie Medchoue），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
1713年康熙对皇子们说：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1592～1666）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断人之是非”既是康熙学习科学的出发点，也是目的。1702年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当李光地（1642～1718）将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呈送给他看时，他马上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韩琦博士在《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一文中，除举此例外，还有很多的叙述，这里只再转述李光地本人受捉弄的一例，以见康熙之为人。
1689年二月康熙到南京后，先派侍卫赵昌向天主堂远西学士法国人洪若翰（Jeande Fotaney，1643～1710）、意大利人毕嘉（G。Gabiani，1623～1694）询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南京）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毕、洪等一一计算，又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呈文送上。康熙得知详情以后，在一班大臣的前护后拥下登上南京观象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据李光地自己回忆：
“既登，余与京江（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余：
‘你认得星？’
余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抄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
上指参星问云：‘这是什么星？’
答以参星。
上云：‘你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
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的实在不认得。’
上又曰，‘那是老人星？’
余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
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
上问淡人（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
曰：‘不相与，不知。’”
李光地本来是想讨好康熙，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这年五月康熙回到北京以后，就将他降级使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光地记得这么详细。但从上述对话中，康熙说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看见，又反映出他的天文知识不够深入。事实上，在福建、广东一带，南极星是看不见的。
南京观象台上的这场天文对话，完全是个预谋，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习天文的目的是什么了，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焙耀自己，批评别人，梁启超的论断是对的。
4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梁启超批评康熙“失策”，这绝不是苛求于前人，而是正确的历史结论。不要说与他同时代的法王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1715年去世）和俄国彼得大帝（A。Peter，1689年亲政，725年去世）相比，康熙在科学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远远落后。就是与100年前的徐光启（1562～1633年）相比，也是落后的。徐光启在主持改历的时候，提出了一套发展天文学的方法，他说：“欲明天事，只有深伦理，明著数，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而已。……除此之外，无他道焉。”（《崇祯历书？恒星历指？叙目》
这套方法，也可以说是政策。1996年我在北京一次天文学会议上讲出这段话，把其中我加了着重点的20个字，命名为20字方针，大家听了以后，都对徐光启感到钦佩，有人甚至提出要把这20个字刻到我们国家正在制造的大望远镜“LAMOST”（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上。拿这段话来检查康熙的所作所为，那他就相差太远了。
4．1用人问题
徐光启临终前把李天经由山东请到北京负责历局工作，可谓“知人善用”。康熙即位时年仅8岁，就碰上了杨光先状告汤若望。这场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斗争，最后以杨光先失败告终。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 Monteiroda 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是一种工具，是他们的敲门砖。当他们的仪器制造、历法计算能满足皇宫的需要时，也就无需再向前探索了。康熙聘请南怀仁与法王路易十四聘请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G。D。Cassini，1625～1712），在效果上是不一样的。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1682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1713年创办蒙养斋，李光地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实际上的决策权仍由宫廷掌握，康熙的三儿子胤祉是全权代表。
4．2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
康熙在位期间，1662年伦敦成立了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1700年柏林成立了科学院，院长莱布尼兹。对于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学术建制，康熙并非一无所知。据韩绮研究，白晋和傅圣泽都向康熙介绍过法国的“格物穷理院’’（即法国科学院）和“天文学宫”（即建于1667年的巴黎天文台），蒙养斋的建立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的进行，即与此有关。但蒙养斋后来成了一个单纯编书的机构，《律历渊源》100卷编成以后，也就结束，研究工作很少。由全国大地测量所完成的《皇舆全览图》（1718年）是一项重大成果，但秘在内府之中不让人看；对于测绘方法也没有记载，以至到乾隆时代，再进行测绘工作时（1756～1759年），仍然不得不请耶酥会士做指导。
