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有记载说三炮打向敌营，就取得大胜。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对付以骑射为其长项的军队，子母铳有奇效和威摄力。既然攻击蒙古骑兵有此奇效，那么攻击满洲骑兵也同样可怕。康熙帝看到是汉人制造子母铳，很不放心，于是坚定了限制火器发展的决心。武器专家戴梓随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东北。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又下旨说子母铳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亦即以汉人为主的部队不许制造和使用。这种对以骑射为主的满蒙八旗极具威胁的武器，绝不许汉人军队配备（即使是在满清严格控制下的），应该是“英明”的皇帝思考后的决定。
鸟铳到了乾隆时其制作技术已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类似民兵）以协助军队，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乾隆下令禁止全国民壮演习鸟铳。起因为山东刚有人造反，但未用鸟铳，很快就被扑灭。但由于鸟铳显而易见的威力，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建议将武举考试中的舞刀改用鸟铳，以中靶多寡定成绩，但乾隆帝“深思熟虑”后否定了。他传谕说鸟铳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上面山东“造反”的例子，说如武科改用鸟铳，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之事就难禁止，天下也将难管。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乾隆这种“深思熟虑”是对汉人的高度警惕和防范。康熙和乾隆的英明决策多只出于本族之私利。这种“英明”的决策为他们的“部族天下”带来了二百多年的江山，却将整个中华民族拖入了深重耻辱的苦难之中。所以说，中华科技文明被蛮族入侵以后确实形成了巨大的退步，明清现代军事、武器方面的对比也仅仅是个缩影而已。
附录一：明朝军事四个第一
张昊天，《军事文摘》2007年第9期
作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朝代，明朝在军事技术方面曾取得四个世界第一。
首创“水雷战”击沉日本战舰
早在16世纪，各种类型的水雷就已经成为明朝海军的重要武器。1549年制造的“水底雷”，可称为世界上第一枚水雷。该雷用木箱做雷壳，油灰粘缝，下面的绳索连接铁锚，控制深度，人工操纵击发，比西方制造和使用水雷早了200多年。第一颗定时爆炸水雷是1590年制造的“水底龙王炮”。该雷用牛脬做雷壳，内装黑火药，用香点火作引信，凭借香的燃烧时间来定时引爆水雷。第一颗触发水雷是1637年明朝末年制造的“混江龙”水雷，该雷通过与舰船直接接触进行引爆。
据史料记载，在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时期，明朝海军曾使用“水底雷”一举击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水雷取得实际战果，比日俄战争（1903年～1905年）中的水雷战早了近3个世纪。
“火龙出水”是反舰导弹“鼻祖”
明朝在16世纪发明的“火龙出水”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两级火箭。“火龙”的龙身由约1。6米长的薄竹筒制成，前边装一个木制龙头，后边装一个木制龙尾。龙体内装有火箭数枚，引线从龙头下的孔中引出。龙身下前后共装4个火箭筒。前后两组火箭引线扭结在一起。前面火箭药筒底部和龙头引出的引线相连。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的4个火药筒，推动火龙向前飞行。火药筒烧完后，龙身内的神机火箭点燃飞出，射向敌人。这种火箭已经应用了火箭并联（4个火药筒）、串联（两级火箭接力）原理。它用于水战时，可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远。当飞向敌舰时从龙嘴发射火箭直接攻击对方舰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从战舰上发射的大型远程火箭武器，堪称“反舰导弹鼻祖”。明朝海军也因此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支装备和使用反舰火箭的海军。
最早使用触发式地雷
明代工匠设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钢轮压火击发引爆的铁壳地雷。明朝陆军广泛装备了这种地雷，并用它在江浙地区多次重创进犯的倭寇。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使用非人工引爆的触发式地雷，西方到18世纪以后才有类似的武器。
第一支骑炮兵
明朝陆军曾装备有一种“虎蹲炮”。此炮首尾长2尺，炮头由两只铁爪架起，外形酷似一只蹲卧的老虎，看起来煞是威风。开火前，先装填5钱重的铅弹或石子上百枚，再用一个重30两的大铅弹或大石弹压顶，发射时大小子弹齐飞出去，杀伤力惊人。该炮重量轻，体积小，非常适合骑兵用战马直接驮带，由此便催生了明朝陆军的骑炮兵。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骑炮兵，又领先了西方大约200年。
附录二：康熙盛世：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2007年，经国际天文学会的批准，国际永久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席泽宗星”。
1清代科学开始落后
1952年12月6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遗憾地说：
“西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做学问上，虽然有了不起的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做引导，但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可以拿出手来，做为清代治学的成绩。双方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顾炎武（1613～1682年）、阎若璩（1636～1704年）活跃于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5）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陈美东说的灿烂群星中，徐光启（1562～1633年）是一位代表人物。正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的，“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考、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竺可桢将他与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相比，觉得毫无逊色：
第一，培根著《新工具》一书，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以经验为依据，实验是认识自然的重要手段，但仅限于书本上的提倡，未尝亲自操作实践；徐光启则对于天文观测、水利测量、农业开垦，统统富有实践经验，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
第二，培根过分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忽视了演绎法的作用；徐光启从事科学工作，则由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入手，而这本书最富于演绎性，培根之所短，正是徐光启之所长。
