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埃文就完全融入了我们的团队。劳拉和斯诺登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不得不承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俩意识到我们之前的怀疑完全没有根据：埃文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渴望跟进此事的记者来说是必须具备的要素。埃文没有给我们设定种种限制，而是时不时地告诉我们最新进展，并且帮助我们打破束缚。事实上我在香港期间，要数埃文表现得最为积极。在劳拉、斯诺登和我还不确定如何处理这些秘密文件的时候，他就要求一定曝光此事。我很快便意识到他支持《卫报》积极跟进此事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保证伦敦方面完全置身事外。
伦敦时间一大早，埃文和我跟艾伦通了电话。我想尽可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甚至可以说要求《卫报》当天就将稿件发表出来，同时明确地了解一下《卫报》的立场。那虽然仅仅是待在香港的第二天，但我内心已经决定，如果察觉报社方面还有任何的犹豫，我一定要另找出路。
我非常直接地说：“我打算先刊登这篇有关威瑞森公司的稿子。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不立刻就这样做呢？”我问艾伦，“还在等什么？”
他向我保证不会耽搁。“我同意。我们已经准备就绪。简宁今天下午需要跟律师进行最后一次会谈。会谈结束后一定会发表的。”
我提到《华盛顿邮报》手里有关于“棱镜”计划的材料，因为这让我益发感觉迫不及待。艾伦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不仅想要成为第一家曝光国安局监控项目的报纸，还想成为首家曝光“棱镜”计划的报纸，显然想要抢在《华盛顿邮报》前面。“我们没理由听他们的。”他说。
“那太好了。”
伦敦时间比纽约早四个小时，所以在简宁到办公室与律师会谈之前还有一些时间。于是我利用那段时间跟埃文一起最终敲定了有关“棱镜”计划的文稿，因为知道艾伦跟我们一样积极主动也就感觉放心了。
那天我们完成了关于“棱镜”计划的稿子，并且用加密的邮件把它发给了纽约的简宁和斯图尔特·米拉尔。现在我们有威瑞森公司和“棱镜”计划两颗重磅炸弹，并且已经做好了准备发布，我的耐心快消磨殆尽了。
纽约时间下午三点也就是香港时间凌晨三点的时候，简宁开始了与律师们的会谈。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一直没睡，直等着了解最后的结果。当我跟简宁通话时，只想落实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要立即刊登有关威瑞森公司的那篇稿子。
可是这种情况并没出现，而且还差得很远。简宁告诉我还有“很多”法律问题要处理。她说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就会进入我厌恶的环节：《卫报》向政府官员汇报我们的计划，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劝阻我们。我勉强接受这种说法，即《卫报》向政府汇报是为了给后者机会解释为何不能发表，如果此举不是拖延术，而只是为了让我们延缓几周再发表以期减小其影响的话。我宁愿看到《卫报》让政府不得不出面禁止发表这些稿件。
“听起来要发表这个稿子还得等上几天甚至几周而不是几小时吧。”跟简宁网上交流时，我将满腔的怒火和烦躁一股脑儿地抛了出来。“我再重申一次，我会尽一切可能保证文章即刻发表。”这种威胁含蓄却又直白：如果不能在《卫报》上立刻刊登，那么我会另想他法。
“这点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简短地答道。
这时已是纽约的深夜，我知道一切都只能等到第二天再进行。之前我很沮丧，但这一刻我变得十分忐忑，急于知道结果。《华盛顿邮报》打算刊登有关“棱镜”计划的报道，而作为署名作者的劳拉也从格尔曼那里听说他们会在周日也就是五天后刊登这篇文章。
跟劳拉和戴维商量过后，我发现我不想再等《卫报》做出行动了。我们一致同意开始另想办法，如果继续拖延我们必须有备用方案。我曾在《民族》 （The Nation）周刊和《沙龙》网络杂志发过很多年的稿子，给他们打电话后很快便收到了回音。两家杂志都告诉我他们愿意在几小时内立刻刊登有关国安局的那篇稿子，提供我需要的一切帮助，律师已经准备好立刻审稿了。
有两家政治媒体愿意而且迫切希望把国安局的丑事昭告天下，这点让我士气大振。但是跟戴维商量之后，我们想到了一个效果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不借助任何媒体机构，直接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的网站，域名就叫作“揭秘国安局”，然后在那里发布文章。一旦我们将手头大量的有关国安局监控行为的宝贝资料公开，就会很容易招募到编辑志愿者、律师、调查员和经济上的支持者，组成一个崇尚透明、坚持发布反体制新闻的团队，一起来报道这次美国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爆料事件。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些文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曝光国安局秘密监控行为的机会，而且还可以曝光现有媒体腐败的运作机制。以独立的新式报道方式曝光多年来最为重大的事件，而且不借助任何大型媒体机构，这对我极具吸引力。这将极具魄力地强调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强调重大新闻的报道能力并不依附于影响力的媒体。新闻自由不仅保护职业记者，还保护了所有从事新闻报道的人，无论他是否有工作单位。我们在没有大型媒体机构的保护下将上千份国安局机密文件公布出来，这一步所体现的大无畏精神对其他人也是一种鼓舞，鼓励大家一起进行新闻报道时不再畏首畏尾。