康熙年间所进行的大地测量工作，实际上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科研计划的一部分，康熙不自觉地做了此工作的组织者。当《皇奥全览图》在中国还在严格保密的时候，巴黎已于1735年出版，广为流传。詹嘉玲（C．Jami）正确地指出：
“严格地来讲，几乎不能使用‘科学交流’一词。耶鲜会士的资料称，康熙曾1693年派遣白晋出使欧洲，其使命是为中国带回其他学者，并试图将此行作为外交使团。但事实上，康熙从未制定过专门对法国的科学交流政策。将这种形式描述成两国之间的一种学术交流，仅仅是由法国耶蛛会士造成的。”’
康熙时代对欧洲交流的唯一渠道就是耶酥会土。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樊守义（字利如），到欧洲旅游28年（1682～1709年），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回国后，康熙只是在避暑山庄召见一次，并不任用。康熙身为一国之君，不学外语，当然可以，但有这么多的传教土在中国，办个外语学校，让八旗子弟学学外语，这是易如反掌的事，都没有做，更不要说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了。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遇，却给错过去了。
4．3制造仪器和观测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中有《测量全义》（1631年）10卷，第10卷为《仪器图说》。“仪器”这个词汇在此卷中首次出现。这表明科学仪器的制造和研究，被有意识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天文仪器发展史上，望远镜的出现是一个飞跃。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象以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1618年邓玉函（Johann Schrek，1576～1630）已把小型望远镜带到中国。1618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远镜说》，对伽利略的发现和发明做了介绍。1629年徐光启建议制造望远镜来观测行星和该年9月9日的日食，这和伽利略首次用望远镜观天只相差20年。可是过了40年以后，1669年康熙命令南怀仁做天文仪器的时候，望远镜反而不做了。并不是南怀仁不知道望远镜，他在《灵台仪象志》卷二中写着“玻璃望远镜、显微镜”，但就是没有做。这过错要由康熙来承担。1730年8月17日巴多明从北京写给法国科学院院长道尔都？德？梅郎（Dortous de Mairan）的倍中说：“皇宫里有许多望远镜和钟表都出自欧洲最能干的工匠之手。康熙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望远镜和钟表对于精确地观察天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没有下令他的天文学家们去使用这些器具”。观象台的天文学在皇家的控制下，并不想进行新的发现，只要做些方位天文学的观测，满足历法工作需要就行了，而南怀仁的六架大型仪器足够矣。
更糟的是，南怀仁的这些仪器制成以后，并没有拿来进行观测，潘鼐先生发现，《灵台仪象志》星表中的黄经，是利用《崇祯历书》上的数据加上累积岁差归算而得，并非实测，黄纬则完全一样；赤经、赤纬大致是从黄经、黄纬归算而得，也非实测。不仅如此，整个清代所编的星表都是依据前人或欧洲的星表，加上岁差归算到所用历元，只有少数数据是出自观象台的实测。徐光启要求的“审造器，随时测验，迫合于天”，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据李迪、白尚恕调查，收藏在故宫中的科学仪器近千件，望远镜就有一二百架，多为康熙、乾隆时物。这么多的科学仪器，收藏在深官秘院中，不让发挥作用，该当何罪！
4．4理论问题
徐光启的20字方针，头6个字是“深伦理，明著数”，这里的“伦理”并不是现在的伦理学，而是理论。中国传统科学的一个弱点就是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几暇格物编》就是如此。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他都未予以重视、进行研究。《数理精蕴》53卷，分上下两编，上编《立纲明体》，下编《分条致用》，似乎系统性、理论性很强。但在上编“数理本原”部分，回溯于河图洛书，正宗归于《周髀算经》，其次才是《几何原本》，而这里的《几何原本》又非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而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欧几里得几何在这里被大卸八块，本来的公理演绎体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康熙对待数学和理论的态度。
4．5“西学中源”问题
西学中源说并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提倡却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1704年11月21日，他在听政时发表《三角形推算法论》（全文约600余字），文中说：“论者以古法、今法（西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
1711年他与直隶巡抚赵宏讨论数学问题时又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康熙最重要的一着是，1705年5月11日召见梅文鼎（1633～1721年），面谈三天，亲授机宜，并赐“绩学参微”四个大字。梅文鼎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回去后三番五次地说：
“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撰著家皆所未及。”（《绩学堂诗钞》卷四）
“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大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绩学堂诗钞》卷四）
“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又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历学疑问补》卷一）
《历学疑问补》是梅文鼎论证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作，随着这一著作收集在《梅氏历算全书》中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正式出版，这一学说遂遍传宇内，广为人知。同年，御制《数理精蕴》也正式出版，其中《周髀算经解》又说：
“汤若望、南怀仁、安多（A。Thomas）、闵明我（C－FGrimaldi）相继治理历法，问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传。”
西学中源说既有“圣祖仁皇帝”提倡于上，又有“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论证于下，又得到西洋传教士的一致认同，这就成了乾嘉时期的思想主流。回归“六经”，本来是明末遗民反思亡国之痛，和清初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