第三，培根著《新大西洋岛》（New Atlantis）一书，主张设立研究院，进行集体研究，自己却未实现。徐光启则主张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应大力发展，同时应培养人才，研究与数学有关的10门学科，即所谓“度数旁通十事”，既具体又切合实际，并亲自建立历局，主持历法改革。
第四，培根身为勋爵，曾任枢密大臣、总检察长和大法官，但对国事并无建树；徐光启任宰相，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论人品，培根曾因贪污受贿，被法院问罪，关进监狱，处以罚款；徐光启则廉洁奉公，临终之日身边存款不到10两银子。
但是，徐光启和培根去世后，中英两国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1644年是个转折点。斯年，英国克伦威尔（1591～1658）率领的铁骑军，在马斯顿打败了封建王朝的军队，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中国则是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恩格斯指出：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又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正是思格斯所说的这种情况。第一位统治者顺治在位18年（1644～1661年）期间，忙于征战，烧杀抢掠，全国人口锐减，生产大大下降。第二位统治者康熙如果继续按照这条残酷的镇压路线走下去，则势必不能长治久安，他只得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文化情况，迅速汉化，而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又要防范汉人，这一民族矛盾就决定了他在信任远道而来的传教士方面，有时超过汉族大臣。通过这一背景来看康熙，他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会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本文就想从这里谈起。
2《律历渊源》剖析
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于1654年生于北京，即顺治定都北京后10年。8岁时，父亲顺治去世，继承了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康熙，在一些年长的大臣辅佐下，成了清代的第二个皇帝。14岁亲政以后，立即果断地清除了辅政大臣鳖拜，废除了奴隶主法权，使满族彻底转变到封建制的轨道上来，安定了社会，巩固了政权，开辟了“康雍乾”三代鼎盛的局面，并平反了南怀仁等的锗案，从而赢得了“英明”、“伟大”的荣誉。但是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第一，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律历是体现皇家权威的重要标志。“古者帝王治天下，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宋史？律历志》中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律、历、数这三门学科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运用当代已经掌握的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中的错误，是有为君主的重要“文治”之一，康熙要“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清史稿？诚隐郡王允祉传》），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好大喜功的表现，并非要发展科学才如此他，目的性和徐光启不同。
第二，《律历渊源》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象考成》42卷，是在90年前的《崇祯历书》的基础上编成的，只是根据南怀仁《灵台仪象志》和《康熙永年历法》等做了一些数据修改，新的内容很少，正如程贞一先生所指出的：“《历象考成》与当时西方天文著作相比，其差距要比《祟帧历书》与以前西方天文成就相比的差距大得多了。”
《律历渊源》第二部分《律吕正义》5卷，介绍了西方五线谱的编造和用法，是其特色；也肯定了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但到乾隆编《律吕正义后编》（1746年）时，又加以否定，并以问答形式，罗列其“十大罪状”，大大倒退了。
《律历渊源》第三部《数理精蕴》有53卷，被誉为数学百科全书，内容最多，影响也最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不足的一面。这部书只介绍了中世纪的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对17世纪新出现的数学只介绍了对数和计算尺。伽利略说：“哲学是写在这部永远摆在我们眼前的大书中的——我这里指的是宇宙。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学习用来写它的话言和掌捏其中的符号，我们是不能了解它的”。伽利略说的“哲学”就是近代科学，当时“科学”这个词汇还没有出现。李约瑟同意柯瓦雷（A。Koyre）的分析，近代科学需要与数学结合，但不是中世纪的数学，数学本身需要改造，必须使数学的本质更接近于物理学。紧接着李约瑟列举了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数学发生的一系列全新的事情：
（1）维埃特（1580）和雷科德（Recorde，1557）终于精心制订了一套令人满意的代数符号；
（2）斯泰芬（Stevin，1585）充分估价了十进小数的功用。
（3）内皮尔（Napier）在1614年发明了对数；
（4）冈特（Gunter）在1620年创造了计算尺；
（5）笛卡儿（Descartes）在1637年建立了坐标和解析几何学；
（6）1642年出现了第一个加法计算机＇帕斯卡（Pascal）＇
（7）牛顿（Newton，1665）和莱布尼茨（Leibniz，1684）完成了微积分。
这7件事情中，最重要的是（5）解析几何和（7）微积分，而恰恰是这两项最重要、最新的成果，在1723年出版的《数理精蕴》中毫无反映，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在传教士身上；但（1）符号代数没有反映，康熙本人就要承担责任了。据詹嘉玲（C。Jami）研究，1712年夏天，法国耶酥会士傅圣泽（J。－FFoucquet，1665～1741）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皇帝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了以后，觉得“晦涩”，比旧法“更难”、“可笑”，就把这门新科学的传播给扼杀了。直到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合译棣么甘（A。DeMorgan）的《代数学》（Elments of Algebra，1835年），这门新科学才又重新来到中国，但延滞了将近150年。
《数理精蕴》所汇集的数学知识已不先进，再挂上“康熙御制”，又紧箍了人们的思想，就这样，乾嘉时期虽有许多人受其影响研究数学，但成就有限，与世界水平越来越远。
3康熙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
“一门新学科由于他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这个人又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关系太大了。这样，这位皇帝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以下就沿着邵力子先生的这段话，做一些分析。先说“窒塞民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可能认真地去普及教育，普及科学。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