那天晚上我几乎又熬了一个通宵。凌晨时分我就给值得信赖的一些人打电话咨询，有朋友、律师、记者，也有曾经密切合作的同事。不出所料，他们都给出了相同的建议：单枪匹马这样做太过冒险，必须得到媒体机构的支持。我希望得到一些反对独立行事的论据，他们也的确给出了很多充分的理由。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在听过各种告诫之后，我在与劳拉网上联系时又再次拨通了戴维的电话。他坚定不移地表示，投靠《沙龙》网络杂志或者《民族》周刊太过谨小慎微，等于不进而退。如果《卫报》继续拖延，那么只有在一个新创建的网络平台上发布消息才可能体现大无畏的精神。他还说这样做会影响全世界的人们。尽管一开始疑虑重重，劳拉也同意大胆地迈出这一步，创建一个全球化的网络，将所有渴望公开国安局监控情况的人联系起来，这将带来深远而又重大的意义。
于是在香港时间的当天下午，我们共同决定，如果《卫报》截至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2点仍不愿意将文章发表的话，我就立刻终止与他们的合作，把有关威瑞森公司的文章帖到我们的新网站上去。虽然很清楚其中的风险，但我依然为这个决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我也明白，有了这个备用方案，那天我跟《卫报》商讨这件事时会更有底气：因为我感觉不再必须依靠他们才能报道此事，摆脱对他们的依赖为我增加了力量。
那天下午跟斯诺登在网上交流时，我告诉了他这个计划，他的回应是：“相当冒险，不过很大胆，我喜欢。”
我赶紧睡了几个钟头，在香港时间下午三四点钟时醒来，发现离纽约时间周三的早晨还有几个小时。我知道按道理我得给《卫报》下最后通牒了。我想把这件事继续下去。
我一看到简宁上线就赶忙问她事情的进展。“我们今天能发表吗？”
“希望如此吧。”她回答道。她含糊其辞的答复让我有些恼火。那天早晨《卫报》仍尝试跟国安局取得联系，向他们汇报此事。她说等收到回复我们就知道时间安排了。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等。”我说。此时的我对《卫报》的拖延彻底失去了耐心。“这么清楚明了的一件事，无论我们是否发表，又有谁会去在意他们怎么想啊？”
抛开这个让我嗤之以鼻的步骤不说，在决定发表内容方面，政府根本不该成为报纸的编辑伙伴。我们关于威瑞森公司的报道危害到国家安全的说法也站不住脚，虽然报道涉及一份允许国安局系统搜集美国人民电话记录的简单的法庭指令。“恐怖分子”能从这曝光的法庭指令中获益实属可笑。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恐怖分子都早已清楚政府在监听他们的通话记录。能从我们的文章里有所收获的不是那些“恐怖分子”，而是美国民众。
简宁跟我重复了《卫报》律师的话，坚持说我认为报纸会因为遭到胁迫而放弃发表曝光文章的想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法律要求他们了解美国政府官员会如何回应。但她向我保证，她不会因为将此事含含糊糊地跟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就受到压力而变卦。
我并不认为《卫报》会被胁迫，我只是不知道法律还有这条要求。我担心的是跟政府交涉最起码会耽误进程。《卫报》确实曾经发表过激进大胆的文章，这也是我一开始选择跟他们合作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他们有权利表明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而不是让我自己做最坏的打算。简宁一再重申他们工作的独立性，这对我来说有些宽慰。
“好吧，”我说我愿意再等等看，“但从我的角度出发，我仍认为今天就应该发表。我不想再等了。”
纽约时间中午时分，简宁告诉我他们已经将发布机密消息的计划告知了国安局和白宫，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那天上午白宫已任命苏珊·赖斯（Susan Rice）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卫报》新上任的负责国家安全问题报道的记者斯宾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在华盛顿有熟人朋友。他告诉简宁，官员们此刻都在“忙”苏珊·赖斯的事。
“他们现在不认为需要给我们回复，”简宁写道，“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有这个必要了。”
香港时间凌晨3点，也就是纽约时间下午3点的时候，我仍没收到任何消息，简宁也没有。
“他们有最后期限，还是他们想什么时候回复就什么时候回复我们？”我用挖苦的口气问道。
她回答说《卫报》要求国安局在“晚上12点前”回复他们。
“要是他们到那时仍不回复呢？”我问。
“那时我们自己决定。”她说。
接下来简宁又告诉了我另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因素：她的老板艾伦·拉斯布里杰刚刚登上了飞机，要从伦敦飞来纽约监管有关国安局的报道。这意味着在随后的7小时左右里将联系不上他。
“不经艾伦允许你们能发表这篇文章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篇文章那天就不可能发表，因为艾伦乘坐的飞机预定到达肯尼迪机场的时间是深夜时分。
“我们看看吧。”简宁说。
我发觉现在遇到的体制性障碍恰恰正是当初我选择加盟《卫报》时想要避免的：法律层面的担忧、与政府官员的协商、逐级上报、风险规避以及行事拖沓。
几分钟后，大约凌晨3点15分，简宁的副手斯图尔特·米拉尔发给我一条即时消息：“政府方面回复了，简宁正在与他们通话。”
等待的时间好似没有尽头一般。大约一个小时后，简宁在电话里给我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将近十几位来自国安局、司法部和白宫的高级官员跟她通了电话。一开始他们高高在上，但还算客气，说她并不理解威瑞森公司案件法庭指令的意义和“背景”。他们想约她在“下周的某个时间”安排一次会面并做出解释。
简宁告诉他们当天就要发布消息，除非得到不能这样做的确切理由。这时他们变得更加蛮横无理：他们说她不是“负责任的记者”，《卫报》也不是一家“负责任的报纸”，因为它拒绝给政府更多的时间来阻止消息的发布。
“没有哪家正规的报纸会在没有跟我们会面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发布新闻。”他们说，显然是在为争取时间而拖延。
简宁语气中透着强烈的不满，这让我备受鼓舞。她强调说虽然她一再询问，这些官员仍没能清楚地解释发布这些新闻会如何损害国家安全。可是简宁仍不同意当天发表。通话最后她说：“我看看能否联系上艾伦，然后再决定怎么做。”
我等了半小时然后直截了当地问：“我就想知道今天还发不发这条新闻了？”
她避开了这个问题，说联系不到艾伦。显然她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官员们指责她不负责任；另一方面，我这里毫不妥协步步紧逼。最重要的是，报纸的总编还在飞机上，也就是说《卫报》190多年历史上最为艰巨重大的抉择要由她来做出。
我在网上跟简宁聊着的同时还一直跟戴维通着电话。戴维说：“快到下午5点了，这是你给他们的最后时限。该做决定了。要么他们发表这篇文章，要么你告诉他们放弃跟他们的合作。”
他说得对，可是我却犹豫了。就在我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家安全泄密事件曝光前一刻把《卫报》甩掉，这将成为一桩巨大的媒体丑闻。就算我做出公开解释，这仍会给《卫报》带来极大的伤害，结果反而可能会逼他们通过攻击我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将卷入一场闹剧，一场给大家都造成伤害的闹剧。更糟的是这将让民众不再关注事件的核心——国安局丑闻。
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担心：即使跟《卫报》这样的大型媒体合作，把几十份国安局秘密文件公布出来也是冒险之举。如果在没有机构保护的情况下单打独斗，那更是险上加险。朋友和律师们给出的明智告诫不断在我脑中回响。
我正犹豫着，戴维说道：“你别无选择。如果他们不敢发表，那么他们就不适合你。你如果被恐惧操控将难成大事。这就是刚才斯诺登得出的教训。”
我们一同商量着跟简宁网上沟通的措辞：“现在已经5点了，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时限。如果不在30分钟内立刻刊登稿件，我将终止与《卫报》的合作。”刚要点击“发送”，我又迟疑了一下。这句话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仿佛是勒索信般的做派。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卫报》，所有的一切都将公开，包括这句话。所以我缓和了下语气：“我明白你有你的顾虑，必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我要继续前行，做我认为需要做的事情。很抱歉这件事没能做成。”然后我点了“发送”。
没出15秒，我旅馆房间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简宁打来的。“我觉得你这么做很不公平，”她说道，毫无疑问有些烦躁。如果我离开，那么没拿到任何机密文件的《卫报》将失去报道这件事的所有机会。
“我看你才不公平呢，”我答道，“我反反复复地问你准备什么时间发表，可你却不肯明确回答，只是搪塞。”
“我们今天就发表这篇文章，”简宁说，“最多再等30分钟。我们只是在做一些最后的编辑、设计标题和排版工作，5点半之前就能完成。”
“好的，如果这样安排，那没有任何问题。”我说，“我肯定愿意再等30分钟。”
下午5点40分，简宁给我发来了一个附带链接的即时信息，我已经为此等了好几天。“文章已经发表。”她告诉我。
标题是这样写的：“国家安全局每天都在收集数百万威瑞森公司用户的电话记录。”副标题是：“独家专稿：要求威瑞森电信公司呈交所有电话数据的绝密法庭指令，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国内监控的严重程度。”
在这之后，是海外情报监控法庭授权指令的链接。我们文章的最初三段就把全部内容和盘托出：
“威瑞森电信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按照4月发布的一份绝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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